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江佳明 娄佳璐 张雯一 宋汶瑾
编辑｜王雅淇
郭建梅刚刚过了她的60岁生日，这是她成为公益律师的第25年。从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开始，她参与创办的援助中心在25年间一路辗转，目前叫做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共有8位执业律师。至今，她的团队共办理案件4000余起，接受咨询12万次，有人将她称为“中国公益律师之母”。
“女性”是郭建梅的援助重心。从60年代到今天，郭建梅始终在见证和改变女性的不公处境。她在上世纪的农村看见被打死的妇女，在全国妇联协助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在成为公益律师后，帮助失去孩子的母亲、*薪讨**无门的女工、遭遇殴打的妻子。
一个工作安稳的普通人，为什么会选择抛弃平静的生活，放下自己的利益，坚持站在弱势群体身边，“帮助其走上自尊、自立、自强之路”？她需要拥有什么？又必须面对什么？在郭建梅的故事里，我们将找到一些可能的答案。
1985年，二十五岁的郭建梅坐在司法部研究室，意外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人是她的本科年级主任王德意。她说，小郭，我调去了全国妇联任书记处书记，预备成立一个法律顾问处，你也过来吧！
王德意原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婚姻法，是郭建梅的毕业论文导师。郭建梅是*革文**结束后的第三批大学生，一路从农村考来北京。上学时，她拿国家的补助，总觉得自己土气，常常一个人“溜墙边”。
当时，十年*革文**刚刚收场，法学仅初具规模，郭建梅常泡在图书馆，学习十分用功。大三时，班里的支部委员找到她，说她老实忠厚，根正苗红，有潜力成为*党**员。郭建梅积极递交入*党**材料，但最后被年龄更大的同学排在了前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曾是她的同班同学，在马忆南的回忆中，郭建梅“受到的一直是传统的主流的影响，也一直积极向主流靠拢”。
毕业时，改革开放新潮初起，法律人才稀缺，郭建梅满心想着进机关做研究，坐进了司法部研究室。但一切都令她大失所望。
两个上了年纪的领导坐在办公室里，一个处长，一个副处长，每天来了，就是一杯茶一张报纸过一天。郭建梅的工作变成了替老领导代笔，撰写公文，“小郭你来写一下”的呼声此起彼伏，填满琐碎的时间。日子一天天耗过去，“黑压压的一堆人拘在黑压压的一栋楼里”，郭建梅透过领导们口中吞吐的云雾，影影绰绰地洞见自己未来的某种悲剧——三五十年后的老太太，一辈子困囿其间，活在敝旧的日光里，到老来一事无成。
她渴求改变。
王德意的电话成了从天而降的稻草，郭建梅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起初，司法部不肯放人，王德意便从中斡旋，把郭建梅调到了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工作。王德意作为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主抓妇女权益，而后不久，她参与牵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郭建梅也加入其中，一同前来的还有时在北大任教的马忆南。
她们随专家赴全国各地调研，去往各个城市，下到田间地头，系统性地认识到女性普遍的不公处境。在一些西南山区，郭建梅亲眼看见挺着老大肚子的女人在田里挑水，还有的女人子宫脱垂，没钱做手术，就拿根吊带勒起来。一路上，她见到许多失学女童，原因几乎都是把钱供给了家里要上学的哥哥弟弟。
但这些场景，她并不陌生。
郭建梅在北大
郭建梅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河南乡村，男尊女卑的风气因袭已久，钳制着村中的女性。她打小有个玩伴，村里人都叫她“辫子”，因为是个女孩，早早地辍了学，每天背起箩筐割草喂羊。某天深夜，郭建梅和母亲躺在院里的凉席上，在四下的寂静中，隔壁的辫子家突然传出男人暴烈地用棍子抽击的声音和女人尖锐的哭喊。响声传遍了整个村子，但无人敢出头。后来，声息渐渐弱下去，只剩下小孩幽幽的哭声。过了三四天，郭建梅得知，辫子的妈妈死了。
而在郭建梅家，奶奶由于畏惧爷爷的殴打，饿死在卖馍的路上；姥姥因为只生了两个女儿被丈夫休弃，跟着小姨一家迁去了北京通州，改嫁给一个自来水厂拧螺丝的老工人，住在三里河的排子房。
郭建梅两岁那年，由于她的两个姐姐此前接连去世，母亲担心家里风水出了问题，将她送到了姥姥家。白天，姥姥帮人照看孩子，晚上，她带郭建梅出去捡垃圾。她们顺着马路，捡纸、破布、瓶子、烟盒，不一而足。姥姥缠过足，身材矮小，高高的路灯却把她的影子拖得很长。郭建梅跟在后面，两手泥黑，把垃圾捡回家，装进门前走廊里的三个大竹篓。篓子装满后，姥姥推一辆小板车，拉到月坛北街后面的废品收购站，一路上车轮咕噜噜地响。
母亲偶尔会搭铁皮车来北京看她。某个大雨倾盆的深夜，郭建梅听到敲门声，打开门看到浑身湿透的母亲，怀里揣着从家里带的杏子。母亲工作忙，每次来的时间很短，郭建梅有时会认生，但母亲回去后，郭建梅又常常想她。姥姥这时候便会拉起她的小手，说带她去接妈妈。两个人出门向前一直走，走到十三路车的站牌，看红色的公交车停了又走。妈妈当然是不会出现的，但姥姥总会给她买一根冰棍，三分钱或者五分钱。
郭建梅长到八岁半，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被迫返乡。临别前，姥姥姥爷带着郭建梅去照相，为了拍照，姥姥翻遍了衣柜，找出一件郭建梅小姨送给自己的旧衣服穿在身上。姥姥舍不得她走，哭得很伤心，郭建梅暗暗立誓，将来一定要回到北京。
郭建梅和姥姥姥爷／摄于儿时搬离北京前
父母是乡村教师，工作常常调动，当时安身在一个叫做尚刘庄的村子里，一家人便住在当地的中心小学。下雨的时候，水总是从屋顶的缝隙漏进来，地上摆满接水的水盆，人要缩进角落。
由于上学晚，郭建梅开始跳级，可因为没有基础，学得十分吃力。晚上回家，母亲常给她“开小灶”，房里点着煤油灯，黑烟直冒。母亲批改作业，她背东西练大字，第二天醒来，满脸都糊上了煤油灯飘的烟，拿手一揩脏兮兮的。如此到初中，郭建梅的成绩才有了起色。
中学时，郭建梅一家搬到了牛屯公社，人们常在晚上拿着木板凳和旧报纸前往露天电影院，围坐在地上。那时放映最多的电影是《小兵张嘎》和《地道战》，但郭建梅印象最深的却是一部名为《流浪者》的印度电影。她记得辩护人在黑白荧幕上走来走去，“特别高大”。
1978年，郭建梅参加高考，被安阳师范学院录取，父亲很满意，希望她毕业后当老师。但郭建梅的母亲和老师却觉得可惜，说服了郭建梅再来一年。
次年，高考揭榜，郭建梅成为了安阳地区的状元，她几乎将所有的志愿都填上了北京的学校。不久，教育局的电话便打到家里：郭建梅被北京大学录取。家里给姥姥去信，姥姥闻讯喜极而泣。父亲也喜出望外，下厨炒了几个好菜，在家摆酒请老师上门。录取通知书被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寄来，郭建梅快乐得难以自抑，蹬上自行车，举着信封到街道上四处兜风。
大学毕业，她进入体制工作，故乡的往事似乎暂时地远了。但在一次次的调研中，她发现女性的不平等遭遇从来不曾消失，而且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1992年，《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顺利颁布并施行，但其时，郭建梅已离开全国妇联近一年。尽管王德意曾为法律顾问处做了宏伟而细致的规划，想要构建全国律师事务所网络，但妇联的工作却并不如意。单位里人事关系复杂，郭建梅一边蒙受提拔，另一边却遭受排挤。王德意的雄心也在现实面前被熄灭，偌大的全国妇联，二人分外孤独。郭建梅为老师感到可惜，“她以一个学者的心态和理念，到了那里根本施展不开，整个人很抑郁，最后早早地去世了。”
一次偶然的饭局，郭建梅遇到了在司法部时的同事方向。方向当时创立《中国律师》杂志社不久，看中了郭建梅的文笔，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能来当记者。对记者一向有好感的郭建梅欣然前往。不过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四年后，郭建梅又一次选择了离开。
方向后悔派郭建梅去了那次采访。
1995年8月底，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在北京怀柔如期召开，由于届时会有不少女性律师在场，主编方向临时叫来了郭建梅，派她去记录一些花絮。郭建梅原本打算一天采完就回去，但没想到，下了大巴，走进会场，她整个人像是被攫住了。
铺天盖地的新概念从世界各地被带来：NGO、*权人**律师、公益诉讼、妇女维权……郭建梅披件小夹克，挂着记者证，拿着录音笔在各种分论坛和研讨会之间穿梭，像进入一片新鲜的海洋，里面的人个个神采飞扬。他们谈案例、谈如何发起捐款、如何推动民主法治。她感觉到，“这种法律人浑身的毛孔都在张开，迎接阳光”。
郭建梅在世界妇女大会上
怀柔的礼堂不大，但拥满了上万人，两个人要挤在一张椅子上。郭建梅总是来不及吃早饭，抄上点面包就往会场赶。她在怀柔呆了十天，一直到大会散场，每一天都感到有阳光从这扇窗口照进来，渐渐照亮了她体内另一个压抑已久的自己。“我找到了我的位置，我的家园。”
大会上，郭建梅遇到了曾在北大留学的旧识张乐伦。张乐伦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工作，负责为基金会寻找合适的资助项目，当时包括北大中外妇女研究中心在内，许多机构都接受过基金会的资助，但多半侧重妇女研究，缺乏实践。
在大会的推动下，郭建梅当即联系同在会上的马忆南和杨大文，决定合作建立一个NGO（非政府组织），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向张乐伦申请资金。
郭建梅（右一）和马忆南（左一）在大会上
起初，组织定名为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挂靠在法学院同和律师事务所名下，由马忆南任主任，郭建梅任副主任。马忆南负责全面工作以及学生调动，杨大文负责研究，郭建梅负责咨询和办案，三人轮班，每周各去两天，同时也吸纳一些律师和北大学生。
福特基金会向他们提供每年三万美金的资助，对于运营组织来说并不富余。他们在北大南门口的海燕旅馆租了两间小办公室，边上就是公厕，夏天飘满异味。后来房租涨价，他们又搬去了北大印刷厂附近。与此同时，各方压力接踵而至，中心被迫连续更换挂靠单位，最终落脚在北*法大**学院。
1996年5月，郭建梅正式从中国律师杂志社辞职，全职投入中心的运营工作。当时她已经评上副高职称，担任主编助理。领导和同事都十分不解，亲人也多半持否定意见。在中国当公益律师，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无异于天方夜谭。
哥哥问她，经费从哪来？
郭建梅说，福特基金会有资助。
哥哥又问，人家能老资助你吗？
而这也的确成了后期的问题之一。
中心建立之初在社会上知名度并不高，长日无人问津，需要想尽办法拓展案源。她们联络了《北京晚报》《法制日报》《中国妇女报》等报刊，登载豆腐块大小的通知，还拜托北大的学生四处去张贴小广告，贴了大约两个月。讲到这里，郭建梅笑笑，“现在就属于扰民了”。
半年过去，渠道总算打开，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案子太多，一下忙不过来了。不同于商业律师，公益律师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包括没有钱打官司、没有救助资源的人群，而如果案件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比如环保、歧视、性侵害等，即使当事人不属于特别弱势的群体，有打官司或者求助的资源，公益律师也要代理。此外，公益律师接手的案子往往较为棘手，需要历经漫长的过程，想取得胜利也很不容易。
办案初期，一个叫何玉兰的女人跑来找她，说有一群女工被关在工厂里，自己是偷跑出来求人帮忙的。经过调查，郭建梅得知，这群来自河北涞水县的女人在北京一家制衣厂打工，工厂不和她们签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因而长期拖欠工资，并要求女工们统一吃住，食物通常是过期的方便面。女工生了病没人管，逢生理期没钱买卫生用品，也没人管。门口还有两条大狼狗把守，限制进出。
案子打了足足三年，对手是一张庞大的网络。调查取证的过程中，郭建梅屡遭白眼，吃闭门羹，还差点被狗咬，终于经过多方争取，为25名当事人赢得了应得的工资与经济赔偿金。
然而，这已经是难得的幸运，大多数案件的结局并不乐观。
郭建梅独自代理的第一桩案件的当事人是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母亲。她被告知自己的儿子“意外去世”，解剖尸体时却发现了断指和淤青，表明是非正常死亡，而且很可能是被人打死。母亲痛苦万分，求助无门，在只身北上伸冤的途中，又不幸被一辆机场大巴所撞，全身多处骨折，手术摘除了一只眼球。交管局的鉴定结论是大巴车应付全责，但公司只赔给她三万元，连安一只义眼都不够。可没成想，屋漏偏逢连夜雨，紧接着，这三万块钱也被人偷走。
几乎所有的路都成了绝路。她被安置进外来人员收容所，衣服破烂不堪，摘除的左眼流出脓水，浑身散发浓烈的异味。收容所里的其他人告诉她，可以去寻求法律援助，她带着最后的希望找到了郭建梅。
郭建梅了解情况后决定为其代理，一番复杂而艰难的取证后，她写下八千多字的代理词，带着当事人去见法官。法官问她，你怎么会为这种人代理？是没有案源吗？郭建梅反问，这不就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吗？可办案过程中，郭建梅连在法庭上读完代理词的机会都没有。法官的书记员是郭建梅的师弟，办案过程中欲言又止，结束后偷偷和她说：“我都看不过去。”
办了近一年的案子，一瞬间便败诉。事后，她和当事人被通知去领取判决书。再次见到法官，他将判决书甩在她面前，她捡起来，和当事人走出法院，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当事人放声痛哭，郭建梅也只能默默地流泪。
“后来，这样的打击就更多了。”
郭建梅（左一）与当事人交流
2001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与服务中心成立五年，郭建梅在马忆南退出后继任新的执行主任。中心的规模和影响力在扩大，但办案所面临的阻力却没有减小。那段时间，中心持续受到失败的冲击，全体状态都很低迷。
郭建梅开始莫名地感到委屈，常常想哭，夜里睡不着，清早不愿醒，疲于面对工作和当事人。可当事人总会找上门来，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扑通一声跪下，眼泪直流。“你就陪着他们哭。他们走了你还哭。”
工作接连不断，郭建梅一面心急如焚，一面力不从心。先是生理期出现异常，后来又在中心五周年的研讨会上，面对着专家、媒体、政府合作方，当众哭了出来。坐在一旁的理事杨大文见状，连忙解释，小郭压力太大了。
事后，郭建梅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去看了心理医生。五百道选择题，她十五分钟勾完，被诊断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
郭建梅患抑郁症期间
国外通常设有公益律师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配备心理咨询服务，但国内在这方面几乎一片空白，公益律师只能自力更生。有的案子败诉，有的当事人自杀，接二连三的负面情绪缠裹和包围着郭建梅。“我们老是说我们就是垃圾桶，社会的各种垃圾，都往里面装。”
医生建议她休假，暂时远离抑郁和焦虑的源头，杨大文就为她代任了半年执行主任。家人陪着她四处旅游，去杭州、千岛湖、普陀山。
最艰难的日子里，郭建梅还尝试过学佛。
她只身登上峨眉山，从半山腰借了件军大衣，在山上的寺庙里，和比丘尼一道住了十来天。每天四点，她们晨起打坐，吃早斋，上午念经，下午散心，终日茹素。
她问住持，我这是做好事，我这算贪嗔痴吗？
住持向她解释，你帮助弱者，这个工作也算普渡众生。但是你总想做成这件事，总想把所有人都救了，就是贪；你对这个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有怨气，就是嗔；你沉进去了，这个事把你迷进去了，就是痴。
郭建梅从住持的话里寻找到一种平衡点。她决定不再以完美主义要求自己和社会，她开始和自己和解，向社会“有原则地妥协”。下山以后，郭建梅坚持读佛经，以此排遣情绪。马忆南也感觉到，和前几年相比，郭建梅的脾气变好了。
大约在2004年，中心进行了战略目标改革——由法律援助转向公益诉讼。前者通常是为当事人代理个案，只要当事人是弱势群体，基本来者不拒；而后者是有选择地代理典型案例，通过典型案例推动法律的不断完善。
2007年，她和同事接手了一个内蒙的案子，28位女性当事人在农村土地赔偿中分文未获。她们请过一个律师，花了十万，遇上过假记者，又被骗走几万。郭建梅的团队接手这个案子后，历经三年，最终翻案，当事人总共获得一千一百万的赔偿款，每人还获赔一套临街二层小洋楼。然而，当郭建梅事后想再联系她们，将成功案例上报宣传时，却意外发现28位当事人齐齐更换联系方式，从此杳无音信。
“她们躲着我们，怕我们要钱。”也许这和此前的受骗经验不无关系，但郭建梅还是想不明白，自己一早就声明了是免费的，难道三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认清彼此吗？
但多数当事人还是会以各种方式向中心表达感激。平日里，中心时常收到各地送来的土特产，包括香油、西瓜、咸鸭蛋。一次，家住河北的当事人专程搭火车，给中心送来了两只鸡。郭建梅找到附近的食堂，给了一块钱请后厨帮忙剁开，给大伙分了分，各自拎回家去。
2010年，中心因“新陈代谢”被撤出北大，不得不再度“流浪”。郭建梅重新设立了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和千千律师事务所。原本她有过开发商业律师项目的设想，以便律所能够自己“造血”，但商业和公益到底很难兼容，最终也没有成功。
郭建梅最近在写一本回忆录。她回望过去，拟将这本书取名为“欢乐悲歌”。
几十年中，郭建梅拿过很多国际荣誉，但相比于报道寥寥的2019年诺贝尔替代奖，大家却可能更容易回想起十年前芬必得邀请她以公益律师身份拍摄的广告。
工作之余，她学油画、读传记，已经不再像大学那样写诗，但会在女儿刘雨霖的电影作品上映时，写一封长长的信。郭建梅很少在家庭中分享自己的工作，不过家人之间总会彼此影响，丈夫刘震云就曾参照郭建梅的一位当事人创作了《我不是潘金莲》。2016年电影上映时，郭建梅和同事一起去看，她觉得“真实，但真实得不够”。
目前，机构的执行主任由吕孝权担任。他自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加入机构，尽管总有其他的选择，十余年来他始终没有离开。不过，他还是强调，“做全职公益律师完全是我个人的选择，符合自己的价值观，自己也收获了许多，所以没有什么比他人道德更高一筹的问题。”如今，吕孝权已经成家，膝下一双儿女，能够依靠机构的福利待遇维持正常生活。只是每当想起年迈的父母远在家乡，吕孝权也会“有点愧疚”。
吕孝权说，通常毕业生前往商业性质的律师事务所往往需要从助理做起，月薪一般只有一两千，不过几年后，等积累到了足够的人脉资源和专业能力，平均年收入少说有一二十万。
成为公益律师，经济上的压力几乎无从避免。郭建梅也坦言，我现在不需要养家，如果需要，我可能也未必做得下去。回想自己二十多年前凭着激情辞掉铁饭碗，郭建梅觉得“挺后怕的”。当时刘震云支持她，对她说，什么都买不来快乐，你喜欢你就去做，实在不行还有我。那时候刘震云在农民日报做记者，业余进行文学创作，尚未成名，九岁的女儿想要吃一次肯德基，夫妇俩都得犹豫半天。
郭建梅认为，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律师这一职业应承担三类职能：一是社会律师，收费代理个人、企业、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案子；二是政府律师，协助政府、监督政府依法执政；三则是公益律师，代表的是公众利益，其中包括诸多弱势群体。国内的律师行业发展至今，经过了二三十年，已经形成四十二万的规模，但当下的形势却有些失衡，几乎所有的人都涌向第一条路。
2017年以来，NGO的发展空间极大地压缩，前路越来越艰难。律所办案不收费，资金来源又被一再缩减，经费不足，展开工作时难免多方掣肘。
两三年前，吕孝权为律所招聘法学院毕业生，开出六千的月薪，还托圈内的教师朋友在其学生中宣传，可依旧回应寥寥。此前，他们曾在58同城、智联招聘、中国发展简报等多个渠道发布招聘信息，希望能够壮大队伍，也很少有人感兴趣。即或有的律师暂时加入，时间一长，也会迫于压力退出。缺乏新鲜血液的涌入，人才补给不上，出现断层，第一代NGO人士逐渐老去，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至今，郭建梅所在团队共计出版书籍17本，办理案件4000余起，接受咨询十二万次，不断推动着公益律师群体和女性维权运动的发展。相比于早年不少当事人浑身青紫地找到她，却对“家庭*力暴**”这一概念一无所知，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打官司，郭建梅“很喜欢也很敬佩”。
但还有很多光没有照入的角落，女性的权利意识还远没有真正普及。目前，千千律师事务所在不少城市开展了女工普法工作坊，可中国幅员辽阔，暂时还只能影响一部分人。
偶尔，郭建梅会想起姥姥。想起别人家的孩子往姥姥家带去奶香扑鼻的零食，姥姥不让她拿，专门去给她买一毛钱一袋的动物饼干。这种饼*她干**现在还会买，六十岁还在吃。
她还记得某一年中秋，自己提着姥爷糊的纸灯笼上街，蜡烛苗把灯笼壁上的红花和金鱼映得透亮。一队年龄相仿的孩子在街上唱《Long Long Ago》，他们瞧不上村里来的郭建梅，一脚踢翻了郭建梅的纸灯笼。郭建梅张嘴大哭，姥姥急忙赶来，把她抱在怀里，和她一起哭。
许多年来，郭建梅像是一直在举着灯笼漫游，黑夜里处处艰险，困难丛生。但月亮始终在头顶。郭建梅说，即使是现在，她抬起头望向月亮，眼泪也还是会流下来。
文中所有图片均来自受访者。
新媒体编辑｜张漫溪 董桑柔
责任编辑｜戴汀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