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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一直重视国人文化道德的培养。在电影普及之前，多以画报、戏曲为代表，通过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来达到教化人的目的。

纵观我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早期从1922年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顽童》拉开了国产儿童电影的序幕，次年明星公司担任摄制的《孤儿救祖记》传递出“惩恶扬善”的主题，国产儿童电影便拥有了教育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出现了《三毛流浪记》（1949年）、《鸡毛信》（1954年）、《祖国的花朵》（1955年）、《哥哥和妹妹》（1956年）、《红孩子》（1958年）、《英雄小八路》（1961年）、《小兵张嘎》（1963年）、《宝葫芦的秘密》（1963年）、《小铃铛》（1964年）、《闪闪的红星》（1974年）等成为几代人童年观影的集体记忆。

儿童电影反映着儿童的现实生活，不仅是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充分体现，也是提高儿童文化素质、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全方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其教育价值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因此，儿童电影在展现其娱乐特征的同时往往被赋予更多的教育属性，既作为愉悦身心的艺术品吸引儿童观众的参与，又作为信息时代的艺术媒介提升儿童心智、滋养儿童内心，让儿童观众观有所获。

新世纪国产儿童电影的现实处境

我国历来就有“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文学作品作为客观事物规律的载体，肩负着传播理念和价值观的功能。儿童电影作为文学作品的衍生品同样被赋予了广泛的教化功能，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

一直都备受重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电影作为文学载体的一部分，发挥了重要的传媒教育作用。

1984年，以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于蓝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的成立和儿童电影“童牛奖”的设立，使我国儿童电影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到1992年，我国电影体制开始全面实行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带动了中国儿童电影运作方式的转轨，电影市场逐步实现了由垄断滞后向开放和鼓励创作发展过渡，使得儿童电影的创作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探索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创作模式，影片创作产量得以提高，同时也诞生了大量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如《霹雳贝贝》《三毛从军记》《城南旧事》等影片，成为了国产儿童电影史上的创作繁荣期。

2004年，电影局印发了《关于资助儿童题材、农村题材影片的管理规定》，计划每年资助一定数量的影片，提高儿童电影的产出和质量，随后*电总广局**等部门再次联合发布了《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电影工作的通知》，旨在推动中小学影视教育持续、健康地发展。

2007年，电影局印发的《改进少儿农村题材影片资助工作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再次受到了国内从业人员的关注和响应，《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儿童电影题材资助的条例，扩大了对儿童影片的资助数量，充分鼓励农村题材儿童影片的创作。

在上述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下，国产儿童电影的创作和发展得到了充分保障，迎来了全面创作数量不断增长的繁荣时期。

国家重视影视育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艺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影视教育也被看做是实施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欧美地区尝试通过开设影视相关的课程，来着重培养青少年的综合素质。

英国电影学会在2010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对影像的理解将成为听、说、读、写同等重要的能力，影像的表达和传播将成为新世纪公民必备的核心素养。

时至今日，影视教育俨然已成为我国培养艺术人才，促进新一代少年儿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效路径。

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中提到，要将电影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中，力争从推荐优秀影片、改善观影条件、拓展观影渠道等方面来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实施力度，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高校的影视教育规模已然成型，但从中小学阶段来看，影视教育的发展仍在逐步探索中，如何高效地通过电影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思想引导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家庭营造成长环境

家庭提供的支持和保护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既能够让儿童感受到爱和关怀，又能够收获安全感和归属感。

但纵向来看，儿童的身心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许多家庭往往忽视了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疏于对儿童的陪伴，只是单纯满足其物质上的需求，忽视了精神成长的积极引导。

其次多数家长“望子成龙”，不仅以结果为导向，迫使儿童提前承担成人事物，并将其视为教育工作成功的标志，产生了“教育催熟”现象，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童年与成年之间的分界线被模糊，儿童不再是儿童，而是经过社会化的“小大人”。

在家庭娱乐方式的选择中，观看儿童电影成为了父母陪伴孩子的方式之一，家长为儿童选择电影时会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考虑这部影片是否适合，能为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感观。

作为一种仪式化体验的过程，儿童电影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使其具有极强的独特性，在短暂的封闭空间内能够使儿童更专注于画面中具体的、生动的人物上，同时影片中的故事情节能够培养儿童的发散性思维，开拓视野和阅历，锻炼儿童的专注力和创造力，契合家庭教育的理念需求。

新世纪国产儿童电影中的教育功能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国产儿童电影中不仅包含对伦理亲情的书写，还在影片中利用我国历史悠久的优势，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银幕上跌宕起伏的剧情，儿童电影与传统民俗的融合给儿童创设了题材丰富、主题多样的情境，使儿童更好地对中华民俗文化产生认知。

如《马东的假期》讲述了独自留守村子的马东只能依靠单身的傩戏演员老钟叔来照顾，马东便成为传承傩戏技艺的唯一人选，老钟叔说，“戴上面具就可以看见你想见的人”，马东悄悄拿走老钟叔的傩戏面具在山坡上大喊爸爸的名字，而回应他的只有空荡的山谷。

面对思亲情切的马东，于心不忍的老钟叔带着他到省城找父亲，最终老钟叔发现原来马东的爸爸马福贵早已离婚，并且重组了家庭。为了不让马东伤心，老钟叔告诉马东没找到父亲，失望的马东回家后开始认真地跟着老钟叔学习傩戏，依然相信爸爸会回到自己的身边。

影片在寻求亲情的同时更是融合了对传统民俗的坚守，不仅是马东，同样留守着的还有老钟叔和他的傩戏，两人在相互扶持下一起探寻自我的价值。《孙子从美国来》中剧情的发展有两条线索。

一是老杨头与布鲁克斯之间的亲子关系，二是老杨头作为皮影戏手艺人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老杨头的皮影戏手艺正面临着无人传承的落寞景象，文化站王站长多次邀请老杨头开设皮影戏培训班。

却屡次被老杨头拒绝，而在发现布鲁克斯对皮影的喜爱后，老杨头的态度慢慢发生了转变，意识到自己还肩负着传承文化的责任。在答应王站长的要求后，培训班前来学习的成员大多都是和老杨头一样年纪的人，令老杨头失落不已，反映了传统皮影戏技艺举步维艰，不受年轻人重视的现状。

小大人形象未泯

儿童电影的受众是儿童，而创作者是成人，这决定了儿童电影在电影艺术中的特殊地位。卢梭曾指出，童年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而不是成人的准备，不能因为成年而否定、扭曲童年。

童年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如若儿童电影所呈现的是一个单一或完美无缺的儿童形象，让儿童拥有异于寻常的高尚品德，这不仅脱离了童年的发展实际，而且会让儿童观众缺少真实的代入感。

影片《小小的我》中栗欣因车祸失去了双手，无法正常行走，而她唯一的愿望就是上学。栗欣迈着沉重的步伐独自走到了学校，恳求老师让她上学；面对同桌祖威的欺负，栗欣仍然耐心地帮助他学习。

祖威的小叔因轻生住院，她用自己的经历安慰小叔说：“叔叔我活不长了，活着真好”；为了让家境不好的郭明继续上学，栗欣带着同学们去郭明的家里帮郭明爸爸一起干活，最终打动了郭明的爸爸。

可以看出，以上几部影片中儿童主角虽然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或独自面对生活的窘迫，但却都能以德报怨，吃苦耐劳，在艰苦的环境下也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意志和高尚品德。

这种过分榜样化和成人化的形象塑造偏离了儿童真实的内心世界，并不符合儿童阶段的生活实际。此外，由于儿童的认知能力有限，尚处在价值观逐步形成的阶段，过度的悲情化叙事所传递的高尚情操超出了儿童自身的认知范围，使儿童观众难以产生情感共鸣。

受儿童观众欢迎的电影多聚焦于生活中的小事，展现儿童角色自身的经历与成长，让观众有切身的体会。

例如《天籁梦想》中四个结伴而行的盲童为了实现音乐梦想虽然面临着友情的考验，最终还是成功地一起站上舞台表演；《上学路上》中王燕为了上学，靠着自己的努力赚取学费改变不公的命运。

《跑出一片天》中拥有跑步天赋的小天在父亲和大眼仔的帮助下，坚持不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宝葫芦的秘密》（2007）中的王葆尽管在宝葫芦的帮助下出尽了风头，但最终感悟到获得成功的真谛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

结语

教育不是塑造被规训者，儿童的天性与快乐不应被剥夺，作为艺术创作者要把握好儿童的心理需求，正确引导其独立思想和人格，营造优良的教育环境，创造真正属于他们成长的“乐园”。

纵观新世纪国产儿童电影，所呈现的教育功能更加贴近儿童生活，避免了刻板的人物塑造和直白的表达，着力提高对儿童观众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