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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灯清话
文言教育古今经验钩沉
文/刘占泉
一
张志公先生早就说过：要想具备一点看古书的能力，只是在中学念上三五十篇古文恐怕不行，但多念些古文，时间精力又不允许。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可以借鉴古人“运用韵语知识读物这条经验”，“要是小学生早一点——比如三四年级，念过一些经过仔细斟酌、严格编选的类似蒙求之类的文言文，也许五六年级就能念点短而浅的文言文，这样，到了中学就可以不化过多的时间而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列入志公先生所著《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之参考书目的瞿菊农先生所撰的《中国古代蒙养教材》一文，也提到要对古代教育经验“加以分析，有所去取”，认为里面“或者有一些可以参考或批判继承的东西”。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如何古为今用、批判继承，这是一批热心于中国基础教育的学者关心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北京景山学校则从教改实践方面，借鉴古人的经验，在“*革文**”前的六年中，开辟出“启蒙——入门——提高与运用”的文言教学新路。（可参阅周正逵先生的长篇论文《博采百家之长，探求创新之路》，载《漫漫求索路——北京景山学校语文教改30年》，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二
据当年在北京景山学校参与文言教改实验的周正逵先生回忆：这样实验了几年，效果是好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很浓，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提高很快，例如几个普通初中班集中学习了两年文言文之后，80%以上的学生能够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资治通鉴》中的一些篇章。
（2）文言水平的提高，加深了对白话文的理解，也促进了学生作文能力的发展。在进行文言教学实验的班级里，涌现出一大批作文高手，他们的文章思路开阔，内容丰富，章法谨严，文笔简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文风。
（3）文言文学习的突飞猛进，扩大了学生的知识眼界，也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他们在聊天和笔谈中，经常抚今追昔，谈古论今，旁征博引，联想翩翩，头脑似乎变得“复杂”了一些。另外，他们通过学习文言，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对民族文化宝库的璀璨，有了进一步的亲身感受，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油然而生了。该校的文言教改实验初步证明：从小学到中学，只需花费约400课时（占中小学语文总课时的1/6左右），就能初步学好文言文。实验得到的基本经验是：文言，学比不学好；早点学比晚点学好；集中学比分散学好；文白分开比混合学好；以诵读为主比以讲知识为主好。
三
已故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张寿康先生，记述了他在北京四存中学读初中和高中国文课的概况，时间大约是1936年至1942年。
张先生4岁时在家人指导下背诵《千家诗》，识字大约千把个，只是识记，不写。5岁上小学，就读于北京宣武门内化石桥小学（后来的宣内一小）。初小读国语，高小读国文，有“狐假虎威”“守株待兔”之类的文言文；国语、国文一律要背诵。有说话和作文等教学活动，作文情况不详，大约是没有学会写白话文。
小学毕业后上了以“国文”教绩闻名的四存中学。国文课包含四种类型：
1．教师自选课文的文选课，每周4课时。初中用“君中书社”出版的“活页文选”，高中是油印篇子。
2．经学，每周2课时。初中读四书；初一第二学期添加《左传》，读至初中结束。高中一年级读《诗经》，二年级读《礼记》，三年级读《尚书》。
3． 作文，均写文言文。
4．颜李学，每周1课时，学习清代颜习斋、李恕谷所崇尚的实学、实习、实行之学问，讲授颜李学派的源流，也选读其文章。
（“四存”之校名即本于颜习斋的《四存编》。）
张先生认为，其语文基础，“主要是在四存中学打得比较实在”。他总结了四存中学语文教育的两条经验：
第一是提倡诵读。将近50年以后，当时所记诵的诗文“仍记得清晰”。他追忆说，高一时国文教师还教学生用“桐城派读诗文的调子”来诵读。
第二是重视作文。他考四存中学初中时的作文题是“士不可以不宏毅论”，考高中时的作文题是“成学论”。该校作文教学注重模仿，如读了沈三白的《儿时记趣》就学着写一篇《记鸭群》。他说：“当然死模仿也是不行的，只是学其写法，这不失为初学作文的一种方法”。作文之后有讲评，为学生所重视和欢迎。作文成绩好的有奖励，如发给校懂事亲笔写的小对联等。还有一个做法为张先生激赏：“每学期学生的优秀作文要留成绩，抄写工整后交给老师，由老师批点，每学年订成一册，送交学校图书馆，每星期定一个下午展出，学生可以在阅览室里翻阅借鉴，由此我读到高年级师兄们的好作文，这对我很有好处。这是一种花钱少而收效大的方法。”
四
简而言之，古人有一个大体上完整的语文（文言）读写能力的培养序列――先集中识字，再集中读书，最后集中作文。他们划分步骤，相对集中地逐步培养语文能力，并且总是让低一级的能力培养过程中孕育高一级能力的元素。下面分步展示这个读写培养序列的要点：
1.集中识字
所用教材，宋代以降趋于系统化，分为综合类（如《三字经》）和历史类、名物类、姓氏类、道德类，乃至诗歌、对韵等类别。它们相互配合，兼有识字、育德、传授知识，以及初步了解文言词语、句式等多种功能；且句子短小，节奏鲜明，叶韵上口，易读易记，适合儿童接受。这种可以配套使用的识字教材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内容）和训练性（形式），目的是为了下一步读书打下扎实的基础。 此外，识字与写字分开进行，写字进度慢于识字，这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2.集中读书
历时若干年，所花气力最多。称之为“集中”，是针对作文而言的。在这个漫长的读书过程中，写作活动并未停止，但一般不集中进行。读书是主要任务，故曰“集中读书”。根据元代教育家程端礼所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下简称《日程》）等资料的记载，可以大致归纳出集中读书所经历的四个阶段。
（1）诵读《小学》《四书》《孝经》。《小学》属于从识字到读专书之间的过渡教材。《四书》和《孝经》，多为几十字一章（句）的言谈记录断片，很容易上口诵读；又是经典性的先秦语料，拿来作为起步阶段的文言阅读教材，自然再理想不过了。从语文学习的角度考察，这一步，主要任务是巩固和扩展识字（包括学习熟字熟词的未知的义项）和积累语料、语感，这是语言训练的重心所在。
（2）诵读经书。那些经传之书，大部分内容仍然以片断式的说明、记述为主，学生主要还是在“章”（段）的范围内学习和积累，强调一个“熟”字，在认读释义方面狠下功夫。
（3）复读《四书》《五经》之类。据《日程》要求，“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尚志”，开始自觉地探究学问。学习的标准，从原来的粗通、积累，提高到深入探索其内涵，精研经传文字及有关的注疏，咀嚼消化，融汇贯通。训练的重心，已经从学习和积累章句，转移到研究义理等方面，从而对以前所记诵的内容加以反刍，能有深一层的感悟和理解。
（4）博览群书，为作文蓄势。即所谓“经既明，方读子”，“经子通，读诸史”。《日程》则规定为：“看通鉴”，“次读韩（愈）文”，“次读楚辞”。这实质上是一个从读书到作文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亦要温习经传，但用时较少。在集中读书的整个过程中，写字、对对子、抄书、作札记、写小文辞学开笔路等训练活动是贯穿始终的，作文的因素在不断渗透、蔓延。
3.集中作文
《日程》把作文的正式训练安排在学程之尾。方法是精读名家名作，学其“叙事”和“议论”的笔法、风格，以此为底子，亦可旁及策、赋、制诰、章表等文体。《日程》认为，等到培养好写作能力，再抽出一点时间，写一写“科举文字”，熟悉一下应考方法，就可以了。
这种读写教学序列，各个步骤、阶段、环节各自相对独立，之间又紧密连接。从中，我们能够汲取哪些宝贵经验，用来弥补文言教学之不足呢？ 第一，要相对集中地安排文言启蒙训练。 第二，要相对集中地安排文言典籍的诵读与积累训练。 第三，要相对集中地安排研究“义理”的训练。（古人似乎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学生在十五岁之前，“多记性，少悟性”；十五岁以后则“多悟性，少记性”（详见清代陆世仪的《论小学》），也就是以少年人的青春期为界，之前更注重诵读和积累，之后更注重研究和升华。所以，大致从“十五志学之年”开始，进行一次阅读教学的战略转移，重心移到探究文言经典的文化底蕴。这条经验，亦应吸收。）
事实上，20世纪的文言教学差不多全然背离了古代的经验和作法，只截取了古人文言教学整套链条上的最后一环――读文选，学作文。效果不好，理固宜然。
编者注：本文为《文言教学看法梳理》中的一部分，作者授权本号独家刊发。欢迎读者留言或来稿讨论文言文教学的话题。
作者简介：刘占泉，男，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任北京景山学校语文教师。参加人教版《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编写。主编有《初中文言读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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