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看来，*草烟**从来都是一个国家治理命题，而不是一个道德伦理命题。*草烟**的国家治理，其本质是协调*草烟**背后的各种利益冲突。
香烟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物品，渗透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多重属性和身份：是提供生理快感的瘾品、是利润丰厚的商品、是有助于社交的消遣品、是区别社会身份的标签、更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用美国瘾品史学专家Courtwright的话来说，*草烟**就是一种合法的瘾品。这种介于娱乐消遣和吸毒成瘾之间的合法成瘾品，其生产、流通、消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隐涵了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利机制。其复杂性远远超越了狭隘的道德批判。
01.反对*草烟**：从“禁烟”到“控烟”
人类反对*草烟**的活动经历了从极端到中庸的历程。
最开始，作为反烟主体的政府和教会对*草烟**种植、*草烟**贸易和吸烟行为采取了严刑峻法的强制措施。
俄罗斯的吸烟者会遭到鞭鞑与放逐，嗅*草烟**的人会被割掉鼻子。艾哈迈德一世（Ahmed I)统治时期的土耳其是把烟斗杠插进吸烟者的鼻子。穆拉德四世（Murad)则下令将他们凌虐至死。
土耳其四世苏丹的做法更为恐怖：他坚信是抽烟人的过错导致了大火烧毁君士坦丁堡。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极其严厉的措施：先诱使人吸烟，再将经不住诱惑的人在帝国大街上枭首示众，并在行刑前或行刑后，在被处死者的鼻孔间穿上一支烟斗。
1639年，崇祯皇帝曾传谕禁烟，犯者论死。1640年，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不知京城已禁烟，他的仆人带着烟叶到京城街市售卖，被军士捕获。第二天，该仆人被处死在西市。
清太宗年间，刑部审理“烟案”竟达六十余起，处以游街示众、鞭鞑、贯耳和罚款者近百人。
就是在这样强制性措施的震慑下，你猜怎么着？*草烟**依然在全世界大范围流行起来，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品和消费品之一。
这原因何在呢？
真正拯救了*草烟**命运的是其商品价值。各地的统治者在禁烟的同时，却发现通过征收进口和销售税，可以大大增加他们的财富。
按照今天的知识，一般认为这是由于*草烟**制品含有成瘾性的尼古丁，能够让使用者产生生理和心理依赖，从而很难放弃消费。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这种产品的消费弹性很低，价格提升对其销量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为了获得这种产品，人们还愿意冒上健康，甚至法律风险。这种现象在成瘾品经济中其实很常见。比如美国20年代的禁酒令不仅没有消灭人们消费酒精的欲望，反倒是造就了私酒市场和与之相匹配的黑帮。
但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
如果把国家人格化，通俗说就是将国家视为一个人，那么*草烟**同样具有让国家这个“人”欲罢不能的“成瘾性”。
*草烟**税收稳定、丰厚，大概这世上很难再有可兹替代的税源。国家对*草烟**财政的“上瘾”和个人对尼古丁的上瘾一样，充满了理性与情感的纠结。在现实快感和未来风险之间作何选择？
这里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的本性并非纯粹理性，因此在评判未来的可能风险和触手可及的现实愉悦之间，烟民往往选择享受当下。而国家则是纯粹理性，在评判到底风险与现实利益之时，很难作出情怀之选。
同时，与个体成瘾机制一样，国家决然“戒烟”也会造成政府机体运行的诸多不适，甚至是伤害。
在认清这个现实之后，控烟逐渐开始替代禁烟，成为反对*草烟**的主流模式。控烟和禁烟相比，颇多渐进与妥协意味，与禁烟的制度刚性相比，也颇多刚柔相济的意味。
02.为什么反对*草烟**：从文化观念到经济利益
反对*草烟**的动机和理由有一个清晰的历史逻辑：那就是经历了从文化观念到经济利益的演变。
那人们为什么要反对*草烟**呢？尤其是在科学研究尚未取得确凿证据证明吸烟有害健康的时代？
欧洲人最早反对吸烟的原因是宗教冲突。
在欧洲纯正基督徒看来，弥漫烟雾是*教邪**仪式，*草烟**本身更是撒旦的产物，散发出“黑弥撒”一般的气味。
西班牙作家Quevedo用愤怒的言辞写道：“吸食*草烟**者十足一副魔鬼附身的样子，散发着恶臭的烟雾从他们体内喷出，邪恶的灵魂侵占了他们的大脑。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地狱的大门，已在提前适应那个始终烟雾缭绕的绝境。”
英格兰国王James I1604年用拉丁文写了一篇《吸烟之恶》，你们来感受一下这些近乎诅咒的话语：“最初只有美洲蛮荒之地的野人才会食用这种臭气熏天、令人憎恶的草叶...请远离*草烟**，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建议，你们将会遭到神明的报应，你们的健康将受到损害，家财将被丧尽，家族也将因此蒙羞...那些从嘴里喷出的邪恶烟圈就像是从地狱里飘散出来的雾气。”
曾经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水手罗德里格杰雷兹是第一个见到印第安人的欧洲人，同时也是历史上公认的欧洲第一个烟民。但他于1498年在巴塞罗那街头被捕，最终以实行妖术为罪名被判处了十年徒刑。吞云吐雾的吸烟者被当成了魔鬼的化身。
反对吸烟的活动于1899年左右在中国出现。其动机与西方的宗教冲突不同，是一种中西文化冲突。
1898年的戊戌变法激起了清廷保守官员的反抗，他们将香烟作为一种西化的标志加以反对。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载澜每天在大街上巡逻，只要看到有人吸香烟，就会上前把那些人手里的香烟扔掉。
1899年1月8号的《申报》引用了香港《循环日报》的报道，提到英国科学家发现种植*草烟**会损害土地质量，因此已经不在英国国内种烟。
这是反对*草烟**的理由和动机第一次从文化观念转移到经济利益。
此文刊出第二天，《申报》又刊登了《阅昨日本报所录痛陈烟害事试引申之》，提出“吸进口的雪茄和纸烟会引起现金外流，损害中国经济”。
自此之后，经济利益取代文化观念，成为反对*草烟**的主流动机。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也可以认为是基于利益的。因为健康的损害就是利益的损失。而反对二手烟则是反抗别人损害自己的利益。
03.谁来定义*草烟**
*草烟**在中国能够广泛流行，除了成瘾性外，主要是依靠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
换句话说，人们消费香烟，除了消费尼古丁，更是消费香烟品怕所蕴含的符号意义。
这个意义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个意义并非香烟与生具来的。人类学家西敏寺的《甜与权利》描述了蔗糖从一种稀奇的奢侈品转变为日常必需品的历史进程。其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物品所蕴含的意义并非天然或必然的”。
香烟社会意义的形成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建构这种文化的“建材”是广告。
以英美烟公司为首的近代*草烟**企业，通过广告精心构建了*草烟**和*草烟**使用者的社会形象。这些广告画呈现了各种吸引人的社交场景，香烟在其中充当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和摩登、时尚的生活方式。
20世纪上半叶，上海有一句俗语描写现代绅士：“眼上克罗克，嘴里茄力克，手里司的克”。这里的茄力克就是指的英美烟公司生产的高档香烟Garrick牌。
比定义香烟更重要的是由谁来定义。福柯说“话语即权利”，争夺*草烟**文化意义和社会形象的定义权，一直是*草烟**博弈的关键。正如民国时期国货运动期间，将洋烟斥为毒物的目的是将国产卷烟定义为爱国的象征。
因此，夺取*草烟**塑造社会意义的话语权，禁止*草烟**进行广告和营销传播就成为博弈的关键。
夺取*草烟**行业的话语权是控烟为数不多的强制性措施之一。
但限制广告容易，禁绝营销传播则实非易事。
*草烟**行业的变相广告和隐性品牌传播与控烟之间的博弈游戏一直热闹非凡。
企业新媒体、公众号、内容营销...一时间层出不穷。*草烟**企业也在极度兴奋与极度克制中进行了小心翼翼的尝试。
2016年7月发布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还是让*草烟**业界倒吸了一口气。其不仅明令禁止利用互联网发布*草烟**广告，还通过对广告的法律定义，实际上堵住了*草烟**变相广告的出口。
2017年11月，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对菲利普莫里斯（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多次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万宝路香烟广告的行为处以100万元罚款。
但互联网时代制造营销传播新玩法的进程远不会停止，未来的传播博弈还将继续。
03.烟税之争
*草烟**作为税源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无需再谈。
税收贡献是当代*草烟**产业正当性，甚至合法性的来源。对中国来说，这还是专卖制度正当性的来源。所以反烟与控烟，最终的对手都是*草烟**税收。
20世纪20、30年代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纲领《新生活须知》中，“纸烟勿吸”和“*片鸦**摒绝”并列出现。但拥有官方明确要求和蒋介石以身作则的新生活运动在触动*草烟**税收的时候，还是遭到了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弹。
1934年浙江省政府规定“禁止省内人民及商贩吸售卷烟，禁止商业部门从外地贩入卷烟”，以之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然而，财政部、工商部和内政部一致反对此提案。答复是“碍难照准”。
这里选取两个鲜为人知的烟税博弈侧面聊聊。
第一是烟税博弈对市场的扭曲。
1927年，蒋介石取得对中央政府的掌控后，第一件事就是在1928年1月任命留美归来的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重整财政体系。宋子文上任后第二天，英美烟公司的代表就拜访了他，并与他达成一项协议：英美烟公司向国民政府预付100万元的税款，而南京国民政府将接受英美烟公司确定的税率。
这就等于是英美烟公司获得了部分烟税制定权，这对市场有什么影响呢？
从1927年到1937年，在英美烟公司有权参与卷烟统税税率制定的十年中，低档烟的税率比高档烟税率增长幅度更大，每5万支130元以下的低档烟税率从14.67%激增到57.97%。由于当时华资*草烟**公司生产的卷烟多为低档烟，而英美烟等外资公司生产的多为高档烟，这实际上造成了华资公司承担了比外资更重的赋税。这进一步拉大了华资与外资竞争中的实力差距，是税收博弈扭曲市场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
1982年我国实施*草烟**专卖制度以来，*草烟**市场就处在一种以税收为核心的特殊运行逻辑之下。根据经济学家罗美娟的研究，正因为税收工具的定位，*草烟**行业不得不平衡各地税收利益，因此*草烟**产业出现了一种“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发展态势，或者说本质上限制强者，保护弱者的态势。这本质上也是对市场的扭曲。
另外是*草烟**财政与国家整体财政的博弈。
经济学家提出，在*草烟**提供税收的另一面，*草烟**还会引发社会总的医疗成本负担。
有经济学研究认为，吸烟还能引起三种经济负担：治疗吸烟相关疾病的医疗成本、吸烟的间接疾病成本和因吸烟相关疾病引起早死的间接死亡成本。
1995年Chen和Cao使用医疗成本会计学方法来计算疾病的医疗成本，他们估计在1988年总的吸烟归因成本为23亿元，及3亿美元。
如果说政府不顾国民健康发展*草烟**业，是伦理批判的话，从经济学角度讨论由*草烟**造成的巨额公共卫生成本，在总体财政方面得不偿失，则是质疑政府的财商了。
当然了，正如你想到的，对这种研究的争议也一直不断。
博弈还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