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佛教我们大家都不陌生，从一座座香火旺盛的寺庙，到星云大师等众多佛学家对于佛教经典的全新演绎，可以说，佛教在人们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比重，而现代人对于佛教的看法，往往也都充满了包容。
可这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古代封建社会，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时候的佛教更多的只是为上层统治者而服务，一旦发展的愈演愈烈，偏离了佛教的本源，以至于占有了部分皇权，打破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佛教史上“三武一世”所发起的灭佛运动，便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法难日。
周世宗柴荣
可是当我们翻阅“三武一世”灭佛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前三位统治者，之所以要灭佛，更多的想法只是想要鼓起自己的腰包，以满足自己的私欲，灭佛之后，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好转和提高，可是对于世宗柴荣而言，他不是为了灭佛而灭佛，他的灭佛之路其实说到底有一种殉道的意味在里面，可以说他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灭佛，那么柴荣为什么要毁佛呢？他又究竟做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将这个稍显悲壮的故事娓娓道来。
1.寺院弊端，触目皆是，限制佛教发展，势在必行
自东汉明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随之便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经此之后佛教便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到了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而到了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强盛，佛教的发展也到了一个高峰，慢慢地佛教也逐渐渗透到了国家政治当中，成为和皇权、政权关系密切的精神统治工具。
而在盛唐时期，除唐武宗外，大多数的统治者对佛教多采取保护，甚至是纵容的态度，就像“迎佛骨大典”等朝廷举办的法事活动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后来各地佛教寺庙借此敛财*税逃**，大肆侵占农地，做好了前期的铺垫。
五代时期，由于常年战乱的影响，百姓们开始将自己的目光从现实转向了宗教，一座座寺庙好像将世界分割成了两半，庙门外始终是那个残酷且真实的世界，而在庙门里永远都是那么的平和，人们怀着一颗虔诚和渴望的心而来，他们或衣衫褴褛，或服饰华美，但仿佛只有那静默的佛像，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苦海，远离时代的黑暗。而这个时候的佛教已经不只是那个提倡“普度众生”的教派了，由僧侣为主的寺院已经成为除皇权、官僚、地主之外，最大的有产势力了。
随着寺院势力的逐渐庞大起来，也就慢慢偏离了教义的初衷，大多数的寺院已经不局限于香火钱了，他们开始侵占周围的农田以及农民的私有房产，于是社会的巨大财富就这样被各大寺院瓜分，除此以外，这些寺院既不需要交税，也不需要服劳役，成了完完全全的特权阶级，这一下就彻底打破了社会政治生态的平衡。
而在五代末期，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大力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一改往日凋敝的形象，社会清明，而收复燕云十六州、统一全国也慢慢排上了日程。而在这时，柴荣收到各州的州报，各州寺院越来越多，越修越大，而一些作奸犯科之徒，纷纷躲进寺院以逃避法办，而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佛教的兴盛，大大小小的寺庙不断敛财，为了修成了一尊尊金光闪闪的铜像，更有甚者不惜销毁铜钱来做成佛像，而由于长年战乱，朝廷没有资源来铸造铜钱，导致市面上的铜钱流通稀少，商业的发展遭遇瓶颈，对于这些情况，若不限制，将会造成人力匮乏，财政枯竭。
寺庙兴盛景象
其实，自唐朝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到了寺庙繁荣背后所带来的的危机，在寺庙最为繁荣的武周时期，一代名臣狄仁杰就曾向武后上奏批判寺院僧侣太多的弊端：“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而在唐中期，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的问世，更为大唐的落寞身上泼了一盆泠水。
身为皇帝的柴荣早已看到了寺院过度扩张、畸形发展所带来的弊病，一场灭佛富民的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2. 刮起一阵灭佛风暴
公元955年，即后周显德二年，柴荣下达了“限佛诏”：
“近览诸州奏闻，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宜举旧章，以革前弊，诸道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抑停废。”
“限佛诏”颁布以后，各州县府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限佛运动”，对于没有诏赐名号的寺院一律废除，各州县也不能新建新的寺院，对于出家之人其品行，学识也要进行严格控制和筛选，严禁各寺院私自剃度招收僧侣，只保留洛阳、开封、魏州、西安、青州等地的戒坛，对于部分寺院所搞的精神蛊惑或自残式的赎罪行为，也严加禁止，不止如此，凡是死亡、还俗的僧侣，政府也要及时对其削册，以减少相应的钱财、粮食配额。
经此一诏，全国三万余所寺院被废除，大量的僧侣被迫还俗，重新回到了田地之中，回到了乡间，做起了农民或者小商小贩，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限佛运动”最后的官方数据显示，官方登记造册的僧侣仅剩六万余人，全国的寺院仅保留两千六百余所，这样一来大量人力回归生产，大量钱财回流民间，后周国力再一次得到了提高。
可当国家正处于蒸蒸日上之时，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逐步走入正轨之时，官府却来报告，国家由于铜的短缺，快要没钱了。那么铜都去了哪里呢？原来一方面自唐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佛教也愈发兴盛起来，特别是佛像也越修越大，越来越豪华，佛像的原材料由木头、泥塑渐渐就变成了铜像，狄仁杰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载：“今之伽蓝（指佛教庙宇），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
另一方面，自唐至五代时期，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百姓们都乐意将家里的铜器做成一尊尊佛像和一件件法器，以此来显示自己对于佛祖的虔诚，就这样全国的铜金属资源越来越少，铸造的铜钱数量也就减少了。
可对于正在发展期的后周来说，修建开封城、整顿军制、兴修水利，还有最重要的发展商业经济，都需要把大笔的金钱投入，为了能够富国强兵，继续自己的改革大计，于是柴荣紧接着又颁布诏令，一方面要求除了朝廷的礼器、兵器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之类准许保留之外，民间的铜器、佛像必须上交官府，由官府等值付钱，另一方面由官府成立专门的矿务局对全国的铜矿进行勘探和开采。
限佛进行时
当我们认真去了解柴荣所颁布的“限佛令”，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重点只在于一个“限”字，而不是要像“三武”一般大量*杀屠**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限制和整顿的意味在里面，还为佛教保留了大量的寺院和僧侣，所以说柴荣的“限佛运动”，其实是当时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战争不止，民生凋敝，想要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实行均定赋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才是硬道理，所以一系列的“限佛令”就应运而生了。
3.不爱其身而爱民
众所周知，自佛教传入中原以来，曾先后发生三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都曾掀起过大规模的灭佛、限佛运动，史称“三武灭佛”，毫无疑问，三次灭佛的动机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财政和人力的控制，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三位皇帝最终都未能善终，拓跋焘后来被大臣所杀，死于非命；宇文邕则英年而逝，北周也在两年后灭亡；而唐武宗李炎虽然让日渐衰落的大唐王朝回光返照，创造了短短的会昌中兴，却因渴望长生不老，食用了太多的丹药而暴亡，以至于就有民间传言，“三武灭佛”而遭了天谴。
可当有人拿出三位皇帝的遭遇来劝谏周世宗时，世宗答道，“唐亡以来，百姓多困苦，民不聊生，而现在虽有起色，但天下还未一统，契丹人更是虎视眈眈，所以只要能是富国强兵，怎么都行，而佛祖愿为天下苍生割肉喂鹰，我若能为百姓带来好的生活，死又何惜呢”？最终周世宗力排众议颁布“限佛令”，下令严格控制寺院、僧侣数量，并收缴寺院和百姓家中的佛像。
其实这项诏令之所以能引起巨大争议的便是对于佛像的毁坏和收缴，当此诏令一出，可想而知，官员、百姓都处于恐慌、害怕阶段，而当柴荣谈到其毁灭佛像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既然佛祖都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救人于危难，为什么不能舍弃自己的铜像来拯救天下苍生呢？
而这时一件事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看法。洛阳大悲寺中有一尊著名的大悲佛，据说此佛极为灵验，百姓争相供奉膜拜，络绎不绝，而又有民间传闻，毁此佛者，必有报应，会遭天谴。可面对着神乎其神的惩罚，洛阳官员无人敢站出来，只好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如实上报。
为了能够推行政策的顺利实施，柴荣决定亲赴洛阳，亲自毁佛。当世间的伟大帝王手持利斧，站在金光闪闪的佛像面前时，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就这样被定格下来，而对于世宗亲自毁佛的行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写道：“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可就在柴荣下令毁佛的四年后，柴荣病死于幽州的病龙台上，当我们现在去重温那段略显悲壮的历史，我们就能明白，柴荣虽然使用一定的强力手段，不断压缩着寺院势力的生存空间，可是他所没收的大量寺院财产以及强制大量的僧侣还俗，不仅壮大了后周的国家财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对社会经济和生产具有积极的作用。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古今天下，有多少帝王能够做到这一点，不爱其身而爱民，柴荣用其爱民之心，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英主的毅力和勇气，壮哉，世宗，千古明君不足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