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国家面对西方金融危机转嫁的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从2003年起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2005年以后每年以增幅高达15%的规模投资新农村建设。

国家增加对农村建设投入的目的，除了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使失业返乡农民在家乡得到重新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遗憾的是，大批投入到农村的资金，有的违背“生态文明”理念搞了一些破坏性的工程，有的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村精英结盟，蚕食了大量的应由农民受益的投资利益。

因此，温铁军教授在《八次危机》*特中**别指出：应高度关注因大规模增加农村基本建设投资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切实管好用好所有投入资金

必须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理念

面对国家不断增加的巨额投资，地方各级政府为了政绩，拼命争取，大干快上，只求眼下增加GDP，不顾日后是否有效益。

于是，一批又一批“豆腐渣”工程、破坏生态的项目应运而生。不仅给国家投资造成损失，而且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灾难。

现在看来，严格审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并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前置要件十分必要。凡是不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的项目，必须实行“一票否决”，千万不能姑息迁就。

必须体现扶助弱势群体的普惠原则

在经济发展处于困难时期，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更加注重国家的政策导向。中央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成了他们紧盯的目标，像“唐僧肉”一样都想吃一口。

于是，政府部门和资本下乡巧妙地与农村精英结盟，肆无忌惮地瓜分项目投资，农民的主体地位被剥夺。投资利益要么给政府部门腐败分子创造了条件，要么被资本下乡的老板和农村精英们蚕食。

所以，政府的财政和国家金融部门的投资都需要体现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性，体现扶助弱势群体的普惠制原则。杜绝“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村精英结盟，导致政策性的普惠制的国家投资被“精英俘获”。

必须依托传统村社内部化的管理机制

毫无疑问，大规模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必然要占用大量的农村资源。当这些被占用的资源没有给农民带来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投资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只有依托传统村社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才能弱化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带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冲突。具体方法：

以中央政府掌握的垄断金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组建能够统筹县以下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基本建设投资机构，把国家对“三农”的综合投资职能直接对接到乡村综合性的合作组织载体上，对村小型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由村级组织采取民主决策的办法由村民参与建设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