马夫人康敏与人通奸，依法会受什么刑罚？
吴钩
金庸武侠小说隐藏着好几个通奸偷情的故事，如《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锋，与嫂子私通，还捣鼓出一个私生子欧阳克；周伯通与“南帝”段智兴的妃子也有一段情；《天龙八部》中的马夫人康敏，生性放荡，与丐帮执法长老白世镜勾搭成奸，害死了丈夫——丐帮副帮主马大元；《倚天屠龙记》中明教教主阳顶天的夫人，与成昆也有奸情。
那么问题来了，在古代，一对男女如果被发现存在奸情，会受到怎么样的刑罚呢？
也许你会毫不犹豫地说，奸夫淫妇会被沉塘、浸猪笼、骑木驴啊。对不起，这说明你戏曲小说看多了，被编造故事的小文人带进阴沟里去了。
《天龙八部》与《射雕英雄传》的历史背景都是宋代，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宋朝的法律。根据《宋刑统》，“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通奸的男女不会被浸猪笼，或者骑木驴，而是各判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如果当事女性有丈夫，则再加半年刑期。也就是说，假如白世镜与康敏没有谋杀马大元，仅仅是通奸的话，即便被告上法庭，也只是获刑两年而已。
而且，对于通奸罪，宋政府又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即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
也许我们可以用南宋判词辑录《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个判例来说明。大约宋理宗时（正好是《射雕英雄传》故事展开的时间），广南西路临桂县的教书先生黄渐，因生活清贫，带着妻子阿朱寄居于永福县陶岑家中，给陶家当私塾先生，借以养家糊口。有一个叫做妙成的和尚，与陶岑常有来往，不知何故跟黄妻阿朱勾搭上了。后来便有人到县衙门告发，称和尚妙成与阿朱通奸。县衙的糊涂判官不问三七二十一，将妙成、陶岑、黄渐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于杖责，发配充军。这一判决，于法无据，与理不合，显然就是胡闹。
黄渐不服，到州法院上诉。主审法官范西堂*翻推**了一审判决，根据“奸从夫捕”的立法意旨，尊重黄渐的意愿，让他领回妻子，离开永福县。和尚妙成身为出家人，却犯下通奸罪，罪加一等（《宋刑统》规定，“若道士、女冠奸者，各又加一等”），“押下灵川交管”，押送到灵川县牢营服役。一审判官张阴、刘松则罚杖一百。
范西堂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通过这一判决，申明了一条立法原则：“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傥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国家立法，必须顺乎情理，否则法律便有可能成为恶法。具体到通奸的行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确实是有伤风化、为人不齿的丑行，但是，如果男女间一有暧昧之事，不管当丈夫的愿不愿意告官，便被人检举，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则难免“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因此，范西堂认为，对通奸罪的立法，不能不以“奸从夫捕”加以补救，将通奸罪限定为“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滥用。
元朝开始尚沿用“奸从夫捕”的司法惯例，但在大德七年（1303），元廷便废除了“奸从夫捕”的旧法，原因是当时一个叫郑铁柯的官员发现，民间有男人“纵妻为娼，各路城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盖因奸从夫捕之条，所以为之不惮”。郑铁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按照法律，通奸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官员不能主动出马捉奸。如果废除“奸从夫捕”之法，要求“四邻举觉”，则小民“自然知畏，不敢轻犯”。元廷采纳了郑铁柯的建议，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如此一来，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南宋法官范西堂担心的“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景象，宣告来临。
而且，我前面有篇文章已说过，从元代起，通奸的行为也变得非常冒险，除了要受国法惩罚（妇女“去衣受杖”，即剥光衣服行杖刑。元明清三朝相沿）之外，法律还允许私刑，奸夫淫妇被捉奸在床，杀死无罪，如《大清律》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
马夫人康敏应该庆幸她生活在宋代。假设她与白世镜私通的奸情被乔峰无意中撞见了，乔峰可不可以跑到衙门检控呢？按照宋朝“奸从夫捕”的立法精神，作为旁人的乔峰是没有检举义务的，即使去检控了，衙门通常也不会受理。
当然，她与白世镜合谋害死丈夫马大元的罪行，是另一回事，不在本文叙述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