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丽高**族属溯源
所谓族源，顾名思义，即指一个民族的源头，犹如一条河流，自有其发源之地。同样，民族也像河流一样，均有大小之分，大的河流往往不止有一个源头，而大的民族同样亦不止一个源头。然而，无论是多源的河流还是多源的民族，均会有一个最长或最早的源头，这个或最早的源头就是其最主要的源头的。在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的潮流中，绝对纯正单一的。
早在*句丽高**兴起之前，已经有来自中原地区躲避战乱的移民与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并与当地土族相融合。这种融合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格局，文化上呈现出多元发展景象。
公元前一世纪，来自蒙古草原的夫余族东迁进入东北，这是*句丽高**人兴起的契机。一部分夫余人(*蒙朱**部)分离出来，向东南发展，进入鸭绿江--浑江流域，独立发展，这不仅拉开了*句丽高**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发展的序幕，也拉开了中国东北东部地区到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民族大融合需要的是，*句丽高**民族的形成虽然是自这一部分夫余人南迁开始的，但又不能将*句丽高**看成是夫余族的一个分支。因为从*蒙朱**率部从夫余迁出时其内部就包括不止一种民族成分，而应是多元组成的。而*蒙朱**率部进入鸭绿江---浑江流域，以至后来*句丽高**政权控制下的原汉四郡编制区，更是混入了大量其他民族，从族属的角度，也是多元的。所以*句丽高**的族源是多元的，而且*句丽高**人的文化也是多元的。单独将*句丽高**族看作某一古代民族的某一古代民族的直接继承者是不正确的。
要想了解*句丽高**族的起源，首先要弄清楚*句丽高**民族始祖的历史，无论是中国史书还是朝鲜史书，都对*句丽高**族的始祖起源传说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也是所谓的“柳花神话”。
最早记载*句丽高**始祖起源传说的是公元414年建成的《好太王碑》，但碑文仅仅提到*句丽高**开国始祖*蒙朱**的母亲是“河伯女朗”：“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地，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仙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对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泊女節，邹能王，为我边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 ”但没有提到她的名字。
中国史书中最早记载*句丽高**始祖起源传说的是成书于554年的《魏书》卷100卷《*句丽高**传》：“ *句丽高**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蒙朱**，*蒙朱**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即而有孕，生一卵 ， 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用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之裹，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蒙朱**，其俗有。‘*蒙朱**’者，善射也。夫余人以*蒙朱**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蒙朱**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以瘦，驾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蒙朱**。后狩于田，以*蒙朱**善射，限之一矢。*蒙朱**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蒙朱**母阴知，告*蒙朱**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蒙朱**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蒙朱**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蒙朱**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蒙朱**遂至普述；遇见三人，其一人著*衣麻**，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蒙朱**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句丽高**，因以为氏焉 ”。
《魏书》对这则传说记载比《好太王碑》碑文要详细得多，即没有记载*蒙朱**母叫柳花并与天帝子私通生下*蒙朱**一事。最早提到*蒙朱**母亲名叫柳花的史书，是成书于1145年史书《三国史记》虽然是现存成书最早的朝鲜史籍，但比《好太王碑》晚七百多年，比《魏书》的成书也要晚六百多年。显然，在《三国史记》所记*句丽高**始祖起源传说过程中，后加入的内容。而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距*句丽高**南迁已经近六百年了。在六百年以后记载的史料显然与真实的历史没有任何关系了，完全是后人的附会。因此，不能从单这一点出发去研究*句丽高**人的早期历史与族源。
关于*蒙朱**的母亲，文献有两种记载《论衡》、《魏略》、《梁书》等均记作王的待婢或待
儿。而《魏书》、《周书》、《北史》、《三国史记》等记作河泊女郎。好太王碑记作河泊女郎。年代略晚于好太王碑的*句丽高**贵族冉牟墓志中称“河伯之孙，日月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也可明其母为河泊(伯)之女。待婢或待儿，都明确为北方高句离或囊离国王的待妾或婢女，并未说是夫余人，而河泊女，作为神话传说，是指河神的女儿。其居于太白山南。显然也非夫余部族之人。也就是说，邹牟的母亲并非夫余人。
至于邹牟的父亲，记载不明确。
《论衡》、《魏略》、《梁书》不知其父为何人，只有有气大如子来降因孕而生下了邹牟。《魏书》、《周书》、《北史》也不知其父为何人，是河伯女被 日影所照而有孕，生一卵，剖开之后，邹牟降世。
好太王碑称为天地之子，冉牟墓称日月之子，都不知其父为何人。
只有《三国史记》记载了河伯女曾被自称帝子的慕漱所私。这位解慕漱又“不知所从来”。河伯女被幽于室内，为日影所照，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破壳生下邹牟王。这里解慕漱虽与河伯女有私，并未有孕。有孕还是日照使然。也就是说，邹牟王之母还是因气而孕，就是日照而孕，非一般人力所为，乃上天所赐。作为古代传说是可以说得通的。但作为历史，则极为荒诞。
无论是作为王者、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邹牟王之母由待婢而演变成河伯之女，应该是史家之笔，更是王族的希望。总之是实有其女。而其父高离王也好，夫余王金鞋也好，都未能使其怀孕，甚至没曾幸御，而解慕漱虽私之，也未有孕。因气而孕、日照而孕只是一种假托。或许邹牟出征于氏族血缘郡婚之世。喉舌其母不知其父。或许其父出身低微，为史家隐去其名。托庇于天帝之子，以不平凡的身世、地位，便于加强对其臣民的统治。
从古代文献和碑文、墓志的记载中，*蒙朱**的父亲、母亲，都没有记载其族源。因此，很难得出*蒙朱**的族源出自那里。从*蒙朱**王母是高离王待婢或太白山下的河伯女来看，母系血缘则与*句丽高**有关，这也许是*蒙朱**从夫余出走，去*句丽高**人聚集之地建立*句丽高**国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为后来*句丽高**诸王屡次伐夫余种下了嫌隙。
旧史家往往因*蒙朱**从夫余出走，而把他写入*句丽高**民族民族起源的历史，并断言*句丽高**出自夫余，这是错误的结论!因为*句丽高**形成的年代远比*蒙朱**出生要早上几百年，作为一个国家其统治集团的起源同主体民族的起源往往不同(如元代蒙古、清代满清其统治集团与华夏主体民族族源没有任何关系)。
最早记载《魏书》卷100《*句丽高**传》称：“*句丽高**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蒙朱**”，明
确指出资料来自于“自言”。是当时*句丽高**的使臣的口述记录。魏书还提到，北魏曾“遣员外散骑待郞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讲得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将郞、辽东郡开国公、*句丽高**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魏书》所记有关*句丽高**始祖传说，来自李敖在*句丽高**的见闻。而《好太王碑》碑文的碑文可以说是这一传说的一个简写本，也可以说出自*句丽高**人。
《三国志》、《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在讲到*句丽高**的族源时，都认为*句丽高**是夫余人的“别种”。对“别种”一词，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多数学者认为：一、“别种与本种之间大多数属不同”，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史家所说的‘别种’通常是：由‘母族’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一个新种的人类集团，可称为‘母族’的‘别种’”；二、“别种表示他们血缘上的渊源关系”；三、认为‘别种’与本种族源相同。因此，*句丽高**的起源问题，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开始讨论和一直引起关注的热门课题，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对*句丽高**族源问题的研究，并提出论说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秽貊说、夫余说、高夷说、高夷—貊部说、炎黄--商人说、介莱合说、橐离族、古朝鲜说等诸多说法，迄今仍无定论。
秽貊说
此说为*句丽高**起源的传统主流说法。如金毓黻《东北通史》：“秽貊即貊人之复称，貊也作貉，居东北方，然则后来之夫余、*句丽高**，殆皆属此种乎”。这里把“秽”视为秽貊单称，并把夫余、*句丽高**统归源于“秽貊”族系。另外，张博泉亦论曰：“*句丽高**出自秽貊，亦即貊。……*句丽高**为貊，但也被称为秽”。以上二说，均没有将秽貊分开。
同时李殿福从考古学上推论*句丽高**起源于“貊”族的。生活在浑江中游和鸭绿江中游一带的貊人文化遗存。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三足器，根本没有鼎鬲，……。而在浑江和鸭绿江一带所的(*句丽高**)五部文化面貌，尚属于金石并用的青铜文化面貌，作为这个文化面貌的主要标志的陶器，是以大口鼓腹罐、小口腹瓮、钵、豆为组合，不见鼎鬲。就陶器耳来说，多环状竖耳、桥状耳和瘤状耳。这种器耳，后来被*句丽高**文化继承。由此可以看出*句丽高**文化与本地貊人文化间的渊源关系。因此可以说西汉以后的*句丽高**民族的主要族源，是生活在浑江中游和鸭绿江中游一带的貊人。
夫余说
该说是从《三国志》、《后汉书》及《好太王碑》等记载确定*句丽高**来自夫余。
《三国志》记载*句丽高**“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
《后汉书》记载与《三国志》基本相同：“*句丽高**，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秽貊、沃沮、北与夫余接，……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
至《好太王碑》则把《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的“东夷相传为夫余别种”，直接记为起源于夫余，“惟昔始祖邹能王之创基地，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
该说主要是从*句丽高**始祖*蒙朱**(邹牟)的王族世系出发，从*句丽高**王室继统的角度，来看
待*句丽高**的起源。
此说从考古文化构成的另一方面看，*蒙朱**从“北夫余”南下“卒本川(今辽东浑江)后，南迁只有极少夫余王族成员，而其到达的浑江地区应是辽东‘二江’(鸭绿江、浑江)之“貊”族故地，所以，形成*句丽高**民族土著文化的“主源”和“主体”，考古文化表现为应以秽貊系统的“南貊”为主，而不是夫余文化特征。正如金旭东等在发掘了通化万发拨子“前*句丽高**时期”的遗址后，发现古文献记载的“*句丽高**出于夫余缺乏考古学依据”的现象是有道理的。文献记载与当*考代**古发现的反差，应当进一步从辽东“二江”的土著民族文化中云寻求其真谛”。
《三国志》卷30《夫余传》载夫余国“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这说明夫余国的民族分三部分：秽、貊、夫余。《三国史记·*句丽高**本纪》夫余王说*蒙朱**：“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也证明随*蒙朱**南迁的不仅仅是夫余人，也有秽人与貊人。但在*蒙朱**所率南迁部落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夫余人。这也是*蒙朱**刚到卒本川立国时，被称为卒本夫余的缘由。
另外，在*蒙朱**率部南迁卒本川之前，这里应该已有夫余人建的方国。据《三国史记·*句丽高**本纪》“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部”。*蒙朱**立国第二年以沸流国所在地为多勿部，《三国志·*句丽高**传》“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此时所谓丽语，也就是夫余人的语言，*蒙朱**为代表的*句丽高**统治者夫余人认为，对沸流部的收降是收复夫余民族的旧土。可见，沸流部属夫余人，先于*蒙朱**部入卒本川。琉璃明王在东夫余时，其母曾对他说“汝父非常人也，不见容于国，逃归南地，开国称王”。所谓的“逃归南地”，也就是回到夫余人在南边的故地，也证明在*蒙朱**所部南下之前，卒本川当地已存在夫余人的部族。当*蒙朱**所部迁入这一地区后，因为同族的关系，二者很快结合到一起。琉璃王“纳多勿侯松之女为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王健群先生在《*句丽高**族属探源》一文中“*句丽高**人来自夫余，夫余是肃慎系统的通古斯族，即后来的女真族。*句丽高**人也应该是肃慎人的后代，与女真同族”的结论。
“*句丽高**属于秽貊语族夫余的一支，在卒本川建立*句丽高**国后逐步扩大势力，灭周边的
沃沮、秽貊、夫余等属于秽貊语族的国家和部落，在这些地区，或建立郡县、或封为属国，其居民逐渐被*句丽高**同化”。
高夷说
持*句丽高**起源于“高夷者”，最早可追溯至孔晁注《逸周书·王会解》“高夷，东北夷*句丽高**”。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亦说“鄙意《魏书》所称这槁离，音近*句丽高**，当即古之高夷，亦即《后汉书》之*句丽高**”。金毓黻是将“杭离”、“句丽”与“高夷”、“*句丽高**”视为同族。
张博泉等著《东北历代疆域史》认为：*句丽高**在东北的分布主要有三部，其中之一即高夷，此*句丽高**亦即应邵所云“故句丽胡”，此*句丽高**在汉武帝之前就已分布在“东辽河南北”了；再一部就是“依大水而居者”，此乃“*蒙朱**所建*句丽高**”，而“大水即沸流水”；其三是古文献所记“句丽别种”，亦即“小水貊”，其分布区应在今绥河上游附近，大约在冥至王亥时，商人南下，至成汤灭夏桀，入主中原，商人大量进入黃河流域，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和影响。留在东北的商人，有一支东迁至今浑江、鸭绿江流域，繁衍生息，与中原人交往时被称为高夷，句丽夷蛮，自称*句丽高**。经历了漫长的石器时代和短暂的铜器时代。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句丽高**人聚居之地设置*句丽高**县，属玄莬郡管辖。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蒙朱**率部份进入*句丽高**，建立*句丽高**王国。
高夷--秽貊说
该说是在肯定*句丽高**属于中国东北“秽貊”系统古老民族的一支，并以“貊”系为主的基础上，把从“高夷”到“貊”部的发展、演变，看作是*句丽高**起源的一个边疆历史过程。并肯定从“高夷”、“貊”到“句丽”、“*句丽高**”，在族源、地域和考古学文化上，具有先后传承关系。认为以辽东为中心的以犬石棚、石盖、石棺墓同期青铜短剑的“貊”辽东族文化，是“*句丽高**文化的先基”。并且“*句丽高**先世文化，应该是以分布于鸭绿江两岸和辽东半岛山地为中心的以大石棚、石盖墓、石棺墓及同类青铜剑为代表的辽东貊族文化”；“*句丽高**族源的主体，是二江流域，从商周时期的高夷，到春秋战国前后的貊族，其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历史过程，……无论从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族文化学和考古学上看，都可以找到内在的联系和发展轨迹”。
这一观点同一般的秽貊说和高夷说的区别是，把*句丽高**起源于“高夷”和秽貊系统的“貊”部，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进行具体个案研究，并把从青铜时*开代**始的辽东“二江”与“二河”上游的青铜文化，分阶段与“貊”系文化和“*句丽高**先世”文化相联系考察。
炎黄—商人说
这一看法主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提出的论点。其代表性学者李德山和耿铁华。李先生在文章中认为“*句丽高**民族，*句丽高**王国周边各个民族或部落，都是炎黃族系，皆由山东等地迁来”。耿先生在文章中认为“*句丽高**是商人建国前后，或入主中原时，向东北迁徙的一支，……*句丽高**源出商人，属五帝系统”。其后又在所著《中国*句丽高**史》中说“*句丽高**作为商人后裔，一直保持着商人的风俗习惯和政治、经济生活特色”。并列举*句丽高**的“五部”与前商周“五方土”制度，及“国、野”城邑和“卵生”传说，“尚白”习俗等。结论为“*句丽高**源自商氏族，属五帝系统”。
作为商人的后裔，*句丽高**人建国前后，一直保持着商人的一些习俗与文化特点，商人有五方土(东土、西土、中土、南土、北土)；*句丽高**有五部(东部(顺奴部)、西部(消奴部)、中部(桂娄部)、南部(灌奴部)、北部(绝奴部))。商人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句丽高**国家所有土地为王有。
商人把城居民称为国人，郊外居民称为野人，有国、野之分；*句丽高**则称为城内居民为城民，居住在大山深谷的人称为谷人。
商人继承法主要是“兄终弟及”，后几代王才“传子”；*句丽高**最初也是“兄终弟及”，逐渐改变为“传子”。
商人确立家族财产私有，贵族称家；*句丽高**贵族财产私有，贵族称大家。
商人尚白；*句丽高**人喜洁净，壁画中多见衣白者。
商人尚鬼，祭祀多。*句丽高**人好祭鬼神，多祠、祭灵屋、社稷、山川、洞穴等。
商人先祖卵生、鸟图腾。“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句丽高**人亦尊祟卵生、鸟图腾。“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
图片来自耿铁华《*句丽高**族源论稿》
以上论述表明，*句丽高**民族是帝高阳的后裔，是商人的一支东迁而形成的部落。*句丽高**人在建国前后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
从目前已知的史料来看，*句丽高**原始文化与商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一点是无须质疑的。东北地区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十几座大墓，即有积石墓、也有石棺墓。直接影响了东北地区后来出现的各种石墓，如桓仁、辑安的*句丽高**积石墓，其材料、结构与建筑方法上均有着密切联系。
另外，浑江、鸭绿江流域原始文化中的打制石器也与红山文化遗址中的同类器物存在着密切联系。在辽宁、吉林两省出土的网纹铜镜，与商代的几何纹铜境有许多相似之处，其文化内涵信相互联系是存在关联性的。
古朝鲜说
“古朝鲜”说是近年朝鲜学者提出的一种看法，，该说“*句丽高**族是貊族的一个支系，于前二世纪以前在朝鲜的山区(今太子河上游)形成一个独立势力。*句丽高**的生产力和文化，由于承自朝鲜而具有较高的水平”。
这种看法，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史的发展实际看，除了随意扩大“古朝鲜”的范围至辽东太子河以外，从*句丽高**的起源看，完全是本未倒置。因为在商未周初由商人后裔“箕子”率众东迁朝鲜半岛北部前，历史文献上从无“古朝鲜”出现。所谓“古朝鲜”，应指周武王封的“箕子朝鲜”及其继承秦汉之际的中原燕人东迁者“卫氏朝鲜”。即后来汉武帝所设“乐浪郡”地。二者在地域、文化和族系上与辽东地区浑江和鸭绿江中游的*句丽高**起源，均无直接关系。相反，与“箕子朝鲜”同时，见于先秦文献中周初《逸周书》中的“高夷”和“秽貊”等民族，在“古朝鲜”方国存在前，已活动在辽东“二江”流域，并存在着大量考古遗迹。这些考古遗存可与文献印证。无论从族系、地理和民族文化特征上，都可为*句丽高**起源的主体文化，找出令人信服的依据。从而使*句丽高**源出“古朝鲜”说和“檀君说”，无论在文献记载、族系渊源和考古文化传承上，都找不到任何实证。完全是朝鲜(包括南朝鲜)人造谣生事，。国人千万别相信这套鬼话(在丸都山城等地老朽多次听到很多人说此地是朝鲜的，可见朝鲜人这套鬼话还是有很多国人相信了)。
*句丽高**族系(图片来自杨军*句丽高**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
从上图可以看出，*句丽高**族源明显是多元的，主要有五个分支：华夏族系、东夷族系、貉系、肃慎族系与东胡族系。
如上图所示，*句丽高**的族源是多元的，包括华夏族系的先民及后来形成的汉族、东胡熟魏生张的夫余人、肃慎族系的的肃慎人、貊秽族系各族。还有华夏族系民族与东夷族系民族融合形成的古朝鲜人。这些民族融合形成*句丽高**之前，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家，虽然在汉四郡的辖下，他们已成为中国的绘成部分，但其政治组织形式毕竟尚处在从前国家形态向国家的过渡过程中。也就是*句丽高**国家向成熟转变过程。
目前，学术界对*句丽高**的研究仅限于文献学方面，由于*句丽高**古墓被盗严重，地下出土考古可供参考的东西太少(或没经过考古发掘)。难以全面反映出*句丽高**原始文化各阶段真实的情况和面貌。
考证*句丽高**讲诸王的血统，就是要把他们父母的民族和血缘关系搞清楚，以便进一步认识*句丽高**国家统治者的民族结构，对于研究*句丽高**民族的渊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学术界只能说第一代*句丽高**王*蒙朱**从夫余南下出走，但其父母的族源已很难确定，除非有新的史料出现。
*句丽高**名字由来
*句丽高**是中国境内东北地域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句丽高**名称的由来及其民族的形成，由于汉代以前的东北诸族，处于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发展阶段，其族称国号、历史事迹，在中原的记载都需要译成汉语，用汉字记载;尤其是族称这样的专属名词，基本都是来自于民族语言的直接音。所以古今、中外学者经过多年研究，至今仍是众说纷纭。
关于*句丽高**名称出现的最早时间，历史文献无明确记载，也未曾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根据相关史籍推断，“*句丽高**”一词出现于西汉前期。
“*句丽高**”这个词应该有下列二种解读：一族名；二地名。
族名
“*句丽高**”一词作为族名，其含义是什么，学术界历来存在很大争议，主要有：“槁离”
说、“山高水丽”说、“高大黑马”说、“介莱”说、“高台建屋”说、“铜”或“黃铜”说、
“中京”说、“中国”说、“首邑”说、“上京”说、“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等多种说法。
此外，也有的学者认为，*句丽高**是“高”姓的族乐与“goio”的地称相结合而成部族的称谓。还有学者将“蒙Gooli”与“貊Gooli”联系起来，认为*句丽高**就是“貊Gooli”。并进而得出“蒙古族和韩民族在族源具有同一性”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上述*句丽高**一词名义的解释是从汉字音义角度所作的解释；但上述解释完全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汉代以前的东北诸族，处于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发展阶段(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赫哲族等民族仍是有语言无文字)，其族称国号、历史事迹，在中原的记载都需要译成汉语，用汉字记载;尤其是族称这样的专属名词，基本都是来自于民族语言的直接音。因此，用汉字音义的词汇解释*句丽高**的词义显然是错误的。例如现仍在东北流行的说一句话方言“整个浪”，如按字面解读应是：“水中出现了波浪”。但东北话意思则为“全部、所有”。所以仅从字义、音义上去解读*句丽高**显然是错误的。
而“槁离”说、“山高水丽”说、“高大黑马”说、“介莱”说、“高台建屋”说等说法，都是对“高丽”的解释，而不是对“*句丽高**”的解释。
但《隋书》卷81《高丽传》、《三国史记·*句丽高**本纪》两则史料的含义，显然，是先有了*句丽高**这个国号，而后才取国号的第一个音为王室的姓，即以国为姓，而不是先有王室的姓，而后才将姓加于国号之上。另外，*蒙朱**所部出自夫余，而夫余是出自蒙古草原的民族，蒙古民族的姓氏与汉族的含义是完全不相同的。作为“高”姓是典型的汉姓，可以肯定的是进入*句丽高**起后的，不会是夫余人的姓氏。《三国史记·*句丽高**本纪》“ *蒙朱**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音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衣麻**；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蒙朱**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衣麻**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蒙朱**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
这条史料说明，在*蒙朱**所部南迁时，无论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夫余人移民，还是浑江地区的原土蓍居民，多没有与汉人通用的姓音义相同的姓氏。到*句丽高**晚期，仍存在无姓者，所以才有“内部姓高，即王族也，*句丽高**称无姓者皆内部”的习惯。
*蒙朱**所部出自夫余，族称自然是夫余，在进入卒本川以后，为与东夫余相区别，才将地名于族名之上，称卒本夫余。而在*蒙朱**所部南迁以前，汉玄莬郡下训已经存在*句丽高**县。*蒙朱**所部由卒本夫余又改称*句丽高**，显然是得名于汉*句丽高**县名，而*句丽高**县又得名于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之前就存在的“*句丽高**”，这一部族在史书中也被称为“句丽胡”、“朝鲜胡国”、“句丽夷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句丽高**一词的出现远早于*蒙朱**南迁之前，自然是*蒙朱**部族名来自地名，而不是地名来自族名。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在*蒙朱**部南迁之前，玄莬郡已经存在一个*句丽高**族，并建立过自己的地方政权。朝鲜学者将其称为“先行于*句丽高**的古代国家句丽”。这个所谓的先行于*句丽高**的古代国家句丽，实际上就是曾存在于该地区的貉人政权，早于*蒙朱**登上历史舞台的*句丽高**，就是迁入这一地区的貉人。
玄莬郡的*句丽高**，在中原史书中也被称为“句丽胡”。胡字显然是附加在“句丽”这个族名之后的汉语语辞。这一例子证明，中原的汉族人在称呼北方少数民族时，最初使用的是少数民族本族语言的族名的音译。当这一音译被当作正常通用汉字并应用很长时间后，后人在使用这一汉字词汇时，已经不清楚该词汇是外来语音译的源头，而当作正常汉字按字面望文生义来解释。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作改动，在“句丽”这一族称之后加上“胡”字，将“*句丽高**”随意写作“句丽”、“高丽”、“句丽胡”、“句丽蛮夷”等。最典型如《汉书·王莽传》王莽将“*句丽高**”改为“下句丽”。并不能将此作为*句丽高**族名原是“句丽”的证据。“高”是这一族名的第一个音节，而不是后来附加上去的汉字，但从西汉未年起。中原汉族人就忽略了这一点。
地名
“*句丽高**”一名最早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玄菟郡：“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开。县三：”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 ”。“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 ”。根据上述记载，“高句骊”仅是县名，而“句骊”则是族名。不过，《汉书·王莽传》说： “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州郡归咎於高句骊侯驺。……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莽大悦，下书曰：‘……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 从这段记载可知，高句骊除了是县名以外，也是族名。但地名应早于族名，“句骊”应是“高句骊”的简称。在“*句丽高**”作为国名之前，其作为县名和族名已经存在。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绾濊貉、朝鲜、真蕃之利 ”。《史记·匈奴传》： “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此外还有：“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濊貉、朝鲜” 。
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多次提到濊貉、朝鲜等，战国时燕的北邻和东邻是乌桓、夫余、濊貉、朝鲜、真番，其顺序由西而东依次排列。然而，其中并没有出现“*句丽高**”一名。
司马迁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写作《史记》，前后经历了十四年才完成，
记载了从上古传说到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的历史。这说明，在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还没有流行使用“*句丽高**”一名来作为县名、族名或国名。
有学者研究认为，《汉书·地理志》依据的是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各郡的户口籍和汉元帝元延、绥和之际(公元前9年～前8年)各郡国的版图(即所属县目)。据此，在西汉晚期即公元二年以前，已经存在高句骊县。从设县到户籍统计和绘制版图出现在文字资料中，应有一定的时间，结合前述汉昭帝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筑辽东玄菟城，可以推测高句骊县可能设置于昭帝时，应该早于高句骊国名出现的时间。王莽“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发生在其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高句骊国名的出现应该不晚于王莽初年。
公元1145年，高丽作家金富轼撰《三国史记》，最初的“*句丽高**”政权创建的具体时间也首见于此书，即“汉孝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岁”(公元前37年)。该“*句丽高**”政权称为“卒本夫余”。“卒本夫余”改称为“*句丽高**”国的时间，应在*句丽高**第一代王*蒙朱**末年和第二代琉璃明王初期的公元1世纪初，即*都迁**“国内”城以前，早期“涓奴部”与“桂娄部”实现王族交替之际。
“卒本夫余”改称为“*句丽高**”国之前，汉玄菟郡已有*句丽高**县的建置，所以“*句丽高**”国的名称应是从*句丽高**县而来。对此，十三世纪高丽作家李承休所著《帝王韵记》也明确记载*蒙朱**“以*句丽高**县名立国”。因此，*句丽高**名称的沿袭关系是县(地)名→族名→政权名。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玄菟郡高句骊县治的位置，一般认为是在辽宁恒仁苏子河南岸。在该处发现的两汉时期遗物中，有“高句骊丞”印泥，即官方文书往来的信验印封，这是推断高句骊县设置年代的考古学线索。
不过，现代人一般的看法是，因当地居住有“句骊蛮夷”而设置*句丽高**县，*句丽高**作为地名要早于*句丽高**国家名称的出现。即先有高句骊县、后有高句骊国，而后，高句骊国的臣民逐渐被统称为高句骊人。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前二世纪，存在集中的濊貊部落联盟，但是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濊貊部落集群被称为或者自称为“高句骊”(Wikipedia: Goguryeo)。
句骊或高句骊应该并不是该族群的自称，而是汉人或其它族人对该族群的称呼。笔者猜测，汉朝官方在设置高句骊县时，以“貊”人为主的当地土著人，应该是被汉人等其它族群称为句骊人或高句骊人。动物偏旁的“骊”字，显然是对少数族群的蔑称。因此，前述“高句骊”最早应是族名、县名应来自族名的说法，可能是实际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最初的句骊或高句骊族名，是指以“貊”人为主的当地土著人，并不等同于后来的*句丽高**国人。
五部与五族
最早为*句丽高**立传的正史《三国志·*句丽高**传》 “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 。《后汉书》、《梁书》、《南史》的《*句丽高**传》都一直沿用说法，至两唐书的《高丽传》才不再称“五族”，而改称五部。从五族到五部，应是陈寿、鱼豢都将族与部的词义相同来使用的，两唐书的变动不能算错，但这一改动却使“五族”的另一层含义变得不明显了。“族”在中原文化中多是“宗族”血缘亲族，《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的说法可知，《三国志》中的“族”应是“宗族”的简称，用以指血亲集团。*句丽高**的“五族”显然应该具有相同的内涵，所谓的“五族”就是五个血亲集团。两唐书改称五部，而“部落”与“宗族”也应该具有相同的内涵，所以将“五族”改称为“五部”也不能算错。
《左传》僖公十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孔颖达疏“类族一也”，类与族是同一词。都是指血亲集团，同一血亲集团不能通婚。《魏书》称乌桓人 “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已为种，无复报者故也” 。所以，乌桓人的母亲出自另一个血亲集团，乌桓人的部族就是由多个血亲集团组合而成的。《三国志》以族、族类指称乌桓人的血亲集团，可证其称*句丽高**各部为五族也同样具有血亲集团的含义。
《三国史记·*句丽高**本纪》记琉璃明王“纳多勿候松让之女为妃”，这说明五族之间通婚，进一步说明五族之间是姻亲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这五个姻亲集团通过彼此通婚而结成的姻亲集团，是*句丽高**早期国家的核心。
《魏书》 “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 ，氏姓无常是指乌桓人原本没有姓氏当他们与汉人接触，模仿汉人确立自己的姓氏时，往往取自本血亲集团的称号。《三国史记·*句丽高**本纪》，*蒙朱**迁至卒本川后， “国号*句丽高**，因以为氏” ，这说明在此之前，*蒙朱**部尚没有姓氏。《三国史记》所记*句丽高**早期仅有人名，而没有姓氏。也证明*句丽高**人最初并没有姓，即五族之下每“部”的全体人员都选择同一姓氏。
*蒙朱**所部脱离夫余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的控制数倍于已的原土蓍居民，显然*蒙朱**借鉴了夫余人统治方法，五族就是利用夫余人旧有的血亲组织，建立维护*句丽高**人的武装力量，五族人以当兵为职业，而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三国志·*句丽高**传》“ 国人有气力，习战斗”，“大家不佃作” 。在*句丽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是“下户”也就是被征服的土蓍居民。
南北朝后，五部的名称发生变化，也被称为内部、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太平寰宇记·东夷·*句丽高**国》“内部，即后汉时桂郡也”。说明唐时五部之称已不同于汉时，部族的意义在此变得不在重要，所以二唐书不再像《三国志》一样称其为“五族”，而是五部。五部的含义主要是以王族为核心将国土分为五分，成为地域的、行政区划的概念。只有在*句丽高**五族完成了由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转化的过程之后，*句丽高**的行政组织形式才由早期国家步入成熟国家的形态。
虽然南迁的夫余人成为*句丽高**的统治阶层，但*句丽高**族源的主导却是当地原土著居民。在*蒙朱**南迁之前，当地原土著居民主要是：秽人、貊人、真番人、还有部分来自中原的汉人。此地主导居民仍为秽貊人。《汉书·地理志》所记的玄莬郡的45000户居民中，秽貊二族居民约占31000户，而《三国志·*句丽高**传》记：“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三国史记·*句丽高**本纪》称为有梁貊之国。以上都说明在*蒙朱**部南迁之前，当地主要部落为貉人，真番郡并入玄莬郡后，玄莬郡的西盖马县的主要原土著居民是真番人。即肃慎系居民。在*蒙朱**迁入前，早有中原汉人居住，琉璃明王有汉妃就充分证明当地存在大量汉人。在*句丽高**政权建立后，在多民族融合过程中，还有部分马韩人，靺鞨人融入。在众多民族融入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句丽高**的族源是多源的、*句丽高**的文化也是多元的。
国家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绝对纯正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句丽高**国家就是由*句丽高**人、夫余人、汉人、秽人、沃沮人、靺鞨人等组成的，只不过是以*句丽高**人作为统治阶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