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奋的学生们,再也掩盖不住内心的愤慨。“外争主权,内除*贼国**”,爱国学子的满腔怒火,直至日本帝国主义。而北洋政府内暗流涌动,不同派别争权夺利。亲英美的研究系将外交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亲日派的政敌交通系,矛头对准曾经签约签约“二十一条”、经手西原借款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排日情绪下的*意民**,瞬间将曹、章、陆三人裹挟于历史的洪流。

亲日标签,政商一体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把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推向前台,如果没有这场运动,他们最多就是北洋政府内的亲日派代表。在当时那个任人宰割的军阀时代,有奶便是娘,寻找政治靠山是常有的事,互相攻讦、以邻为壑也就司空见惯。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企图独霸中国的计划,一步步实行。而北洋政府内那些亲日派官员,也就被迫派上用场。

同是浙江人,相同的留学日本经历,从政后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曹、章、陆三人,早已被同僚们打上亲日派的标签。五四运动前,三人纵横政治、外交和商业领域,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交集。年龄上来说,陆宗舆稍年长一些,但也就比最小的章宗祥大三岁而已。共同的阅历,同乡情谊、同朝为官,奠定了日后的相似命运。

陆宗舆幼年师从张謇,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经科,回国后管理税务、盐务等,极尽搜刮谄媚,一路青云直上。民国成立后,担任袁世凯的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为议员,起草宪法,为帝制摇旗呐喊。没过多久,他就成为驻日全权公使,正式参与投靠日本的*国卖**行径。

与之类似的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曹汝霖、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章宗祥,几乎也是同样的经历。先从满清商务部、民政部做起,再转向政府官员、外交使臣,在亲日媚洋的问题上,出人意料地一致。1915年1月,虎视眈眈的日本,抛出独霸中国的一系列强权要求。谈判桌对面,坐的正是时任外交部次长的曹汝霖,与驻日公使陆宗舆等人。袁世凯需要日本的支持,而外交官们只得奉命行事。

他们签署的正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当曹汝霖等人签署“二十一条”时,战战兢兢的外交官留下“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这样的感觉还在继续,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又主导了与日本的“西原借款”。已经是交通总长曹汝霖,伙同现任驻日公使章宗祥、前任驻日公使陆宗舆,以出卖东北路权、森林采矿权等,换得1.45亿日元的援助。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紧,仿佛一条绳上的蚂蚱,共同接受人民的审判。
火烧赵家楼,钉在耻辱柱
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13个学校的代表,首先举行了联合会议,讨论接下来的*行游***威示**。在“外争主权,内除*贼国**”的政治口号下,当日下午学生们奔赴*安门天**广场,其他各校学生也陆续涌入,人潮中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严惩*贼国**”的旗帜。*行游**队伍从*安门天**广场,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前进。只是在这里,学生们遇到蛮横的军警。

中国的土地竟不让中国人通过,就是再温和的学生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欺凌。突然,队伍里传来一声“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愤怒的人群转而涌向赵家楼胡同。这里是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所,而刚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正好就在曹汝霖家中拜访。而早有准备,或者说运气更好的曹汝霖,躲过学生们的殴打,反倒是做客的章宗祥,成为“代曹受过”的痛打落水狗。

当学生们重进曹宅,焚烧赵家楼时,更加敏感的曹汝霖躲过一劫,倒是来不及逃走、化装成日本人的章宗祥被认出,迎面而来的就是愤怒的拳头。无论曹汝霖是躲在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里,还是早都化妆成厨役的模样逃跑,火烧赵家楼让青年学生第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

堂堂政府官邸被毁,放火的学生遭到逮捕,然而北洋政府换来的,却是更激烈的*课罢**、*工罢**、*市罢**。迫于压力,最终不得不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章宗祥挨了打,曹汝霖逃到天津做起愚公,而未曾谋面的陆宗舆,直接被父老们“开除乡籍”,碑刻“*国卖**贼陆宗舆”六字。
两人*国卖**,一人隐士
五四运动过后,曹、章、陆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次事件之后,章宗祥与陆宗舆继续活跃政坛,并且在日本侵华期间,成为北洋遗老中的*国卖**贼。反倒是曹汝霖没了动静,即便挂冠*政府伪**咨询委员的名号,但是从来严辞不就,没有在*国卖**的歧途走远。

继驻日公使后,章宗祥先后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等职务。北洋政府被*翻推**后,选择蛰伏青岛寓居。等到华北*政府伪**成立,待价而沽的章宗祥,摇身一变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并且出任电力公司董事长,真真切切为日伪效力,无愧于“*国卖**贼”的称号。

与之同行的还有陆宗舆,1925年后一度出任参政院参政,之后担任安国军外交讨论会委员、交通银行总理。国民革命后,也是隐居天津,等待着东山再起。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陆宗舆摇尾乞怜,在行政院顾问的位子上,以*国卖**终老。

而曹汝霖却选择隐逸乡野,做起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向车夫们施舍棉衣,帮助贫苦的车夫度过难关。与此同时,由曹汝霖发起出资,创办慈善性质的中央医院。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医院用煤,也由曹汝霖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

尤其让人称道的是,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汝霖直接义正言辞交涉,“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慑于他的身份,只得作罢。在他的医院里,还接收了一些爱国医生,不愿为日军效力的钟惠澜、周华康名医,都选择在这里从医。

有人在*国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人却选择“晚节挽回前誉之失”。曹汝霖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不想在五四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国卖**罪孽。抗战期间,华北*政府伪**把曹汝霖列为“咨询委员”,但是日伪分子热脸贴在冷屁股上,曹汝霖堂堂正正地做了一次中国人。
作者:一个有情怀的历史老师。这里有学生年代的共鸣,有平凡你我的故事,有纵横捭阖的历史,有娓娓道来的深情,总有一款拨动心弦。喜欢,就请多多关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