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政府颁布“食盐开中”的盐业经营政策。
世居临潼清河之畔的张氏家族就是这些陕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致在明代中晚期，张氏家族的祖上由陕来扬州业盐，并长期寓居扬州，日益成为陕西寓居扬州的盐商中的重要一支。
家族子弟中的张四科、张世进、张馨三人积极从事诗词创作，尤其前二者对当时的扬州文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陕商的崛起及其文化追求
明清之际，士商之间的边界已渐趋模糊，传统的社会阶层观念逐渐松动。 王阳明在其《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云：“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社会现实使得商人阶级的社会价值重新被估量。 商人阶层逐渐被重视。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 如冯梦龙“三言”、凌濛初“二拍”，取材于当时的商人生活，商人阶层多以正面形象出现。
明清时期，文士的文集中增加了许多商贩的墓志铭、专辑、寿序等等。 儒商倡导的“孝友睦姻任恤”风气，这使其替代了一些过去属于士大夫的职能。
如编撰家谱，修筑祠堂、私塾、书院、寺庙、道路等等。政府也逐渐放松对他们的控制，使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日益重要。明代是陕商的贸易活动勃然兴起的时期。 明初，受惠于“食盐开中”政策，陕商走上经商发家的商业运营道路，并火速发展起来。
“淮南鱼盐甲天下”，扬州是盐官及盐商鳞集之地。 但由于许多商人奔走于塞上江淮之间，盐引逐渐泛滥。永乐年后产销比例失调，商人常常无盐可支。明成化三年，为解决边商守候之累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户部尚书叶淇实行“开中折色”政策。 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与支持下，不少商人徙家扬州。
这造成陕西盐商在淮扬地区数量和实力的急剧增长，使陕商成为明中期以前实力最为雄厚的盐业贸易集团。 陕西临潼张氏家族，为陕商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家族的兴盛昌隆与族中子弟科名的获取休戚相关，“商而优则仕”，由商而儒，为中国古代商人的惯常做法，商人们在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
清代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知识分子和商贾，会采取一些怀柔政策，为汉族商人入仕提供便利。 如博学鸿词科，不限制身份，凡是督抚举荐的，都可以到北京考试。考试后便可以任官。在当时有不少陕商子弟或市井文人入博学鸿词，得人颇多。 清代除延续明代制度外，增设“商籍”，为陕商后辈入学和科考取得方便。
陕西商人崇教化、重教育，成立私塾、聘请名师，培养子弟入仕。 寓居于扬州的西商具有专用的商籍，其子孙可参与当地的科举。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九《科举志》统计；考取进士的陕西人有30位，考取举人的有42位，考取贡生的有三位。其中有几位为明政府中影响较大的人物，如王恕、温纯、李世逵等等。在清朝，有不少寓居扬州的陕商后辈以盐荚占籍科举入仕。据同治《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七统计，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十七年。
陕西商籍在扬州考中进士的有10人，考中举人的有20人，其中有不少人成为朝廷重臣或地方官吏。
江都陕商“一时人文极盛”。 在文化追求上，除踊跃攻举子业外，陕商也积极参与到扬州一地的文化活动，与扬州当地及南来北往的外地文士唱和往来。盐商文人们频频组织同道中人一同远游，登高赏景、吟风弄月。或积极出资，构建藏书楼，如蟫书楼、丛书楼等，皆有大量的藏书。藏书是文化财富的汇集。或购买园林馆所，修建宅园，这是“耕读传家”理想的一种体现方式。 家居环境的营造和重视文化的交往策略，为由商而文，以及更进一步的入仕提供了客观上的条件。
诗文学术是文化财富的创造，同辈之间的唱和往来，有利于营造融洽的文化环境。 通过风雅聚会，逐渐形成文化中心，在此文化中心生活的人，无论长幼，皆得文化之熏陶，促使书香绵衍，形成文化世家。 陕商由商转文，或亦文亦商，把酒谈欢，寄情于诗词创作，推动了扬州一地文化的繁荣与兴盛。
经商业盐之外，无论是科举致仕，还是诗词文学创作，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清初至清中期的社会文化环境
满清在明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趁机挥师入关，采取一系列铁血手腕入侵。 立朝后为了稳固疆土，继续施行残酷的*力武***压镇**政策，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压镇**的事件。
清王朝统治者入关后，逐渐意识到维护政权除了强硬的军事手腕还不够，还必须加强思想控制。 自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起始，*字狱文**便时有发生，顺治二年（1645），黄毓祺“反诗案”，首开*字狱文**。 *字狱文**在雍正、乾隆年间达到高潮。
乾隆帝在位60年，制造各类*字狱文**案更是多达135起，占所有清朝*字狱文**案件的绝大多数。 嘉庆朝后逐渐式微。*字狱文**在各地的分布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全国20个地区就有125起*字狱文**发生，其中苏、浙、湘、赣等4个区域共计发生57起，竟占45.6％，呈现高度集中的特点。 *字狱文**冲击面之宽泛，对文士心灵进行了十分严重的戕害。
在*字狱文**的恫慑下，此时的文人普遍怀有忧谗畏讥的心情，诗人不是歌颂皇权，便是遁迹山林，文学作品丢弃了经世致用的态度，多是不闻不问当世之务。 在文网密布的背景下，考据学得以迅速发展。文人承袭了清初学者的治学方法，潜心于古文献里进行文学训诂，名物考证，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清廷统治者控制社会文化思想的另一方式，就是编书。 以编书之名，行禁毁之实。
乾隆时期编成的《四库全书》由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总撰，戴震、姚鼐、邵晋涵参与编撰。
收录经史子集典籍三千四百馀种，近十万卷，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总汇著作之一。然而，乾隆皇帝为了统治人们的思想舆情和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发起了大规模的查究*书禁**运动，明令各地查缴违碍的书籍，然后销毁。 运动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发起，直至五十七年（1792）结止，持续了十九年之久。
据统计，乾隆时被禁毁的书籍有“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官员，还是身在乡野的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多不敢直面现实，描写社会的黑暗面，讽刺社会现实。作为颇具影响力的汉族商贾，临潼张氏家族本就受到统治者*压打**；进入乾隆朝后，家族子弟积极参加科举渴望入仕，更不敢撰写怨刺之作。所以张氏家族文人的诗作，多以交游唱和、山水景色、日常琐事等为对象。
所主办或参与的文学*会集**，更多是纯粹娱乐化的文学沙龙。 但即使这样，内心的愤懑不免时而流于诗词之中。据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上谕，张四科《宝闲堂集》即有违碍妄感愤语（见《禁毁书目》），是集被列禁毁，殆由于此。《著老书堂集》也于乾隆五十三年被书麟上奏清廷禁毁。 虽然史无明文，然其中有违碍处当无疑问。
二人的诗词作品遭到禁毁，足见当时政治环境之严苛及对文人的束缚之重。
三、扬州一地经济及文史发展
扬州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自隋唐以渐，日益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积累了丰厚的文化、文学遗产。唐宋时期，与扬州有关的文艺创作，呈现出郁勃繁荣的局面。 这种情况不仅构成了唐宋文学的一个亮点，也成为明清扬州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文学背景，被后世学者继承、发扬。
这种背景的意义不但在于前者是后者创作的一个简单传统，而且由于后世作家自觉地从不同角度回应此一传统。
从而使前者成为解析后者不可或缺的一个互文性因素。“扬州繁华以盐盛”，扬州的繁华以盐业为最。 乾隆年间，扬州的盐业经济达到鼎盛，垄断两淮盐业的八大商总齐集扬州，大小盐商寓居扬州的更是不计其数。
商帮或贸易集团的涌入，必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日渐生成奢靡之风。乾隆帝六次下江南巡游，是推进扬州繁荣的重要因素。地方官员和商贾自然不会放过攀附权贵的机会，官员为彰显自己统治之下的城镇兴旺发达，商贾为彰显自家家境殷实、底气深厚，纷纷加大对经济建设方面的投入，城镇、街道日趋浮华，勾栏瓦肆、舞榭歌台等商业娱乐场所大量增加，“竞尚奢华”成为扬州一地的普遍风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推动文化的繁荣。
自明代中期以来，扬州已变成不仅经济繁华而且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都会。 河运、盐政，使其成为一地的交通、经济中心，再加上众多学识渊博的商贾人士居住于此，他们亦贾亦儒的行为和作派，在这里鼓荡起雅俗共赏的文化高潮。扬州，既汇集有各类名士雅人，又有足够供他们展开沙龙式文学活动的歌楼舞榭。
结语
中国古典诗词以唐宋时期为黄金时代，研究者对清诗的关注度较少。即使在清代的文艺领域中。
戏曲、小说所取得的繁荣成就更容易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传统诗词研究者往往受贵远贱近思想的影响，清代诗词越发受到冷遇。当然，即便如此。
从清朝一直到今天，人们对清诗的研究也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相对来说，却仍然显得十分薄弱，也相当零散。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清代诗歌，是非常有意义的。家族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正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寅烙先生就提出从家族的角度来治中古史。他的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论略》《金明馆丛稿初编》等。
阐述讨论了地方家族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角。
从家族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研究进程。 文化家族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文化积累、发展的过程，其中经济的支撑和科举的推动是其重要的外部力量，而对学术和文学艺术的深刻崇拜和不断的潜于学、游于艺的实践则是其内在动力。 临潼张氏家族经过明清两代的物质积累，有充足的资产保证家族文学活动的进行。
家族读书风气之浓厚，除积极入仕外，兴建书馆、文社，收藏图书，筹备文学活动。 文学活动的开展又为张氏家族建立起人际网络，扩大家族在扬州的影响力。众所周知，清朝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人才辈出，加之*字狱文**的影响，许多好的文学作品都被埋没了。临潼张氏家族在清初中期的为文学界作出不小贡献，无论是组织集社活动、资助穷困文人。
还是自身吟诗立说，皆在当时乃至以后的扬州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张氏家族的文学作品在扬州、陕西两地的地域文史研究领域，皆占有一席之地。 让值得被鉴赏的文学作品重回人们的视野，是写这篇论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