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河清，文化批评家、学者。祖籍安徽绩溪。一九六○年生于甘肃兰州。曾任教于上海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一九九四年逝于上海。著有《灵地的缅想》、《真精神 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胡河清文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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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河清纪念文章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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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都是这样，我们这样粗糙的人活下来，先知先觉的先走一步。1994年4月19日，雷电交加的夜晚，他跳下枕流公寓。消息传来的时候，很多人痛哭失声，但我却几乎是麻木地没感到特别的痛苦，好像是，那个时代的自杀，带有一种真理性。而今天，一边胡河清越来越被塑造成一个奇特的天才，一边，胡河清之死渐渐成为一个时代征候，成为对今天的一个严厉批评。我想，好像我们有必要记住作为普通人的胡河清，他在每句话之后露出的笑脸，他永远走不快的样子，他笨重的上车姿势，他旅游时拍下的照片也是我们喜欢拍的场景，他吃西瓜时的酣畅也和我们一样，一个奇才的离去虽然令人扼腕但其实不算稀奇，一个温暖的爱生活的三十四岁男人的离开，才是对我们的重重批评。——毛尖《回忆胡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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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
1994年4月，胡河清纵身一跃，距今将近20年。如今，胡河清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不用说文学爱好者，纵是文学研究者，也未必有所耳闻。
胡河清的三本著作，均在他去世之后出版：一本是他生前编订的批评文集《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也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一本是他的博士论文《真精神 旧途径——钱锺书的人文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997年再版；一本是他去世后友人编订的《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这些书都出版于十余年前，现在已经难以寻找。但是，依然有一些读者顽固地寻找并且阅读着他的文字。在豆瓣，有上百名网友想读《灵地的缅想》；在孔夫子旧书网，这本定价8.8元的小册子，最高已经被“哄抬”到150元。
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准备重新出版胡河清的著述，终于可以让他的读者们一解望梅之渴。
从事当代中国文学评论，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职业。那些文学作品转瞬即逝，评论也随之烟消云散。但胡河清的文学评论可以独立于他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即使那些作品无人问津，他的评论依然值得重温。
顺手翻开《灵地的缅想》，看到这么一段：“商鞅的错误就在于，他信仰‘万物则又归于一’的大一*独统**断主义，用一整套进行思想文化统制的高压政策，断送了‘百家争鸣’所造成的意识形态活跃局面。”接着，他又写道：“谭嗣同曾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想不到距谭氏成仁后一百多年，还有这样一位念念不忘‘秦政’，甚至把‘连坐法’、‘保甲法’一类的特务统治手段也当作宝贝疙瘩不肯割爱的‘老道’，也只能说是乡愿透顶了。”这位“老道”，是贾平凹小说《古堡》里的人物。即使没有读过《古堡》，胡河清的这段文字依然值得再三寻味。尤其在“秦政”再次成为被肯定，并且被视为中国模式之典范时，重读这段文字，可有“解毒”之效。
胡河清文字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识见，更在于他的文体。胡河清生于1960年，童年时代恰逢“史无前例”。但是他的文字，全然与那个喧嚣的时代无关，安静悠长如夏日午后。他曾经夫子自道，愿意终生关闭在一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里，“如寂寞的守灵人，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写到汪曾祺，他这样说：“他的作品也大多是关于中国书香文化衰落的挽歌。其色泽犹如旧贵族府邸屋顶上落日的余晖，凄婉流美，令人心醉。”写到杨绛，他这样说：“在老一代作家里，杨绛的小说虽然为数不多，却如和氏之璧，温润有光，历久弥新。”不管内心如何充满戾气，每次看到这些文字，心情就会平息下来，转而反省自己的戾气。
与胡河清同龄的文学评论家，有很多后来转型为“新左派”。我有时会想，如果胡河清健在，会不会“转型”。这几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不在少数。想来想去，胡河清“转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个原因是他对“秦政”有着清晰的认识，很难被“秦政”的超凡魅力吸附。另一个原因是“新左派”虽然大多出身文学评论领域，但是细究下来，他们大都缺乏美学鉴别能力，所以转而走向把文学工具化之路，胡河清的美学趣味，与文学工具化有着天然的距离，难以逾越。
世事洞明以至于老于世故，或者烂漫天真以至于纯朴无知，是最为常见的两种人物类型。阅读胡河清的文字，会发现他兼具两种似乎相反的特质：对万物有着洞察，又很天真。1994年的一走了之，对胡河清来说或许也是幸事，至少可以躲避此后的物是人非。这一二十年，“人非”尚且不说，“物是”也不再可能。即使他愿意终身关闭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里，大运河畔却静寂不再，古老房子有可能被*迁拆**，江水有可能散发着奇怪的味道。更不用说大学体制的变化了，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申请各种课题，这恐怕都不是胡河清所能应对的。
胡河清常常引用哈代的一句话：“呼唤人的和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虽然和胡河清面对面地对话已经不再可能，但阅读也是一种呼唤和应答，同时也是一种缅想。
忆河清
贝苏尼
河清是我的表弟。用外国的说法，应该是“从表弟”(second cousin)。我们的外祖母是姐妹，我的外婆居长，他的外婆排二。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三姨婆，终生未婚，是河清给她送的终。按照中国的习惯，“一表三千里”，所以把他叫做 “表弟”并没有故意拉近关系的意思。何况我们的母亲都是独生女，自幼姐妹相称，并不理会那个“表”字。不过因此也就留下了称呼混乱的种子。我倒是照规矩叫河清的父母“姨夫”和“小姨”，他却叫我的父母“干爹”和“干妈”。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认这个干亲。至于我们各自的外婆，都按照她们老家的习惯叫做“阿婆”，而对方的外婆则分别叫做“上海阿婆”和“北京阿婆”。再往远里说，我们的外祖母姓许，出生在浙江海宁峡石镇，和徐志摩同乡，许家和徐家互通婚姻。现在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徐志摩陆小曼的故事，最初就是听我母亲讲的。
我每次去上海都住在“上海阿婆”家里，所以现在看到纪念文章里出现“老公寓”，以及室内那些“老旧而黯淡的家具”，都会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关于这所“老公寓”，还有一些话可说。这座西班牙风的公寓大楼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产物，原名“枕流公寓”，一个多世纪以来和许多文化名人都有些渊源。听姨婆们说，孙道临和王文娟结婚时，新房就设在那里，虽然他们不久就搬走了，却给邻居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一天据说是来了小偷，孙道临闻讯立即抄起一把雨伞，一马当先冲出门外去抓小偷。还有作家孙峻青、电影演员周璇以及乔奇、孙景路夫妇也住在那里。
河清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正好到“黄河之滨”那座城市去出差。因母子都还没有出院，就和他的父亲一见如故，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谈兴正浓时，姨夫问要不要吃点点心，父亲没有推辞。后来才知道吃掉了他们一个月的配给，后悔不已。回到北京后听说给他起名叫“河清”，我父亲说：“原来有‘何年何月黄河清’的说法，现在说‘河清有日’。取的一定是这个意思。”尽管黄河至今一如既往名实相符，他当时却没有猜错。河清满月的时候，姨婆把他带回上海，报上了户口。
两年以后河清出现在北京时，已经完全成了个苍白而清秀的上海孩子。上海人不爱在北京住，没有不爱到北京玩儿的。晚饭后到市中心去划船，欣赏落日余晖中的湖光山色，对上海人来说简直匪夷所思。带河清来的两位姨婆兴高采烈，父母也竭尽地主之谊，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一一奉陪。举家出游，总是我父亲背着他长途跋涉。河清已经会说很多话，不过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毫无印象了。
胡河清的家庭是非常不幸的。据说他在华东师大对人说：“父母都在，但是不来往。”
他的父亲当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才子，还作过“芝麻绿豆官”，不幸于1976年突然病倒，十年后又因中风而半身不遂。此是后话。父亲病倒后，他从上海转学到“黄河之滨”借读了一年，顺带照顾父亲。“从少年时代起就担起家庭的重担”云云，即指这一段经历。他自己认为，这一年转学借读影响了高考，没有考上重点大学。他母亲却从此认定儿子是一个失败。他之所以要发愤写文章，考博士，都是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这话是我说的。）后来他的父母要离婚。我母亲对他说：“离婚了，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结果恰恰相反。离婚一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理成功，父母也都和他断了联系。他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只字不提父亲，让我很奇怪。在我看来，他对母亲的怨怼应该是大于父亲的。
……
胡河清得到博士学位之后给我来过一封信，附有论文答辩时的照片。这本来是好事，可这封信却让我觉得，他除了学术上的追求之外一无所有似的。现在成了名言的“我要默默地为中国文学守灵”也出现在信上。当时我想，文学有兴衰，中国文学也不例外，何至于就“死”了呢？现在想起来，“父亲的病”，两位老人相继谢世，都给他的心灵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河清实际上是由三位老太太带大的。除了我的那两位姨婆之外，多年住在“老公寓”同一套房里的还有一位王姓女士，她是我们共同的三姨婆的同事和朋友，也终生未婚。这三位老太太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本身也都可以称为教育家，分别作过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和小学教员。因此河清成长的环境也许可以说是感情和理智处于失衡的状态。她们固然有整套的儿童教育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也难以完全摆脱老年女性对于男孩的娇纵。
河清“衣衫最褴褛”的时候，我没有见到。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他长大以后就不再清秀了，身躯瘦弱，却顶着一颗巨大的脑袋，因为毛发丛生而益发显大。他的衣服总是穿得不合适，黯淡而寒素。
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94年的春天。一天偶然到大学东亚系去，在那里任教的华人董先生交给我一封信，是胡河清的，信封上写着哲学系，我当时在神学院注册，和哲学系从来没有关系，他一定是根据我学哲学，想当然地把信寄到哲学系去了。哲学系里的人见是中国来信，就交给了东亚系。信中说，“现在有些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一定要争气”，还说很怀念“在漫天飞雪的夜晚”和我一起漫步在街头，“畅谈宇宙人生”的情景。他从小爱谈大题目，这是真的。但是我和他见面好像都是在夏天，什么时候和他在漫天飞雪中漫步，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对于他的死，我读到了许多浪漫的阐释，其中最浪漫的莫过于说他是“暴风雨中的李尔王”。我想说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他就病过一场，用头撞墙，嘴里胡说八道，冲上那所老公寓的楼顶，试图自杀。三姨婆向邻居求援，邻居夫妇分别从两侧的楼梯冲上去把他救了下来。我在那年暑假去上海时，见他每天都呆呆地坐在窗前，偶尔说几句话，也像是贾宝玉发病的时候说的。1988年出国前再去上海时，他似乎好了一些，不是画竹，就是读英语。可他说的话还是有禅味，让人害怕。所以他的死虽然让我震惊，却也不意外。
他的死讯是华东师大的一个女同志用长途电话通知我母亲的。大约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通讯地址。母亲写信告诉了我。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眼前出现的都是他两岁时的情景。有一次游八大处，我父亲出差了，于是背他爬山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那一天，天气特别热，太阳火辣辣的。通往不知哪一“处”的山路没有修好，遍地是尖利的石头。我母亲背着他，满头大汗，汗水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白底蓝花的泡泡沙衬衫都湿透了，跌跌撞撞一步一步地爬上山去。
我的父母作“干爹”“干妈”不可谓不尽责，却不太喜欢这个孩子，私下里说，这孩子太精明太自私。我母亲下放干校的时候一度也把我弟弟寄养在上海姨婆处。河清显然不欢迎这个威胁他独一无二地位的闯入者，经常要和我弟弟打架，真动手打。我弟弟则浑浑噩噩，笑嘻嘻地追着他叫“哥哥”。后来读到关于他的文章，批评他观点的人可以很不客气，批评他人品的却没有。不仅如此，都说他对朋友非常仗义，疾恶如仇，好打抱不平以至于“怒发冲冠”云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感到安慰的。
（作者系胡河清表姐，本文选自即将出版的《胡河清文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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