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引言
古代休假制度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传统和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古代社会中，宗教和祭祀活动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了庆祝宗教节日，表达对神明、祖先的敬意，人们通常会停止日常劳动，进行祭祀、庆典等活动。这些宗教节日逐渐演变为固定的休假日。同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受到农耕生产周期的影响。在播种、耕作等重要农事活动之间，农民会有相对闲暇的时间。这些时间段可以被视为一种自然形成的休假制度，使农民在劳动之余有时间休息和恢复体力。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适度休息对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力的重要性。长时间连续劳动会导致人体疲劳、精神萎靡，降低生产效率。因此，为了确保劳动者能够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休假制度。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国家制度的建立，社会阶级和职业差异逐渐显现。不同阶级和职业的人享有不同的权益和待遇，其中包括休假制度。特别是官吏、士族等上层阶级，他们享有更为优越的休假待遇，以保障其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能力。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休假制度的产生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在中国古代，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成为人们共同庆祝的日子，使得这些节日逐渐成为固定的休假日。
秦朝
从刘邦、李由到焦仲卿等不同层级的官员，都有休假的记载。这说明秦朝的休假制度不仅局限于高级官员，而是普遍适用于各级官吏。这表明秦朝重视官员休假，认识到休假对于维护官员身心健康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性。秦朝休假制度允许官员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如刘邦回家种田，李由回咸阳探望父亲。这种回归家庭的休假方式有助于强化官员与家庭、亲情的联系，缓解因工作职责而导致的亲情疏离感。在秦朝，官员在履行公职的同时，也可以腾出时间处理个人事务。例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求假暂归”，表明秦朝官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上级请假，解决个人问题。这有助于在官员的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找平衡，减轻工作压力。《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任秦朝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史记·李斯列传》里有李由“告归咸阳”探望父亲的记载；
汉朝
在汉朝休假制度的基础上，后续朝代逐渐完善和发展。汉朝的“五日一休沐”制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的休假制度既关注官员的个人卫生需求，又注重他们与家庭的联系。
据《汉律》记载，早在西汉时就有明文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官吏平日里办公、住宿均在官衙，且家属不允许跟随，于是朝廷便规定官吏每5天可以“休沐”，“休沐”便是休息、洗浴之意。当时沐浴很不简单，常需花费不少时间。因为古时男女都留长发，发多易出汗藏垢，需常洗濯，而且每次要用栉篦梳洗，洗完又要唏发(晒发)，发干还需绾髻。
东汉时期，《史记·百万君传》记载官员每五日洗沐归谒亲，不仅关注官员的个人卫生需求，还允许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这表明当时的朝廷对官员的家庭生活给予了更多关注。此外，《汉书·霍光传》提到汉时期实行“轮休”制度，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休假时，上官桀（汉昭帝上官皇后的祖父）会留在办公室处理政务。这一制度使得官员在休假期间得以放心，工作得以保障。
魏晋时期，《魏令》和《晋令》都提到了休假制度，将官员放假纳入法律体系，使之呈现出法制化趋势。这一时期的休假制度进一步规范，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官员职责的履行。
南北朝时期，官吏们开始尝试实行“轮值”制度，分组轮流住在官署，使得官员能够更多地回家与家人团聚。这一制度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休假制度的完善，使得官员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同时，也能够享受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
唐朝
在唐代，休假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官员下班后可以回家，家眷也得以随同异地任职的官员居住。官衙的设计多为前面办公，后面居住。休假政策调整为每10天一次休假，史称“旬休”。
唐代的休假制度将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各休息一天，称为“浣”，意为洗沐。因此，休息日又称作“上浣”“中浣”“下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提到：“十旬休假，胜友如云”，意指大家利用“旬休”举行聚会。唐代诗人薛能和李建勋在诗作中也提到了“旬休”。
唐朝高度重视节令，将节日休假纳入官方制度。法定假日的设立始于唐代，如中和节、清明节、中秋节等。《唐律》规定元日（春节）、冬至、清明放假七天。唐玄宗信奉道教，又规定道诞日（二月十五日）放假一天。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将皇帝诞辰命名为千秋节，放假三天（唐肃宗时改为一天）。此外，中秋、夏至、腊日放假三天，放假一天的节日多达二十一个。
探亲假方面，官吏父母在三千里以外可享有每三年三十天的探亲假，五百里以外则有十五天。儿子行冠礼放假三天，子女婚娶放假九天，其他亲属结婚则根据亲疏关系放假六天、三天、一天不等。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九月有十五天的备制寒衣假。父母去世时，文官需丁忧三年，武官则为一百天；授业恩师去世也有三天假。
晚唐时期正式确立了退休制度。《通典》记载：“大唐令，诸职事官，七十听致仕。”“诸职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
宋朝
在宋朝，休假制度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文昌杂录》记载：“官吏休假，元旦、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各三日；立春、清明各一日，每月例假三日，岁共六十八日。”
宋朝在沿用唐朝的“旬休”制度、元旦、冬至、寒食放假七天等基础上，创设了“天棋节”、“天庆节”（皇帝母亲生日）等新节日，并在节日时放假。探亲假从原来的每三年一次改为每年，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各官衙封印停止公务，各级官员回家过年，次年正月二十日返回衙门开印办公。
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宋朝官员请假更为随意，不想值夜便可写上“腹肚不安，免宿”。宋朝除了常规假期外，各种法定节假日和节令节假日合计近百天，官员每年休假可达120天以上。
宋朝休假制度也关照了下层人士，如服役的工匠，在元日、寒食、冬至和腊日各休假一天。这些工匠每日工作约10小时，炎夏时节（五月初一至八月初一）工作量减半。流配囚徒也可享受“旬休”，在元日、寒食、冬至各休假三天。
然而，过多的假期有时会导致政务堆积。包拯认为假期过多，特意上书宋仁宗，请求将每节假期从七天减为五天。
元朝
与其他朝代相比，元朝在官员休假方面显得十分吝啬。元朝统治者受游牧习俗影响，取消了大部分假期，规定每年的假期只有短短的十六天。
中统五年（1264年），元朝政府针对京府州县官员制定了休假规定：“若遇天寿（皇帝生日）、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元旦）、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十月一日（重阳节）、立春、重午（端午节）、立秋、重九（重阳节）、每旬，各给假一日。”这些假期共计十六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规定中，还附加了一句“公务急速，不在此例”。这表明，在元朝，官员的休假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果有紧急公务，官员甚至无法享受这些有限的假期。
明朝
明朝时期的休假制度与宋朝相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官员们的基础休假被缩减为“一月一休”，而大量的节令假也被废除，只有元旦、冬至、元宵三个节日被保留了下来。其中，元旦休五日，冬至休三日，元宵休十日。
尽管明朝同样取消了大部分节假日，但相较于元朝，明朝的假期相对较长，比元朝的假期多了两天。按照规定，明朝官员们每年只有十八天的节假日，其中元正（元旦）五天、冬至三天、元宵节十天。值得注意的是，元宵节十天长假是从朱棣时期开始推行的。
清朝
清朝的休假制度基本沿袭了明朝，主要有冬至、元正（元旦）和元宵三个节日。然而，由于这三个节日在时间上相互接近，清朝采取了一种“封印”休长假的方式，将这三个假期贯通。封印的起止时间由钦天监测算吉日确定，每年不固定，大约从旧年的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起）放至新年的正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止）。
这也是清朝公务员们的唯一节假。与其他朝代相比，清朝的休假制度相对较为严格，节假日的数量有限。然而，清朝采用“封印”休长假的方式，使得官员们在一段连续的时间内得到休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作压力。
新中国
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形成了当时中国法定假日的基本格局：每年4个节假日，元旦1天、春节3天、“五一”1天、“十一”2天，全民法定假日共7天。
从1949年建国到1994年的40多年里，中国一直实行的是每天8小时、每周48小时的工时制度，即星期天公休一天。
然而，在1967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国出现了“无假的十年”。1967年1月底，全国各地发表了春节不回家的倡议，报纸也发表了“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的倡议。因此，那一年的春节没有放假，甚至比平时还要忙。有人充满激情地贴出了“三十不停战，初一接着干”的门联。
1979年，报纸刊登了两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读者来信，题目是《春节为什么放假》，表明了政府对于春节休假的态度。当年春节，部分省份恢复了春节休假，次年全国全面恢复了春节休假制度。过年的习俗也逐渐恢复，如放鞭炮、年夜饭、访亲走友等习俗重新上演。
同年，时任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平胡**，因工作原因经常需要到国外出差。他发现，联合国周五下午从不开会，这引发了他对各国工时制度的关注。他发现欧美国家普遍实行五天或四天半的工作制度，虽然工作时间较短，但工作效率很高。此外，这种工作制度对旅游、教育等行业产生了正面促进作用。
*平胡**回国后向领导汇报，得到了肯定答复。1986年，*平胡**受命带领研究中心开始研究中国是否有条件实行五天工作制。根据调查，当时中国大部分企业有效工作时间仅占制度规定工时的40%（即大部分人在摸鱼）。*平胡**做了一个调查，让工人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之间做出选择，80%的人选择了后者，也就是“增加一天休息”。
1987年年底，*平胡**带领课题组完成了总体报告和21项分报告，指出中国具备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条件，并建议立刻制定方案，逐步推行。
1994年2月3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国家实行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第一周星期六和星期日为休息日，第二周星期日为休息日，依次循环。双休日（大礼拜）和单休日（小礼拜）一时成为流行语。
增加双休
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规定：从5月1日起，中国“公休假日”延长至两天，即每周五天工作后休息两天。实行双休日后，法定节假日加上星期日，中国劳动者每人每年休息日由原来的59天增至104天。新工时制使人们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同时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增加黄金周
1999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普遍不景气。当时有效需求增长乏力，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国务院调整原有法定节假日安排，将“五一”、“十一”放假天数分别由原来的1天和2天增加到3天，并通过调整前后周末休息时间，形成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连休7天的长假。
假日旅游热潮席卷全国，长假制度从此被视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一大举措。然而，这个模式的问题很明显，由于假期太集中，全国人民都集中在这几个时间出行旅游，大大影响了出行体验。
从1995年到1999年的休假制度调整，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在这期间，中国政府调整了法定节假日安排，将“五一”、“十一”的放假天数增加，以拉动内需和促进消费。虽然这种长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经济，但也带来了假期过于集中、旅游拥挤等问题。
取消五一黄金周
2007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放假办法取消了“五一”黄金周，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为法定节日。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实行的“多个小长假+2个大长假”的休假体系。
在2007年的休假制度变革中，政府对法定节假日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原有的“五一”黄金周，以减轻过于集中的旅游压力。同时，增加了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清明、端午、中秋三个节日作为法定节假日，使休假制度更加符合民众的需求，强化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此外，《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颁布也进一步保障了职工的休假权益。根据这一条例，企事业单位职工根据工作年限，可享受不同天数的带薪年休假，从而有助于保障职工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自2007年以来的休假制度变革，旨在解决过去假期集中、旅游拥挤等问题，同时兼顾民众的休闲需求和传统文化传承。这一改革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民众生活品质的关注，也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和出行机会，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休闲等产业的发展。
恢复五一黄金周
2019年五一劳动节假期为4天，是因为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调整了2019年五一假期安排。这是一个特殊情况，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根据通知，2019年五一劳动节假期安排为：4月29日（星期一）至5月1日（星期三）放假调休，共3天。同时，根据周末休息安排，2019年五一假期实际上有4天，即从4月29日（星期一）至5月2日（星期四）。
这种特殊安排是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突显劳动人民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贡献。此外，较长的假期也有助于促进国内消费，拉动内需，提振经济增长。
从2020年开始，五一劳动节假期恢复为5天，当时，受疫情的影响，旅游业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人们的出行意愿受到了抑制。为了缓解疫情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同时也为了刺激旅游业的复苏，国家决定将五一劳动节放假时间延长至5天。这样，民众可以通过更长的小长假来出门旅游，稍微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同时也能为旅游业的复苏和拉动消费做出一定的贡献。从此以后，五一劳动节的小长假时间就一直维持在了五天。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休闲、旅游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将五一劳动节的假期延长至5天，有助于满足人们的需求，提高生活质量。长五一劳动节假期，能够刺激国内旅游、餐饮、零售等行业的消费，从而有助于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在过去的一些节假日，如春节、国庆节等，由于假期较长，人们纷纷选择出行，导致交通、景区等压力较大。延长五一劳动节假期，有助于分散其他节假日的压力，提高旅游体验。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假期较短。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欧美国家，五一劳动节假期通常较长。延长五一劳动节假期，有助于适应国际惯例，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虽然五一劳动节假期延长至5天，但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总的休假天数，因为需要调休，即在周末上班。这样的安排既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又避免了影响工作效率。
取消调休
休假制度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和进步，近年来取消调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我国现行的休假制度中，除法定节假日外，还有一些调休假日，即将周末工作日调整为休息日。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取消调休，即将调休假日还原为工作日。主要原因是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鼓励企业增加工作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但这一做法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认为取消调休不仅不利于职工休息，还可能加重职工工作负担，不利于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是否取消调休，还需要在平衡不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权衡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