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早上9点半，港交所锣声响起，22岁的京东第二次上市。

年中狂欢节，各大平台激战正酣，京东的一记上市锣声吸引了不少注意力。

不过，敲锣人并非刘强东。站在C位的是京东零售集团CEO徐雷，随后上台的还有京东战略执行委员会（SEC）成员，京东的核心管理层。

这一幕与6年前形成鲜明对比。那时候，刘强东站在绝对的中心位置，张开双臂，挥手、鼓掌，挡不住的意气风发。

他就是京东唯一的代言人。

6年后，刘强东经历美国明州的连续剧后，隐匿幕后。京东则靠着疫情期间出色的供应链和物流能力，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曾经深度绑定的创始人与公司，开始分割。

回顾两次上市的6年时间，是京东走到了不得不“去刘强东”的时刻，还是一次意外的黑天鹅事件，让京东在反思中获得了新生？

缺席的刘强东，成绩不斐的京东

虽然刘强东缺席，但挡不住京东在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据了解，京东在港交所共发行1.33亿股，募资金额高达298亿港元，超过网易创下港股今年的新纪录。

上市首日，京东开盘即上涨5.75%，总市值达7385亿港元。彭博社还曾报道，一些机构投资者在京东正式上市前就通过暗盘交易竞购京东股票，溢价高达4.9%。

市场的反应，离不开京东疫情期间的出色表现。

就在二次上市前的一个月，京东公布了2020年前三个月的财报数据：总营收1462亿，同比增长20.7%,年活跃消费者3.87亿，同比增长24.8%，环比净增2500万。

对比6年前，京东的确完成了跨越式发展：净收入增长8.3倍，用户数增长了8倍，市值增长了3倍多。

与京东在市场上重新收获好评的，是刘强东的逐渐隐匿。

2018年，明尼苏达事件后，刘强东停止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切言论，公共场合也鲜少见到他的身影。

这并非只是暂时性的公关策略，京东的“去刘强东化”还体现在刘强东在实际业务上的真正放权。

从2019年开始，刘强东就开始频繁卸任京东关联公司的职务，2020年4月，更是直接卸任了京东运营主体的法人代表、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目前刘强东已经卸任了超过30家公司的负责人职务，其中包括零售、物流、金融、云计算等关键业务。

比卸任更早的则是，对高管团队的动刀。

10%的高管末位淘汰制，相继离职退休的CLO、CPO、CFO、CTO，核心高管轮岗计划等等，年轻一批管理层开始走上前台，接管京东。

大规模组织调整后，京东集团分为京东零售集团、京东物流集团、京东数字科技集团三大子集团和多个业务板块，对应的负责人则是徐雷、王振辉、陈生强。

新高管团队出炉后，开始代替刘强东成为不同业务板块的发言人，其中徐雷更是接替了以往刘强东的作用。

2018年7月，徐雷上任京东商城轮值CEO，2019年，他取代刘强东成为京东运营主体的法定代表人，刘强东更是在在集团大会上公开表态，“谁不服徐雷，就是不服我。”

持股情况来看，刘强东14.7%的股份，拥有京东78%投票权，使得他仍然拥有绝对主导的意志，但与以往事必躬亲、绝对主导的地位来看，他如今的放手程度几乎不可想象。

京东的代言人和控制人

“如果有一天京东失败了，那么不是市场的原因，不是京东对手的原因，也不是投资人的原因，一定是我们的团队出了问题，而在团队这100%的责任中，一定有99%是我造成的。”

对于自己与京东的强绑定程度，刘强东非常清楚。

纳斯达克上市之后，刘强东一度成为明星般的存在。京东的高速增长，与奶茶妹妹的绯闻热度都把他捧到了一个极其显眼的位置，“不知妻美”至今仍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

而刘强东也不负众望，他的微博号和头条号成为京东公关的第一阵地。618战报、京东物流的新进展、扶贫公益事业乃至新品牌上线等几乎构成了账号的全部内容。

与官方代言人所匹配的，是刘强东对京东的绝对控制。

这种控制贯穿在京东的整个发展过程。在初期融资艰难时，刘强东就强调，“对于资本，我只有一个底线，就是控制权。我永远要控制股东会，永远控制董事会。”

路透社还曾报道，京东规定，董事会不能在刘强东缺席的情况下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更有爆料称，刘强东就算是出席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也不遗漏公司的大小会议，在美国游学期间，也从未缺席过高管电话会议。

刘强东坦言，“如果自己失去了京东集团的控制，那自己就会彻底退出，并且拿钱走人。”

京东内部的管理文化也倾向围绕刘强东为核心。

2012年之后，为上市做准备，京东引入很多职业经理人，尽管这些经理人职业经验丰富，刘强东往往还是更信任从京东内部成长起来的管培生。

管培生的挑选，就是按照刘强东的模子来的，“如果家庭条件比较好，小时候没有怎么吃过苦，这样的人我基本不会要。相比较而言，我们更希望管培生是来自一般家庭或者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希望他们是一些简单平实、吃苦耐劳、愿意奉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的人。”

这样的管理和企业文化，刘强东是绝对的灵魂，在明州事件之前，人们想不起京东还有任何二号人物。

作为一家重资产公司，绝对权力能对成本和效率进行有效控制，但随着京东的成长，独裁必然埋下隐患和危机。

丑闻与危机一起到来

早在明尼苏达事件之前，京东就已经出现危机。

原本，京东靠着自营模式、自建物流走出了有别阿里的差异化道路，但随着互联网电商的流量上限逼近，京东的局限性越发凸显。

到2018年第二季度，京东的用户增长速度就已经降到21%，当增速降下来时，京东自有的物流成本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与此同时，巨头盲区之外的拼多多却凭着社交裂变的玩法，迅速网罗了广大一二线之外的用户和小商家，市值和用户数直追京东。

业务上危机潜藏，明尼苏达事件则成为一溃千里的导火索。此时，刘强东与京东的强强绑定的弊端也显现出来。

在明州事件中，涉事女主角把京东作为共同被告人送上了法庭，京东公关的下场操作都把这个原本已经有一定口碑的公司送上来风口浪尖。

2018年第三个季度，京东年度活跃消费者出现下降，一个季度少了将近1000万人。市值也在疯狂缩水，到2019年1月，市值从最高从580亿美元跌到了319亿美元，首次被拼多多超越。

此后，京东经历了长达一年多的用户增长停滞和*退倒**，但却成为上热搜和头条的常客。

组织架构调整、10%高管末尾淘汰、取消快递员底薪、地板闹钟等等，看得出来，京东在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大调整。

刘强东曾说，“对于一家高速运转的企业来说，换人，特别是换高管和首席执行官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虽然深知自己能力也有碰到天花板的时候，也知道如果真到了那一天，自己一定会选择退出运营层。但说实话，我可以逼迫自己去学习，去提升，不过我绝对不敢轻易卸下首席执行官的重担。”

京东的增长停滞加上明州丑闻的双重危机后，刘强东不得不加速整个管理层更新换代，从业务本身推出京东的代言人。

在招股书中，除了刘强东，多了几个名字，京东零售CEO徐雷、京东物流CEO王振辉、京东数科CEO陈生强和京东健康CEO辛利军。而在现场，我们看到的是齐全的战略执行委员会。

截至6月19日发稿，拼多多市值超京东50亿美元，刘强东身价只有黄峥三分之一。站出来评论的，是现在的掌门人徐雷。他表示，“不太在乎一个只成立了四年的公司。”

而刘强东，根据《投资界》的消息，退隐幕后的他，如今和章泽天一起，成为创投界的常客。或许，创始人与企业的“分道扬镳”，才是京东走向更加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