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成本十问（上）已经发了五个问题，今天才发其余部分。
六、美国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及其演变
在理论上，碳减排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1981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对想要实施的法规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从那时起，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成为法规制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奥巴马政府要求一个跨部门特别工作小组（IWG）编制“碳的社会成本”，以科学地评价美国排放的一吨二氧化碳在未来对美国和世界造成损害的美元价值。
2010年的价格定为22美元/吨，2013年上调至36美元/吨，后又上调至40美元，到奥巴马时代结束，价格达到51美元/吨。
特朗普总统解散了跨部门工作小组，将SCC削减至不到10美元/吨。拜登总统上任几个小时后就恢复了工作组，重新设定了51美元/吨作为起点，并指示联邦机构在2022年前制定出一个最终的SCC。2022年1月前完成的SCC更新，纳入了海洋酸化、弱势群体的环境正义以及后代人的福利等因素，甲烷定为1,500美元/吨、一氧化二氮18,000美元/吨。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碳的收益与成本之比为50：1，400：1，甚至500：1！
美国还将考虑在《巴黎协定》下的承诺，特别是对“环境正义和代际公平”的考虑。“气候”科学家、“经济学家”、“伦理专家”和“不同利益相关者”都将参与到这个过程，许多人预计最终SCC将达到每吨100美元甚至200美元。
“清洁、气候友好”的风能和太阳能应用影响野生动物和栖息地。在美国，风力涡轮机每年杀死了100万只鸟和蝙蝠——远远超过Big Wind公开的数字——而这是由“少得可怜的”六万只涡轮机造成的。同样的事情正在欧洲发生。
七、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碳减排顺序
说到欧洲国家的碳减排，不得不提到一个欧洲大国：法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法两国之间有着较其他国家更长的友谊，毕竟法国是与我国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
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法国走了一条核电发展的路子，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福岛核电站事故影响核电发展、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去核呼声日甚的情况下，法国核电占比接近80%，而且电价逐步下降，不像欧洲其他国家的电价不断上涨。
近年来，也没有听到法国高调宣布要“去核”，因为核电的碳排放非常有限，所以法国不存在碳减排的压力。
记得在2012年前后，一个法国代表团到我们中心与农村部的专家交流可持续农业，一位农村部的研究人员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法国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希望见见我，我感到很意外。
交流后得知，他原来是想跟我交流核电发展与温室气体的关系。
闲话说多了。
欧洲国家在碳减排方面，应该提到德国。德国在能源的供应和使用结构方面同中国非常相近，两国都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和较高的油气对外依存度。
中德中心陶光远主任认为，德国能源转型比较顺利，节能、可再生能源和“氢能+”是先后重点：能源转型初期，虽然可再生能源较贵，但有大量的节能潜力，减排速度较快；中期，节能潜力减少，可再生能源成本尚未下降，减排速度放缓；随着2019年前后风、光发电进入平价阶段，减排重新开始加速。在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中，首先注重提高能效；同时尽量电能化，电能要可再生能源化，用智慧能源为电力系统做消纳和补偿；在无法使用电能或成本较高的场景中，使用由可再生能源制备的绿氢。
这样的推进顺序，本质是能源转型的经济性需要引起重视；或者说，不能不计代价推动能源转型，这一点是可以我国借鉴。
八、我国以什么样的推进顺序达到碳减排成本较小？
前面之所以减少德国的顺序，原因在于两国的能源禀赋和供应结构存在类似之处，虽然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核心在于用最小的成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而不是采用一样的顺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国各省市区的情况也不同，不能“一刀切”。 例如，青海省集中式光伏装机和光热装机均居全国第一，2021年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九成。截至2021年底，全省电力总装机为4286万千瓦，其中水电1263万千瓦、太阳能1677万千瓦（光伏1656万千瓦、光热21万千瓦）、风电953万千瓦，分别占29.5%、39.1%、22.2%，清洁能源装机3893万千瓦，占比达90.8%，新能源装机2630万千瓦，占比达61.4%。而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就达不到这么高的比例。
二是我国从“十一五”开始大规模推动节能减排工作， 经过“十二五”“十三五”等几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实施，节能工作进入收益“递减”阶段，也就是同样的资源（包括资金和人力等）投入产生的效益却呈现下降的趋势。
与此同时，“节能是第一能源”在我国仍然得到相关管理人员和节能专家的认可。
问题在于，宏观概念如何落地。
对一般企业而言，对节能的巨大空间尚不清楚，怎么做才能收到最大的节能效益，毕竟中国的节能已经历了众多阶段，包括：
节能1.0，也就是“扫浮财”，解决“跑冒滴漏”问题；
节能的2.0阶段：技术、准备更新改造，
节能的3.0阶段：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动态优化、远程控制、系统调节优化等；
需要进入节能4.0阶段：系统集成，温度对口，梯级利用，也就是把能源用到时间、地点、需求合适的地方。
三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 我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成绩世界瞩目，*党**的*八大十**以来，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上的投资和增长规模，均居世界前列。
……
记得我的《低碳经济学》一书中，引用了麦肯锡碳减排曲线；其中已经注明，有些活动是省钱的，有些活动是花钱的；换言之，碳减排的顺序应当是先做省钱的，后做花钱的。
虽然当时给出的顺序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但其中的道理仍然是正确的；
这也是德国推进碳减排的思路和方向。
九、碳减排先快后慢好还是先慢后快好？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已经进入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降低”的过程。
要讨论碳减排先快后慢还是先慢后快好，就要先知道碳达峰的峰值大小和单位GDO的碳排放强度。
因为，从西方国家已经碳达峰的情况看，这一数据总体上看是“秋后算账”，而不是预先设定的
而我国的双碳战略是先达峰再中和，与西方国家不一样。
按照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以及已经出台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我们到达峰的时间不足7年，到达碳中和的时间不足40年。
根据一般规律和现有相关机构或组织对碳减排的成本测算看，碳减排从速度上看都是先快后慢的。从下降曲线坡度的陡或缓情况看，前期一般是陡的，以后逐步变缓。
在经济学上，成本下降曲线大致均是如此。
其中的道理何在？事实上，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碳减排的社会成本。这里，再用形象的图形说一下：碳减排成本实际上就是碳减排曲线下面覆盖的面积，而如何计算这个曲线下面的面积，用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知识都能计算出来；
用小学生的知识来算：把每年的成本加起来；
用中学生的知识来算：把每年的成本求和起来（用一个求和公式表示）；
用大学生的知识来算：把每年的成本积分起来
……
简单地说，曲线下面的面积越大，碳减排成本越大；
碳减排成本越大，在经济学上就不属于最优解了，也就是不好了。
十、碳达峰后的平台期长好还是短好？
讨论这个问题，关键还是看一国或一地的能源消费以及由此引起的碳排放情况。
记得世界银行有一个为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准备的材料（书的封面是深蓝色的），其中涉及到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我对结论记忆犹新。研究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没有发现是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仔细看那份材料就会发现，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工业化进程的关系不如欧盟国家那样明显。
根据BP（2021）统计资料，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在1973年实现了碳达峰，美国、日本分别于2007、2013年达峰；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峰值年度值分别为12.1、5.77、6.82、6.43、5.63吨标准煤/人。这组数据说明，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完成，但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的若干年人均能耗才达到峰值。
另一组数据是，到2020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人均能耗下降到9.96、5.06、5.42、3.82、5.01吨标准煤/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则分别从19.60、9.98、14.14、9.98、13.00吨/人下降到2020年的13.47、8.12、7.22、4.70、3.85吨/人。
之所以引用什么的数据，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一国的工业化完成后并不能就开始迈上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下降之路。
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中后期，经济学界已有共识；但对污染物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专家之间有不同认识，激进的专家认为已经达峰，因为他们已经与发达国家的专家在“一起喝咖啡”了；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我国碳排放既没有达峰，更没有进入平台期。
平台期长好还是短好，取决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特别是人均福利水平，而不是专家的宣称。
在一点上，我以为，我们不能只顾少数人的感觉，不能只顾少数专家的意愿，而应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经济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