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贬值为何学费增加了 (十多年来学历贬值到底有多严重)

最近一条消息在微博讨论得热火朝天——“国内大学学费将会暴涨”,如华东理工大学爆出了相关的学费变化一览表,最高涨幅达到了54%。

学历贬值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十多年来学历贬值到底有多严重

上海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高校也传出学费上涨的新闻,很多学校总体费用在增加,需要老百姓负担的部分也有所增加。

很多人对于高校的涨价抱着排斥的态度,纷纷议论高校“丧失了初心”,情况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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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的设立初衷

其实,学费涨价离不开我国高校性质的问题。

在我国建国之初,意识到如果向欧美国家一样,把大学的放入自由市场中,那么对于当时中国大多数家庭而言,学费将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优质的教育资源将会牢牢地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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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我国高等教育为了与资本主义下的高等教育区别开来,规定了中国所有具有本专科资质的大学,不按照自由市场规律去运行的大原则,当时的大学生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家庭生活困难与否,只要能考上大学,学费、生活费到杂费几乎都免除了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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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大学的性质是属于国家所有制,即学校教育投入来源于财政投入,来自地方、中央政府财税和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也就是说——

中国的大学的教育投入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来支撑的,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让民众花费更多的资源去交换大学的教育资源,而在我国公办学校占据了所有具有本科资质学校总数的93%

本来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高等教育,之所以现在学费进行涨价,就不得不提1999年的高等学校扩招事件中,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高校的状况,直接导致了现在的“学费涨价”。

1999年高校扩招

1997年的时候,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仅5%左右,当时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各行各业都缺乏高等人才的同时,数百万高中毕业在5%的入学率下激烈竞争,在这样的基础下,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处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写了一封建议书给中央,这份建议书的名字叫《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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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的建议国内扩大高校的招生,培养高等人才,来满足国家经济增长、民族振兴等重任。

该建议被中央采纳,1999年*镕基朱**总理召开会议后决定高校扩招,从1998年开始扩招了47%,2000年扩招了38%,到了2003年的时候中国高校在校人数超过了1000万

高校扩招是好事,为什么说这份建议直接导致了现在的学费涨价呢?

高校扩招,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发展,除掉解决国内大学生数量发展不均匀、高等教育的普及关乎民族振兴等方向外,快速的扩招下也伴随着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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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也代表着学校的教育设施跟不上学生增加的规模,很多高校在扩大招生规模后,学生生活、学习所必需的配套设施都不能满足需求,与此同时,高校的师资力量也需要整体扩大。

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钱”的问题,学校建造宿舍、教学楼,维持老师工资等都需要大量的钱,国家支出全部的资金对于各地方政府来说投入太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书中有两个解决方案——

增加学费收入

通过学费的增加来补贴学校支出,如在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下,扩招每年可以多收取学费240亿作为高校的建设费用,与此同时,更换了针对贫困生直接补贴的原则,改为了扩招的学生中贫困生不因为家庭经济情况付不起学费,提出了建立助学*款贷**、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来加以解决。

通过扩大的学生群体创造价值来反哺学校建设

此次扩招的口号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也就是说,扩招的目的是配合国家市场的改革,缓解企业和行政上的压力,通过高素质的学生创造更大的价值,拉动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使得社会总价值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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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大学生招生扩大而带动的投资与消费初步能够达到1000亿,每年对GDP的贡献也超过半个百分点,整个社会经济规模快速增长也会有更多的钱投入到高校建设当中去。

刚开始的时候,高校的发展和大学的招生在协调发展中解决了,可是随着招生规模越扩越大,很多学校暴露出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培养目标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情况,使得很多高校毕业生发现掌握的知识在社会中已经被淘汰,毕业后难以适应劳动市场的需求,无法快速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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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2007年之间,高校的快速招生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改观,毕业的学生群体也为社会创造了很多的价值,可还有大量的学生找不到工作。

与此同时,快速扩建下高校因为基建规模太大,导致很多学校背上了巨额债务,截至2007年9月的时候,全国高校*款贷**总额度达到了2000多亿人民币,为了偿还这些*款贷**,一些学校使用的方式就是——提高学费和降低分数录取。

2008年,国家教育部长首次表示1999年高校扩大规模招生太急促,降低了当年的高校本专科生招生计划人数,相对于去年仅仅提高了5%。

就这样,招生放缓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下,我国政府对于高校投入和学校建设、学生教育开销之间进入了一个相对于平衡的模式,持续了数十年。

学历贬值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十多年来学历贬值到底有多严重

转折点在疫情,全世界疫情大面积蔓延后,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包括我国的经济增速也相对放缓。

可是高校作为社会的“象牙塔”,就算疫情到来,入学人数和学校的支出也是不会减少多少,甚至会增多。

高等院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地方财政,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多个地区的政府无法继续供给高校的高额支出,只能想办法优化成本的分担,如上海在4月18日的时候就发布公告优化公办高校的成本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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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来说,为了政府分担财政压力,除掉更改高校本身的经费使用方式和缩减招生人数外,常用的办法是大量引入外部资本或者提高进入门槛。

可是我国高校的性质是不允许这样做的,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益”,一旦引入外部资本,将会导致资本会将优质的教育资源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教育水平的严重不均使得整个高校教育丧失公平性,中低产家庭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取教育资源,这无异于透支国家的未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我国高校开支只能使用一个办法,也就是原来的老办法——涨学费。

结语

从2008年后的几次学费上涨,几乎都是来源于对之前招生政策“急促”的反弹,保证教育资源有效利用的前提下,防止大量高等学历低劳动力流入市场,继而拉低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不过,学费作为高等教育的“入场券”之一,在原来人们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以分数来换取教育便宜的入场券,但是如果学费继续提高,那么学费的性质就会改变,变成市场剥削劳动者的第一道关卡。

高额的学费和就业紧张的局势,最终阻断很多贫苦家庭孩子前进的动力,学费的价格高低从根本上干预了学生家庭对于未来的预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