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80后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自嘲道：“我们过去看我们的父母，就像现在00后看我们。”

正在晋升为家长的80后群体，可能认为自己面对的育儿压力和代际差异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其实，不然。

• 一位北京家长形容其孩子处理信息爆炸的方式：“现在的孩子懂很多东西，但我们这么大的时候，什么也不懂。我上中学时才第一次见到电视机。广告上说了什么，或者同班同学说了什么，孩子就习惯性地想要获得这样东西。”

这段描述符合80后对00后的印象，但其实它是1995年一项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材料里的一段内容。

• 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1496户北京城市家庭中，孩子决定了将近70%的家庭消费。与此相对，美国孩子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率大约在40%。

这份调查报告可能也符合21世纪初北京城市家庭的情况。但其实，它的时间要追溯至1995年。

以上这些田野调查材料和报告于上世纪九十年*开代**始收集，所涉及的内容和数据如今已至少20年之隔，都出自《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该书英文版于2000年经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之后陆续被160多名外国学者引用。于2017年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印中译本。

书名提到的“小皇帝”指出生在中国计划生育和经济改革时期的独生子女，更确切地讲，还包括当时农民家的“金贵娃娃”。作者们并没有粗暴地认定独生子女必然会具有心理问题或固化的偏执行为习惯，而是专注研究另一个更具学术价值的议题：发生在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变迁是如何塑造出儿童消费者——“小皇帝”——如今的80后。

该书由9篇论文集组成，围绕五个议题铺开讨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饮食营养，二是儿童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兴起，三是国家科学育儿话语，四是全球消费文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渗透，五是饮食变迁伴随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变迁。

该书的形成源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华琛教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起的一个“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研究项目。9位作者分别是华琛教授本人，1位华琛教授的老同事，6位华琛教授的弟子。他们研究的领域涉及到人类学、经济学、医学健康、社会学，不仅卡司阵容强大，而且相互呼应的程度非常高。

在最后一章，资深人类学家华琛教授提及了《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的意义：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特的，它记录了一个转型期社会在对待孩子态度上的深刻变革。

本文将跟随作者们的历史视角，先介绍儿童及其家庭饮食理念的概况，并分析儿童消费者及代际饮食理念差异形成的原因（即社会变迁是如何影响儿童的饮食、家庭关系、社会价值观），最后思考本书的启示意义。

儿童及其家庭饮食理念的概况

城乡家庭的饮食结构差异及营养健康问题

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经济和农业改革。这些改革举措改变了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比起以前，中国人民享受到更加优质和丰富的食物。

在1991年，乔治娅古尔丹对四川成都市区和一个村庄的饮食结构进行了调查。她发现城市和农村家庭在食物消费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把中国家庭的饮食结构总结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数量上较少的城市富裕家庭，他们日常的食物主要是从商店和市场购买的，主食以谷物类为主，其余包含了蔬菜、油、肉类、家禽、鱼类、蛋、水果。另一种是人口比重达70%的农村家庭，他们的日常食物主要是自己生产，主食一样以谷物类为主，每月从市场购买一点蔬菜、米、油、副食，而不是像前者那样每周定期采购。

由于城乡居民饮食结构不同，引发的儿童健康问题也不同。农村儿童摄入的动物蛋白比例小，其成长速度比城市同龄人缓慢。城市儿童比农村同龄儿童摄入了较多脂肪，其身患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机率更高。

代际之间的饮食理念差异

这里的“饮食理念”是指影响人们饮食方式以及支撑其饮食习惯的理念。

在1995年，郭于华对北京和江苏学龄儿童及其家庭进行了走访研究调查。他发现中国家庭三代人的饮食理念存在差异，并对此作出了详细的总结和比较。

祖辈认同传统中医里的平衡饮食观念，他们坚持表示“只要大人吃了没事，小孩就可以吃” “多样化食物和自然生长的食物会很有价值” “我们很难知道营养品里到底有什么，可是自然的食物能看得一目了然，吃得放心”。

父辈认为应该以西方医学和现代营养科学为基础来抚养孩子。他们专注孩子的健康饮食、食品安全和丰富的维他命补充，比如鼓励孩子吃蔬菜、煮排骨促进钙和铁的吸收、把水煮蛋弄碎刺激孩子食欲、控制孩子用零花钱买零食的行为。他们通过书籍、杂志、收音机和电视机等媒介了解食物信息，与同事探讨烹饪方式、食物的好处、如何帮孩子建立正常饮食习惯等饮食问题。

学龄儿童辈则并不在乎食物的口味，关注的是食物的可玩性。他们经常为了集齐卡片买方便面，取走卡片后，方便面由家长消灭。他们热衷于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快餐店的气氛和有趣玩具，希望父母能多带他们去一些象征时尚与流行的餐馆和娱乐场合。

儿童消费者及代际饮食理念差异形成的原因

1. 代际童年经历的不同及父辈的补偿综合征

在第二章，伯娜丁徐介绍了她研究所发现的一个现象：很多父母把孩子的口味偏好看作餐桌上的头等大事，把孩子的饮食看作是家庭经济状况改善的标志以及表达父母之爱的特殊方式。

对此，她提到这些出生在*革文**年代的家长身上有着詹姆士克尼尔所谓的“补偿综合征”的特征——他们总想给孩子提供自己小时候不曾有过的物质财富。

像伯娜丁这样站在历史角度看待问题的学者，还有郭于华学者。在第四章，他从代际童年经历的差别来分析造成代际饮食理念差异的原因。

祖父辈是1949年前经历了抗日战争、经济苦难的一代人。对他们来说，食物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父辈是经历过农村饥荒、城市食物配给、食物短缺的一代人。他们学会了克制物质欲望。

学龄儿童辈出生于经济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下，受消费文化扩张大环境的影响形成了消费型饮食理念。他们成为一种消费主体，指引并影响父母的购买决定。特别是，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孩子总能有各种方式和机会从父辈或祖辈那里要到零花钱，用来买心爱的零食。

2.现代化生活观念及儿童食品产业的兴起

在第三章的开头，马丽思讲述了她和一位穆斯林一次购物的经历。当她看到爱凤给一岁半的孙女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包括蜜饯、爆米花、巧克力、薯片、饼干和硬糖等的时候，她脑子里产生了困惑。

她的朋友爱凤是一名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为什么她会给她的孙女买非清真的零食呢？

原来，对大部分中国穆斯林来说，大众化生产的西式食品既非清真亦非禁忌。因为他们看中的是生产环节，西式食品是机械化生产的，所以回民也可以吃。

在1994年-1997年，西安市内的超市、百货商场和便利店都在销售各式各样的饮料和食品，如可口可乐、雪碧、果珍、雀巢牛奶、雀巢即食用咖啡、Snickers巧克力棒、M&M’s巧克力豆、McVitie消化饼干…..

为了塑造自身现代化的形象，许多中国穆斯林愿意消费西式零食。

而且，在30多岁的回民看来，这些西式食品的现代性和科学性对儿童更加重要。他们认为子女比自己有更多的社会阅历，才能够在现代社会竞争中取胜，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基于这个愿景，他们让儿童吃上工业化生产的西式食品。

可以说，对现代化先进生活的向往，打破了回民牢固的宗教禁忌。由此可见，食品工业化生产和现代化生活观念的社会影响力。

在第六章里，景军的研究也能证实这一点。他指出，电视作为经济市场文化权威的媒介，在反复地向民众灌输一种观念：购买一般生活消费品（工业生产的食品）代表童年幸福、健康。

他所采访的对象是甘肃一个叫大川的村庄，那里的儿童是家里电视食品广告的代言人。

一位母亲抱怨说，她三岁的儿子宁愿吃方便面也不吃她做的面条，但我又不能骂他。因为她的孩子看到人家的孩子吃康师傅，他也想吃。而且，从电视上来看，他认为所有的妈妈都为孩子买康师傅。

1997年，他采访了大川12家小商店的店主。这些店主都认为儿童食品有利可图，他们售卖以娃哈哈和娃娃素为主的18种儿童食品和儿童营养品。

景军还通过这些店主了解到大川家庭购买力的实际情况，并总结道：大川村庄的儿童受其农村父母的购买力限制，大多数时候只能买到便宜的方便面，偶尔才会买贵零食。而且，他们的零花钱没有北京城市儿童多，他们想吃的和能吃到的食品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

即便如此，由于农村人口占比70%，他们贡献的消费总量比例仍然庞大。

除了西安穆斯林和甘肃大川村庄外，这种科学的象征意义和现代化的观念，也影响了中国都市女性育婴方式的选择。

在第7章，高素珊对北京一批年轻妈妈进行了采访。部分妈妈认为，现代化生活对她们来说非常重要。其中一个妈妈明确表示：“外国奶粉是现代性和科学的产物。”同样的，由心理学家创办的幼儿园也被她认为是更现代化的、更科学的育儿方式。

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位妈妈的原话是如何说的。

我想用最现代、最科学的方法来抚养我的儿子。中国发展得很快，变得越来越现代化，我想我的儿子也能从中受益。传统的抚养方式并不好。等孩子再长达一点，我计划把他送到一个心理学家创办的幼儿园。虽然那里收费很贵，这意味着我要更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但我还是不想让我妈妈或者婆婆用传统的方式来带小孩。

同样的，外国奶粉虽然很贵，但中国的奶粉企业根本靠不住，谁能管得了它们？外国的奶粉企业有它们开发的国际标准，它们更科学。所以我觉得外国产品更安全，营养更好。有些奶粉甚至比母乳营养更丰富。

总的来说，为了将自身的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区开来，中国家庭选择消费象征科学和现代性的食品、运用科学的育儿方法。

3. 国家科学育儿话语权的干预

在第六章，为了说明国家科学育儿话语权的意图，景军解释了斯塔尔的“文化权威”。

具有无需凭借规范或命令就可以塑造和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态度的潜能，其影响力是建立在说服和自愿遵从基础之上。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权威可能无需经过行使命令就能为人们所接受。

通常，国家希望通过文化权威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先由医学家、医药公司、政府和新闻媒体发布大量关于营养和健康的信息，然后由群体或机构掌握并运用专业知识。

19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为了确保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等政策的有效实施，开始尝试建立以科学育儿为基础的文化权威。

一些国家组织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征文比赛，涉及的健康课题范围非常广，获奖文章出版成书并印发。文章内容包含了大量儿童健康问题，还明确提出“农村迫切需要优生优育的科学方法”。通过引起大众的焦虑，提醒那些对政府科学育儿宣传漠不关心的民众，这些问题和他们有关。

另外一些下属组织也推进了关于促进儿童健康的项目，比如儿童吃钙片和疫苗运动。同时，央视在电视上开立“卫生与健康”栏目，学校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举办健康儿童竞赛和父母健康教育活动。

总的来说，那些注重饮食营养与健康的父母辈，恰好是被国家科学育儿文化权威说服了，并自愿开始改变家庭饮食。

4.全球化消费的渗透

在第五章中，罗立波详细地分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跨国组织：美国肯德基。

为了实现以孩子为中心打造娱乐餐饮之地的市场目标，肯德基实施了一系列本土化策略迎合中国儿童。最有意思的是，当中国儿童表示讨厌“白胡子爷爷”，肯德基特意为中国儿童发明了奇奇的卡通形象。

为了迎合中国儿童的胃口，肯德基总部没有规定中国市场卖炸鸡的标准。为了能够快速处理本土肯德基餐厅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集团内部推行非常分散的组织结构，从而让地方管理者掌握更多的自主权。

正因如此，肯德基的地方管理者能够实施更灵活的市场营销方式。他们通过实行儿童自助点餐、分发竹蜻蜓玩具、卡通玩具盒、漂亮的儿童椅和唱生日歌的方式吸引本土儿童光顾。

罗立波进一步总结道：“在划分不同类型孩子的童年经历上，肯德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儿童带着家长来肯德基吃快餐，品尝现代生活的味道并寻找快乐，是童年经历的一部分。肯德基的管理者还把他们的消费者描述为“有抱负的消费者”。

不仅如此，1987年肯德基来到中国后，建立了本土社会对现代快餐厅的印象：安全、可靠、标准。市民及儿童一致认为，消费快餐厅的行为和能力是其步入现代性的标志。

除了肯德基、麦当劳、吉野家等快餐店，北京还有其他众多希望吸引儿童消费者的商品店，如世嘉世界游戏机店、卖迪斯尼商品的“米奇的一角”，四层楼全是卖儿童玩具和儿童用品的商场。

1997年的市场数据显示，中国儿童消费者影响了69%的购买决定，并通过零用钱、家长、祖父母送礼物等等方式掌握了每年超过50亿的商业营业额的直接控制权。

一项对北京和天津1496名幼儿园与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儿童对其家庭购买力的平均影响力远超美国儿童，而且很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孩子。

大量调查数据表明，以儿童为消费主体的消费模式正在形成。“儿童消费者”这个名词开始成为商业市场的主流名词。

关于“喂养小皇帝”带给80后的启示意义

在过去，大人吃什么就给孩子吃什么，并没有孩子专门的食物。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儿童食品产业的兴起、国家科学育儿话语权的干预、全球化消费的渗透等综合因素，市场出现了专门针对儿童的食品。

父母开始关心“如何让孩子吃得更好”的问题。从此，父母以让儿童吃得更健康更营养为饮食目标。所以，家里的儿童和大人吃的食物并不一样。这种食物上的区别对待和特殊化，体现了儿童在家庭地位上的提高。

然而，儿童更在乎的是拿到更多零花钱去消费时尚的零食。

城市儿童以邀请父母和同学一起到肯德基庆祝儿童节和生日会为骄傲。农村父母则频繁地为儿童举办满月宴席、周岁宴席、十周岁宴、升学酒席，老一辈的寿宴却成为了家庭过去时。家庭*会集**的主角由老人变成了小孩，这一现象又预示着代际之间权利的转移。

在经济市场上，由儿童食品、儿童玩具、游戏、动画片及其文化产品等组成的“欢乐天地”商业娱乐中心正在兴起，这种发展变化也加速了代际之间权利的转移。

商家利用电视节目和明星广告，不断宣传和鼓励儿童追求一个轻松、愉快的现代化童年。在西式快餐厅里，祖辈要向黄毛小二学习如何点餐、落座和进食。所以，在吃喝玩乐学习方面，儿童表现得比他们的长辈更精明、更自信。

总体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改革政策，提升了儿童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和关注度。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促使“小皇帝”掌握了饮食权利和消费权利。“小皇帝”不仅是家庭小皇帝，也是社会的小皇帝。

《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是“食物如镜：中国家庭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然而，当局者迷。大部分家庭以一种被动的形式参与社会的变迁，无法感知到代际之间权利转移的事实，无法预测儿童消费文化与未来的关系。

当然，《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里面也有一部分北京家长具备一种前沿的理智的思想观念，他们把孩子的饮食问题当做是教育问题，而不是一种享乐方式。

这部分家长比较重视学业和前途。他们通过训练孩子健康的物质观，避免了孩子陷在与同辈攀比的压力中，引导孩子专注学业。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家庭的孩子并没有用语言或者行动来抵抗，而是顺从父母的权威。

回到今日社会，昔日的“小皇帝”已经成为父皇母后，他们更加懂得关注“新小皇帝”的学业，并为此争夺教育资源。或许，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待当今的育儿压力、代际权利转移和代际差异等问题。随着科学育儿经成为当下互联网知识共享时代的风尚，父皇母后们貌似更加懂得如何与“新小皇帝”沟通，如何帮助孩子在社会变迁中学习和成长。

另外一方面，在《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的结尾部分，资深人类学家华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预测。

事实上，未来中国的工薪阶层将不得不在孩子的需求和老人的期望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未来不同代际的消费者权力再次变化，老人们重新获得家庭当中的支配地位，那么三十年后本书的续篇将被命名为《奉养中国的退休皇帝》。

人类学家所说的“三十年后”，已经过去二十年，儿童依然是消费的主体。如果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加剧，并且中国政府推行的二胎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难以攻克养老福利这个难题，那么太上皇和皇太后的市场需求——养老院和私人护理，一定会使得关于“不同代际的消费者权力再次变化”的预言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