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冰川》，冷冰川著周晨设计
几天前，冷冰川先生跟我说，他制作的那本大书终于完成了几部，他想送一部给我。关于这部大书，之前我已看过多个报道，在我的印象中，这部书已经获了七八个国内和国际的奖项。半年前，该书的设计者周晨先生也向我讲述过制作此书是何等之不易，故而这部书我虽然心向往之，但绝不会奢望能够得到馈赠，毕竟该书太过贵重。而今冷冰川先生的所言当然令我喜出望外，但我总要推让一番。
我的虚情假意冷先生很是明白，他告诉我说，本书总计三百本已经印制完毕，但是典藏版用的黑檀封面，因为这种木材要一块一块的挑选，故制作速度很慢，而今做出来的几部，将拿出一部来送给我。
几天之后，冷冰川、周晨与该书的出品人――嘉禧文化公司老板周阿盛先生三人来到了我的书房。进门之时，他们三人共同抬着一个大包裹，其体量之大远超我的想像。冷先生告诉我，这部书不算包装，就有三十多公斤，让朋友抬着这么重的书，令我大感不好意思。而后就地拆包装，阿盛先生用美工刀一层层的拉开外包装，到最后一层时，他不敢下手，担心伤到里面的大书，而冷冰川拿过刀来说，他就是用这种刀制作出的这些作品。
冷冰川手持美工刀在这部大书的外包装上顺手一挥，就割开了包装的最后一层，其实那一刻我还是提着心。三人将书从里面抽出，摆到写字台上时，果真毫发无损。众人赞叹冷先生下手真是稳、准、狠，冷先生笑着说，他用这种刀整天拉纸，已经有三十多年的时间。有时候，他将一摞纸放在桌子上，问别人要割开几张，比如对方说三张，他就用此刀顺手一挥，既不用直尺比量，也不用有衬垫物，三张纸一划而开，而第四张纸不但不会划到，甚至连印痕都没有。他的这番话瞬间让我想到了《庖丁解牛》中的一句话：“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真可谓神乎其技，如果用《核舟记》中的话来形容，则是：“嘻，技亦灵怪矣哉！”
眼前展现的这部大书，不仅是气度恢宏，周晨先生的设计也堪称奇思异想，要想打开该书，首先要从前方抽出一根打磨光滑的黑檀木条，而后这根木条像该书的锁，只有将其从侧旁抽出，该书才能展示。其展开方式就是中国传统的推篷装，只是这种装订形式少有使用，他们二人在设计该书时，曾特意到我的书房以及国图善本部来细细研究推篷装的结构方式。而周晨先生将这种传统的装帧方式形成改造，设计出了这种奇特地现代书装帧，可谓典型的推陈出新。
翻阅这部书，确实需要点技巧，因为它太过厚重，而页面又不容用手摸拭，故从侧方抽出的那根黑檀木条，周晨告诉我，这根木条实为中国古书中的书拨，以此木条穿在书的背面，一页一页的翻动。冷冰川说，这部书太过沉重，以至于让工厂的制作人员叫苦连天。为了制作这部书，需要有多个步骤，故而每制作一本，就要抱着这部书到不同的地方。某天一位制作者又向冷先生抱怨此书之重，冷先生问他，如果是位美女，他是否抱得动？他说当然。于是冷先生启发他说，你抱着它的时候，就想像它是一位美女。他的这种方法果真让该书顺利地制作了出来。
此书的体量太大，我看着周晨先生用书拨一页一页的给我翻阅，其幅度之大，有如摇橹，看来翻阅此书，腰功好是第一要素。而冷冰川则称，这是治肩周炎的绝佳方式。周晨称，这根书拨其实没有达到他最初的设想，因为他觉得翻阅此书不但能锻炼身体，更多者，则是愉悦眼睛，但他却不能愉悦鼻子，于是他原本在书拨的手握之处，准备暗藏一个香水瓶，因为手的温度可以将香味散发出来。可惜生产厂家无法生产出这么小的香水瓶，为了弥补这个遗憾，他们只好在纸张中加入香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巧妙设计，但周晨先生却说，这种做法已有人使用过，他总想制作出独门暗器，可惜他的设计难度太大，使他没能实现这个小理想。
一页页地翻看这部大书，冷先生站在旁边解释他创作这些作品时的感想，之所以将这本书制作得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里面所有的作品均为一比一。周晨解释说，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冷先生作品的美艳。而我则好奇于他是如何创作出这些作品，细看上面的笔道，有很多地方细腻之极，同样一条横线，仅在一个侧面上就有千刀之多，而每一刀都是同样粗细同样大小，并且等距，这让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的界画。但冷冰川说，界画是由尺子比在那里画出者，而他作品中的笔道却完全靠手工掌握。他说如果用尺子比着来刻，就会线条死板。周晨向我解释，冷先生用刀刻出的线是何等之灵动，而我则注意到有些画尺幅很大，而画中的罗马柱一根一根需要很多条笔直的直线，难道这些也不用尺子吗？冷冰川明确地回答我：那当然。
这是需要何等大的定力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冷冰川说，他三十多年来只做这一件事，平均刻这样一张作品需要二十几天的时间，而他在刻纸之时，也会有审美疲劳的时候，于是他就将几张作品穿插着来刻制，以此来保持创作的激情。
这部大书翻到最后一页，就展现出了版权页，版权页的设计也同样别出心裁：完全不用印刷，是用凹版的形式，将这些字迹压制在上面。我当然最留意该书的定价，其竟然印着“六万九千元”的字样。单册的当代印刷品竟然有这么高的定价，这不只是我已得，也包括我已知的一个记录，而对我而言的另一个记录，则是我藏书中，无论古今，开本最大的一册。版权页的最后一项是本书的编号，而眼前所见却是空白。冷冰川解释说，因为此书的收藏证书还没有印制出来，证书上会印有编号，故此编号只能等到拿到证书再填写。他同时向我申明：“一号由故宫收藏了，而我的生日是二号，所以这两个号已被占用，之后的号您可随便选。”
既然如此，那我就选三号吧。当然我的这个选法并不单纯是排坐坐，吃果果，因为我想到了，粤语中的“三”乃是生的意思，我想得到此书后，让自己更加生生不息。说到这里，我才想起来，忘记介绍该书的书名，因为此书的名称正是作者的名字――《冷冰川》。
这部大书是由故宫出版社隆重推出之物，书前有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先生所写的序言，王院长的这篇序写得十分典雅，他在序中夸赞冷冰川的画作时称：“余读冰川刻墨作品，不仅慨然叹曰：是今之陈老莲也。抑余谓冰川之刻墨似老莲有说焉，盖画有调有韵，调在画之中，有目者所共见。世人所难得者唯韵，若夫韵即气韵、韵味，则既在画之中，又在画之外，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美中之态，虽善解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
王院长的褒赞之语可谓高大，他将冷冰川视之为当今的陈洪绶，而陈洪绶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些被人刻制成了版画，尤其那著名的《离骚图》，乃是中国版画史中的经典之作。冷冰川创作的这种画作同样有着前无古人的技法，将其比作陈老莲，不知冷先生是否会像郭橐驼那样说一句：“甚善。名我固当。”
关于该书已获奖项，我听到有美国出版印刷界的最高荣誉班尼金奖，并且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以我的理解，这部大书接下来还将会获得更多的奖项，有兴趣了解的朋友，那就注意相关的报道吧。对于此书在制作技巧上的特别之处，我则抄录一段相应的官方报道：
这本书的开本的大，印刷之精美，装帧形式，既有中国古老的，又有些创新。
从晚唐以后，中国的书籍就是从卷轴装开始往册页装过度。那么中间呢，册页装有好多的形式，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金折装、蝴蝶装、旋风装等等。那么其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叫推篷装。推篷装，它有一个推的动作，那这个推的动作，它是有一种上下的翻动来达到我们翻阅图书的效果。我们为本书专门设计了一个书拨，这个书拨，一方面起到了书籍含套的插件作用。第二个，它可以起到翻阅推篷装的翻书的作用。第三个，我们在书拨上还雕刻了艺术家的格言体文字。
制香专家专门为本书的刻墨作品，设计了一款冷香，采用了三种夜晚开放的白色花朵（白玉兰、栀子花和茉莉花）萃取的一款很轻很淡的幽香。建筑师张永和先生为本书专门设计了一款书桌，采用了故宫、传统的斗拱与现代建筑的理念，非常优美，与本书融为一体。
这个大书还非常注重小的细节，比如说书的色调，我们采用了“黑白红”基本色调。黑白当然是和艺术家的作品有关系，那么红呢，是选用朱红，这种朱红色是和我们故宫的宫墙色调一致的。我们的书口采用了丝网的印刷，也是一个手工印刷，图案源自于故宫资料里面提供的万字纹。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订补·经部》 马艳超订补
我所常用的目录版本学工具书，邵懿辰所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为我案头常备之物。《四库全书》可谓清中期之前，中国书史要籍的总提要。然而这部提要却只谈内容不讲版本，关于四库著录之本，究竟有哪个版本，则只能看邵懿辰的这部标注。
由此可见，这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在目录版本学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虽然如此，还有句俗话叫“无错不成书”，《标注》一书当然不能例外，故邵懿辰的后人邵章在续录的同时也做了一些订补，然而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错讹依然在所难免，虽然后世学者对此也有指出，但将《简明目录》进行彻底的订补一过者，我却未曾听闻。
前一度，马艳超先生告诉我他有志于此，我当然要鼓励他的宏愿，但我知道这部重要的目录之书，予以通校一过，绝非易事。然而日前却收到了他所校的经部，面对这部厚厚的大书，我怎么不佩服马先生的定力。
其实此书在印成的几天之前，他曾用微信与我联系，让我挑选相应的字体，而我直率地告诉他，按照惯例，一本书的字体超过三种就会显得杂乱。马兄从善如流，予以了调整。当时他又问我“芷兰斋藏”这几个字是否要单独一体，我并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随口说请其选定。此刻收到该纸本书时，我方明白：这本书有如定制本，每一页上都印者“芷兰斋藏”的字样，扉页上也印着“芷兰斋藏本”。朋友的情谊令我颇为感动。
虽然我知道，如今的数码印刷只印一本书并不是大的问题，但即便如此，在一切都是加速度的今天，能为他人单独做一本书，这份情谊依然珍贵。翻阅这本书，可以看到马艳超先生的确下了不小的工夫，他在每书之后，以按语的形式，标示异同，这种作风亦有如乾嘉朴学家所强调的“不校之校”。期待着马先生继续完成该目录其他三部的订补，以此来成就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所发出的宏愿。
《太原指南》
近两年，我在加紧寻访各地的古旧书店，而这个小系列中还包括历史上形成的古旧书店街。然而太原是否有这样的历史遗迹，我却并不了解，于是发微信给原晋先生，他听闻到我的问话后，回答我说：“已经拆光了。”此话当然让我大感沮丧，但以我的理解，原晋的这句话，是说曾经有，而如今没有。既然如此，那我进一步问他，原来的书店街处在太原的什么位置？原兄回答我说：“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一本1935年版的《太原指南》吧，上面有详细的记录。”
他突然如此大方，1935年的出版物，于今而言，也算是较为珍贵的旧书。原兄如此大方，当然令我窃喜。过了一段，我果真收到了他所赠的《太原指南》，然而这却是一册放大本的影印出版物。本书无作者，无出版前言，也无后记，仅是将一册民国排印本一页一页的以原大方式影印了出来，并且原书上的瑕疵完全不作处理，甚至翻到该书的末尾，其竟然在空白页上印了一行字：“原书封底遗失，征集中……”这样的实在，有悖当今的审美情趣，毕竟素面朝天的不化妆，似乎被人视之为对不起路人。
显然，我想得到一本民国出版物的梦想未能得以小确幸，这有如某个大型聚会上宣布的奖品是一辆银影级的劳斯莱斯，当人们狂喜时，主持人来了个后缀“的车模”。可想而知，主持人的这个大喘气，定然会赢来嘘声一片。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种心态也并非全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因为看官有所不知，原晋先生曾经任太原古籍书店经理多年，其经手的善本可谓无数，故这册民国排印本对他来说，真的不算能够上眼的东西。当然了，我还算是有教养的人，于是我绅士的给原晋兄发去微信，告诉他书已收到，感觉很好，向他表示隆重地谢意。
其实，我的谢意倒并非虚假，因为这本书还是给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由此而让我了解到，民国时期的太原城内有多家旧书店，都集中在大剪子巷，此巷中除了卖书，同时也卖文具。这句话让我猛然想起，其实多年前，我曾来过这一带，印象中，其中有条小巷名字叫“靴巷”，我在那里找到了渠家的书业诚旧书店。然而我去之时，距今已经好几年，当时靴巷附近正在大拆大改之中，如今这里变成了什么面貌，显然已不可问。
既然如此，那我只能通过原晋先生所赠的这本书来“卧游”当年的太原古书街。翻看这本指南，能够看到该书涉及到了太原的方方面面，该书的前半部分，乃是一页页的广告，而在目录页的上端，还印着一段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看来这样的排版方式早已有之，*革文**中的那些小将们并无发明权。而我在前幅广告中还是找到了有用的信息，这是一则《太原晋恒制纸厂启事》。从去年开始，江阴的陈龙先生拉起了一个爱故纸的群。此群中可谓藏龙卧虎，其所谈对于纸的研究，每人都是专家范，搞得我噤若寒蝉。而今发现了这段有价值的史料，将此发照后发到群内，也算是我对该群做出的一点小贡献。
目录页后则有十几幅老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之地大多我都去过，比如云冈石窟、应县木塔、五台山显通寺和恒山悬空寺等等。看到这些老照片，不但有亲切之感，同时也会发古今变化之叹。这册《太原指南》原本出版于1935年，直到今日也不过百年，而照片上所显现的情形，已与我的所见有了很大的区别，这岂止是沧海桑田，由此而越发凸显出老照片的意义所在。而我这些年来忙于寻访，每到一地也是不断的拍照片，积于今日恐怕不下十万帧，虽然拍照水平很LOW，但其留下来的信息却可以将其美话为“素颜之姿”。
原晋先生影印的这部《太原指南》最令我感到意外之处，则是该书中有着不同字迹的边跋，这些题字出自不同人之手，字迹有的端庄，有的稚嫩，还有的可谓是歪歪扭扭，细看这些文字，均是对某一页上所谈地名所发感慨，与所讲的一段关连故事，我对印刷也算半个外行，虽然这些字迹印刷得很清晰，但我依然能够看得出，这并非原批，为什么要印上这些非正文的字迹呢？我当然要向原先生请教。因为书后的版权页上在出版统筹一栏就印着他的大名。我印象中，其实他就是三晋出版社的社长，向他了解本书的出版情形当属正当防卫。
原晋对我的问话给出了正面回答：“这是我们请太原市民，讲述自己的故事，抄写影印的，选了80多个故事，还有很多极具时代特色的语词，只有太原人才知道，象暗语一样。”
这真可谓奇思妙想，原晋竟然能用这种办法来出版一本书，难怪他在书内不着一字，而任由不同的人来对书中的内容做出自己的阐释，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乾嘉学人所强调的“不校之校”，但至少我能感到这部书出版之后，原晋兄在那里窃笑。他同时告诉我，当时的这个活动搞得很成功：“纯自然进行，现场读者踊跃上台，男女老少皆有，热闹极了。”既然有这样好的社会效应，出版社当然会再接再励，果真原晋告诉我：“这本书再版时，会把天头地角留得更大一些，同时请更多的人用故事将其填满。”
《沧州公私藏书精品图录》，宋兆凯、王雪霞主编
2017年9月20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以及沧州市图书馆、《藏书报》等单位共同举办了“2017公私藏书经典阅读（沧州）论坛”。在此会举办之前的一段时间，《藏书报》主编王雪霞老师告诉我说，为了配合这场会议，他们组织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藏家共同在会议现场举办一场藏书展。为了这场展览，他们还会出一本精品图录，故而希望我能为这个图录写一篇前言。
就写序言这件事，我还算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不愿意在序言中放空话，虽然谈不上言必有据。但我觉得序言的内容总要跟书的内容相匹配，而对于精品书的展览，我更加会认真几分，因为每位藏家对自己的藏品最为熟悉。既然拿出来的是他的精华部分，其对于该书的研究显然超过了泛泛而谈。而我给这样的精品做点评，如果仅是隔靴搔痒倒也罢了，最重要者，是不能说出南辕北辙的错话。于是我请王雪霞先把这些精品书影发给我，以便让我了解概况。然而她却称许还多谈妥的藏家并没有将书影送来，而印制的期限也很紧张，故她只能将目录发给我做参考。
通过书影来搞鉴定，已然是隔了一层，通过目录看版本，这要比隔山买牛还要甚。但时间摆在这里，故我只能根据手边的工具书来确定目录中所标版本的准确性。既然是这样的状况，那也只能当一回巧妇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位藏者标示的版本有怎样的问题在，但就我的经验而言，很多藏家更多的把精力用在了内容的研究方面，而对于版本的辨识，措意者较少。这也正是我担忧之处，但现实永远不会像想象的那样丰满，故而我就根据自己的经验写出了这样一篇序言。而该序中的几个段落也点到了图录中所收善本的亮点。我将这样的段落引用如下：
就整体性而言，田国福所藏的《诗经》版本颇为齐全。田先生是研究《诗经》的专家，尤其对《毛诗》有着特别的偏爱，对于毛苌的弘扬，田先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其列入目录中的藏品来看，他的所藏虽然没有宋元珍本，然而其中也不乏精品，比如他收藏的明嘉靖三十五年白棉纸本《诗经》，乃是流传稀见的一种版本，按其提要所言，这部书国内公藏仅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足见其价值所在。而其所藏的《诗缉》，也同样是明嘉靖间赵府刻本，虽然这部书有几部流传，然藩府刻书一向精审，能入藏这样的书，也足见田先生下了一番气力。楼逸苠先生收藏的《阅微草堂笔记》则属另一个较完整系列，包含了颇为稀缺的嘉庆五年盛氏原刻本、民国十一年有正书局平等阁主人加批本的底稿本等清代、民国近五十个版本，楼先生应该是全国收藏《阅微草堂笔记》最全的藏家。沧诗系列也极具特色，不仅有《国朝沧州诗钞、续钞、补钞》《沧州明诗钞》，有这些书的红印本，还有当年编辑、删改此书的底稿、信札，颇为难得。
这部精品图录中，也有一些难得的稿本，比如孟建华所藏《明德日记》，该日记中记录了乾隆年间多地的风土人情，是难得的第一手史料。而《任丘边随园先生诗册》则为当地著名诗人边连宝赠送给朋友的诗稿。边连宝也号随园，故其与袁子才并称为“南北二随园”，他的诗稿当然稀见难得。
本图录中收录了靳宗杰所撰《近代雕版印刷重镇――泊头》，由这篇文章让我了解到，泊镇也曾是雕版书坊聚集之地，而靳宗杰列出了当地的印刷堂号达十三家之多，该图录中也收录了泊镇所刻之书，虽然这些版本不足以称为珍善，然而从印刷史角度而言，确是难得的史料。
我自引其文的原因，倒并不是为了偷懒，这是因为我收到本图录后，发现序言中有不少的改动。当然这样改动之后，显然比我原序要丰满了许多，不知道这是何人所为，但我也要在此感谢这位幕后的英雄。而其改动者，主要是涉及到了以上的三个段落。看来，这位幕后英雄对版本也颇为熟悉，至少我读来未曾感觉到用词上的牴牾。
无论怎么说，这本图录惠我以新的观念，让我从中了解到不同的藏书人有着怎样的藏书理念。而这些爱书人又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用藏书来构建自己的价值观。这样的经验，岂止是他山之石。
《中国书房》第二辑，刘大石主编。《中国书房》第三辑，许石如主编。
约两年前，故宫博物院王亚民院长跟我说，他的朋友许石如创办了一份以书代刊的出版物，名叫《中国书房》。该书的主旨如其名称，就是专门写历代的书房。而许先生早就知道我在寻访古代藏书楼，所以希望与我联系，商量这方面的事情。
十几年前，我曾陆续寻访了一百四十多个古代藏书楼，而后结集出版为《书楼寻踪》。我想许先生应该就是看到该书，而欲与我联系者。对于古代的藏书楼，我的确有着偏执的爱。这么多年来，对于书楼的寻访始终不能放下，如今有人愿意出版这类的刊物，那他当然可以成为朋友，于是我拨通了许石如的电话。
从电话中了解到，许先生为石家庄人，而我的《书楼寻踪》也是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者，这也算是一种缘份。于是在许先生的邀请下，我前往他在北京高碑店的公司。高碑店处在北京的东四环外，如今成了仿古建筑区域。我在一间典雅的书房内，不但见到了许石如，也看到了他的合作伙伴刘大石先生，以及另外一些朋友。许先生为人坦诚而直率，他讲述了自己创办此刊的想法。我在这里翻看到了《中国书房》的创刊号，这是厚厚的一本大书，竟有三百个页码，大十六开全彩印刷，尤其书内的配图，照片拍摄得极为专业，令我大感艳羡。我问许先生是否请了专业的摄影师，许先生笑称，这只是他们几位分别到各地拍摄者。这句话听来令我何等气馁。
许先生也提到，希望能够拍我的书房，但我觉得《中国书房》这样的高端杂志更应当先去拍摄古人的书房，由古及今才是正统的顺序，许先生也赞同我的意见。他想听闻我的建议，我马上想到了嘉业堂，在我的心目中，嘉业堂堪称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的私家藏书楼。在我的介绍下，本刊的团队就拍摄了这座书楼，而我在《中国书房》的第二辑中，就看到了这组文章。当然，我仍然感叹于文内所配插图的精彩，尤其那一池残荷，可谓大符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晚年的心境。
《中国书房》的编排方式是每一辑有几个主题，第二辑的主题除了嘉业堂，还有马一浮先生。这组文章同样编辑得很精彩，恰好马一浮在西湖边的旧居我也曾探访过，我在那里的图书馆内还见到了龚鹏程先生的书法作品。而同样本组文章也有《中国书房》对龚先生的采访之文，细读这篇对话，我感慨于龚鹏程先生看问题的客观。当记者问到马一浮未能躲过十年浩劫这个问题时，龚鹏程说了这样一段话：“他那些政治上的趣闻逸事，我不是很相信。至于他晚年的遭遇，我认为一个人在历史上，主要看他活着的意义。如果按照这个来说，一株好兰花，曾经香气芬馥，但是现在土壤改变了，所以它不能再长了，那么我们去讨论他后面怎么就枯萎了，后面为什么没香气，其实过于苛求。所以说，兰花芬芳过了，感动了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他的价值，足够了。”讲得很有道理。
该刊的第三辑，首先谈到了担当和尚，这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担当的书因为焚毁的原因流传稀少，我至今也未能得到，只能翻阅该文，聊慰私慕之情。本辑中还有一篇专写墨的文章，这类文章当然也契合我心，而其所谈恰是我所不了解的部分，这也正是翻卷有益之处吧。
《新闻出版博物馆》总第三十一期
大概在两年前，我捐赠了一些木版刷印之书给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领导对此颇为重视，特意择时为我与另外两位捐赠者举办了仪式。在那个仪式上，我得以认识新闻出版博物馆副馆长上官消波先生，以及该馆的王草倩老师，王老师告诉我，她们馆办有《新闻出版博物馆》杂志，此后不久我就收到了该刊。
翻阅该书，使我感觉到这正是自己需要的杂志。该刊内容大多数与出版印刷有关，比如这次收到的总第三十一期，其中有上海图书馆张伟先生写的《晚清民国石印业的发端与拓展》，这篇文章首先介绍了石印术的发明过程以及递传到中国的情况：
至迟于19世纪20年代末，石印术开始影响中国。最初是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如马礼逊、麦都思等）在新加坡和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马六甲、中国澳门等地印刷了大量主要和宗教有关的书籍和单页，其中有部分是石印或铅印、石印混合印刷物。
虽然说，对于石印术的发明有不少的研究文章，但张伟的这篇文章却让我得到了一些新的资讯，尤其让我感兴趣者，是文中谈到了混印本的问题：
墨海书馆1848年出版的《天帝宗旨论》就是这样一本混合印刷出版物，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集雕印、铅印和石印为一体的混合套印本。此书尺寸13.7×18.1cm 。封面书名《天帝宗旨论》为雕版印刷，字上木纹尚在。内文为铅活字排印（1876年费城目录上写“type”），但书页整体感觉很不协调，具体表现为字体大小不一，颜色深浅不一，可见墨海书馆早期印刷设备很不完善，整套铅字很可能是由几付不同铅字拼凑而成；另外铅字数量也不足，几乎每页都可见一个或几个手写字，非常醒目，如：第2页、第3页的愚、清、淡等字，当为用石印套排。还有一个现象也比较有意思，如21页上有9个“靠”字，其中5个用铅字排印，4个用手写体石印套印，可见墨海书局当时使用的这副铅字只有5个“靠”字，超出5个就只能用手写石印套印了。
对于混印本，我已留意多年，至今陆续收到了几十种之多，然而相应的研究论文却颇难看到，而张伟在此文中，用其中的一个字来推论混印本中的某个铅字仅备了五枚同样的字，若遇到同一页面缺字的情况，则是用手写体石印来套印，这种论证方法乃是我第一次读到。
本期中有一组主题文章乃是关于世界书局，该书局到2017年就有了百年历史，上海图书馆组织了专题研讨会。巧合的是两个月前，我刚到绍兴去探访了世界书局主人沈知方祖上沈复粲的藏书楼旧址。沈复粲创建有鸣野山房，又经营书业，这个基因传给了他的后代。在上世纪20年代初，沈复粲的后人沈知方在上海创办了世界书局，该书局的影响力仅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之后，因此上海举办这样的纪念活动当然大有意义，而我从这些相关的文章中，也得到了更多的资讯。
更为巧合的是，这组文章中有刘冰先生所写《两代人的书局缘》一文，我所说的巧合，乃是前面提到的给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提供捐赠的另外两人，其中一位就是刘冰先生。刘先生的父亲刘雅农在1947年被世界书局总经理刘鸿球聘为世界书局台湾分局经理，而刘冰先生也是用大半生精力从事出版业，并且在美国创办了长青书局。
在复旦的那场捐赠会上，我有幸认识上官消波，当时在场者就有刘冰先生，而今我又在该杂志中与他们两位相遇，这也正是缘份所在吧。
《最上云音法汇》，周叔迦辑
前一段周启晋先生告诉我，他正在纂辑至德周氏全书，这当然是个庞大的工程，我在电话中也提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故而启晋先生约我一见。他给我看了该书的印样，以及近一阶段他用特殊雕版形式制作的袁寒云手书宋本书目。从这些印样上均可看出启晋先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事，他还告诉我说，周家后人正在集资，以便整修周馥的墓道以及路两边的绿化等等。
距上次相见到今日，我们已有几年未曾谋面，他认为我胖了不少，而我却看到他未曾有丝毫的变化，他说自己也并不锻炼，看来心理年轻才是保持青春的最重要因素。
此次相见，启晋先生送给我两本书，其中之一则是这一套三本的《最上云音法汇》。他在该书的扉页上给我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此书是先祖父叔迦先生百年冥寿时自印本，未公开发行。先父手编。不觉又过了近二十年。”即此可知，该书之珍罕。该书的前扉页上印着“周叔迦居士百年诞辰纪念”的字样，而本书以繁体竖排形式精心制作，堪称是很好的一部纪念物。
关于周叔迦先生对佛教上的贡献，当然用不着我在此置喙，而我在写《觅宗记》一书时，也多有参阅他的相关著述。启晋先生告诉我，周叔迦当年对他管教很严，跟他从来都是不苟颜笑，但对其他的孩子却慈祥有加，启晋先生还称，祖父对自己的父亲也同样很严厉，从不见有笑脸。启晋认为，大家庭就是要讲规矩，他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的同时，其实也缺乏温情，而这一点令启晋先生刻骨铭心。
此次聊天，最令我宽慰的一件事乃是启晋先生告诉我，学书法的确需要天份。他给我讲述了年幼时的故事。他说家中原本有家庭老师，此老师同时教周家三位子弟，所下的工夫相同，然而其中一位却无论如何也写不好，以至于每天交上的作业，老师看后都会向他伸伸脚，其潜台词是说，这简直是用脚写的。我也从小练过字，幼年之时也上过书法课，我记得每次上这样的课都需要从家中自带笔墨，而我时常会弄得书包上、衣服上到处是墨汁。虽然貌似勤勉，练字也算勤奋，但终究未能窥得门径。为这件事我已沮丧了几十年，而今听到启晋先生的这个故事，真可称得上是大慰我心。原来是上天吝啬，这就不能怪我了。白居易说：“天生丽质难自弃”，我既然具备了不会写毛笔字这个丽质，那就不为难自己了。
《绍良书话》，周绍良著
此书亦是周启晋先生所赠，他在该书的扉页题事中说道：“此书是先父辞世后，我亲自编辑的，特制精装毛边本一百册。”
其实，周绍良的这部大作我早就拜读过，而今启晋先生送我这样的特装本，依然令我感到惊喜。返回之后，翻看这部书，真可谓常看常新。以往我更多的是关注书中的内容，本书所收周绍良先生之文，根据题材的不同分为几个部分。由此可见，周绍良先生学问是何等之广博。
其第一部分是专谈红学，因为特殊的原因，周绍良先生所藏红学之书在十几年间，有少量出现在中国书店的拍卖会中，而我也买得了其中的数种。其中有一部《红楼梦》钞本，里面有周绍良先生上万字的批校，此为我所得到、或我所见过的绍良先生所批最多之书。
以往翻看此书，经常会关注绍良先生对某一书的研究，而今再得此书，我则留意到本书有三篇序言。第一篇为白化文先生所作，白先生称在1975年左右为了学习敦煌变文，他拜周绍良先生为师。我与白化文先生相识有年，每次听他谈话时，只要提到周绍良先生，他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崇敬，他这种敬重老师的神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白化文在《绍良书话》的序言中，抄录了绍良先生去世后，他所写的一幅挽联：
卅载薰陶，才获片羽支鳞，小子敢云门下长；
等身著述，遍及外书内典，先生不愧大师名！
白先生这幅挽联的上联概括了他为周门弟子之事，下联则概述了周绍良先生学问之广博，在这篇序言中，白先生还谈到了这样一件事：
据我所知，老师家中原本积存明清以来各种各样的通俗小说等类书籍甚多，后来半送半让给天津市图书馆。这批材料，解放前不当一回事的，许多大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不收此类书籍，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解放前就不收藏武侠小说，北京图书馆所收也不多。只有通俗图书馆如现在的首都图书馆才大量收藏与借阅。解放后，特别是经过“*革文**”，此种书籍稀如星凤矣。北方的图书馆的收藏，除了首都图书馆，我看就属于天津图书馆这批周家旧藏了。天津市图书馆编有目录，但知者甚少，我建议附印在咱们编的这本书的后面，对于俗文学研究者与各方面人士会很有用。
巧合的是，我与周启晋先生见面时，也聊到了这个话题。启晋先生说，他几次跟天津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李国庆先生聊到这件事，李主任告诉他，周绍良旧藏的这批小说，在库内并非打散，仍然集中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启晋先生准备找人来对这批小说重新整理。虽然说，《绍良书话》的后面附录了天津图书馆藏的这批小说目录，然目录所编太过简单，无法揭示该批小说的内在价值所在。这当然是个好的想法，而启晋先生准备将此编成目录的形式，这样更利于相关学者对这批小说有直观的认识。
关于周绍良为什么会藏这样一批通俗小说，舒芜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个疑问：“他的伯父叔弢先生是藏书大家，本书话第七类就收录有《记名藏书家周叔弢》一文，藏书也是周氏家学，但绍良藏书上却没有请叔弢先生作过题跋。有人问起，绍良说，他哪里看得上我这些东西。的确，绍良藏书有一个特色，就是异端特色。”
确如舒芜先生所言，周绍良所藏的这些书如果以传统藏书家的观念来看，的确难入法眼，而绍良先生在这方面的收藏，又是其精力所聚，为什么会这样呢？舒芜在序言中也提到了：
绍良尊公叔迦先生是佛学大家，绍良晚年襄助赵朴初先生为中国佛教协会的重要领导人，是继承了家学，但这本书话七大类中“宗教典籍”一类为多，而其中又以“民间宗教典籍”为最多，这又不仅是家学继承，而且得新的开拓，是其异端特色突出体现。
对于这之间的疑问，舒芜认为这是关涉到“中国学术的正统和异端的关系”，接下来舒芜在序言中论述了学术文化正统是政治*制专**的产物。他从周室东迁讲起，因为礼崩乐坏，而产生了先秦的百家争鸣，之后又聊到了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统。他一路讲下来，又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正统的运动，而后他又提到了“*革文**”，他认为“*革文**”彻底背叛了“五四”道路，经过这样一番疏理，舒芜接着讲到：“绍良出身簪缨诗礼名家，少年时所受教育完全正统，他却走了非正统、求异端之路。上面说的，这本书话篇数最多一类是民间宗教类，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应该怎样评价周绍良先生致力于通俗文献的搜集这件事，舒芜的态度是：
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无论塔顶怎样高入云霄，广大底部才是基础。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看它的塔顶，更要看它的广大底部，才能看到真相。这可以叫做“向低处广处看”的方法，是异端的方法，也是科学的方法。昔日鲁迅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知堂研究日本文化多年，终于觉悟到走了冤枉路，看出神道教才是日本文化真正的根柢，都是成功地运用了“向低处看广处看”的方法。
《绍良书话》的第三篇序言乃是出自辛德勇先生之手，辛先生是学问名家，同时也是藏书名家，所以他的论述当然会提及藏书与用书的观念问题。我尤其喜欢读他在序言中所论述的“书话”这个概念：
晚近以来，通行把专门讲旧书的文章，称作“书话”，这大概是从古代的诗话、词话移植过来的用法。诗话和词话是以诗词鉴赏为主体，书话的内容，则要丰富很多。虽然品味鉴赏书籍同样也是书话的主流，但单纯表述这方面内容的书话，只是众多书话类型当中的一种。除了品味鉴赏之外，书话的内容，至少还包括有考述文献的版本源流与阐释典籍的文献价值这两大方面。
辛德勇的这种论述方式可谓异与前人，他认为书话来源于诗话或词话，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思路。接下来，他又将书话作了两分法：
假若按照作者的属性来区分，或许也可以将书话划分成为文人书话和学者书话两大类型。二者相对而言，文人书话，意在表露情趣，因而侧重品味鉴赏，写好这类书话，难度主要在于文笔；学者书话，意在叙说知识，因而侧重考述版本源流，或是阐释文献内涵的意蕴，写好这类书话，难度首先在于学识。
既然如此，那么绍良先生的这本书话集应该归在哪一类呢？辛先生给出的答案是：
绍良先生这本书是学者的书话，而且是大学者的书话。这本书话集包括有“红学”、古墨、话本、小说、戏曲、唱本、佛经、佛像、民间宗教、占卜、饮食、物价等等众多知识领域的内容，既博且通。即使是在同辈博学的学者当中，似乎也再没有其他什么人，能够触及如此广泛的范围，并做出这样具体的论述；至于我辈后来者，学养先天不足，大多只能勉勉强强地去走某一领域“专家”的路数，像这样广博的局面，实在可望而不可及。
如此说来，绍良先生的书话乃是标准的学者书话。那么，学者书话与文人书话相比，哪一个更具可读性呢？显然这种问法近似于二律悖反。而辛先生在该序中却巧妙得化解这种矛盾于无形：“以文词优长著称的当代大藏书家黄裳先生，在论述清代版刻形式时曾经比喻说，软体写刻本美则美矣，但看多了，便犹如吃多了奶油食品而使人发腻。若是以清代的版刻形式来作比喻，晚明小品式的笔法，便颇近似于软体写刻本书籍；而我读绍良先生的文章，似即在若观赏上乘方体写刻本，更耐人品味，借用黄裳先生讲版刻的话来形容，其精雅的气息，疏朗的格局，所传递给人的愉悦，实际是要超出于软体写刻本之上的。”
正如辛德勇先生所言，绍良先生的这部书，真是大学者的书话，他涉及的范围太广，翻阅这本书，有如山荫道上，目不睱接，令我辈徒有望洋之叹。
《绘本之力》，（日）河合隼雄、松居直、柳田邦男著朱自强译
2018年1月9号至12号，北京召开了图书订货会。在此期间，我见到了多位旧友新朋，其中一位就是黄婧老师。在见面前，我已经有了心理预期：她肯定会给我*脑洗**，让我再回到儿童时代。见面后，果不其然，她给我带来了几部儿童绘本，而后打开其中一册，绘声绘色、字正腔圆的给我讲幼儿故事。她告诉我说，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是五到八岁，但我听讲时的思维能力，自我感觉应该在五岁之下。这真是一种心理催眠术，我只要听到黄婧讲故事，就能瞬间返老还童。
本次她所赠我之书有两部印象深刻，其中之一就是这部《绘本之力》。黄婧跟我说，这部书写得有点深，我只挑能看懂的部分看即可。看来她已经了解到了我的智力水准，但我翻阅该书时，还是从中有了一些收获。比如本书作者之一河合隼雄，是一位日本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他研究荣格心理学，成为了日本第一位取得荣格学派分析家的资格。而这样的一位著名心理学家，他在该书中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绘本实在是神奇的东西。从零岁到一百岁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乐趣。即使是小小的、或薄薄一本书，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都极为深广。只要看过一次，它就会一直留在记忆中，如果被偶然想起，就会使人心神摇荡。而且，绘本还具有一种共通性，那就是即使是在文化上存在差异的地方，它也可以毫无排斥地被接受。绘本的神奇之处数之不尽，但仅凭这几点，就可以知道绘本这种书籍蕴藏着丰富的可能性。
这段话读来大感惬意，我一直羞愧于自己那长不大的儿童心理，因为我听黄婧讲述童话故事时，确实是身心集于一端。而河合隼雄的这段话可以印证，绘本不仅是给小孩子看的，即便是成人，或者是暮年的老人，依然能从绘本中得到乐趣。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阅读者本人能不能抛开年龄上的心理暗示。河合隼雄在书中又说了这样一番话：
绘本是与人类心灵的深层联系最为深入的，所以，我们那些从事临床心理工作的伙伴，喜欢绘本的人特别多。所以，前来接受心理治疗的人常常带来自己喜欢的绘本。这是名副其实地与心灵的问题相关。形象本身就包含着故事，加上人类心灵的深处，在很多情况下无法用事实来诉说，所以，只能讲述故事，只能依靠形象。在这一点上，我也认为大人阅读绘本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绘本能够给人以这样的吸引力呢？柳田邦男的说法最为奇特：
绘本的趣味性在于，它的画是非常超现实的。虽说是超现实，但又与超现实主义有些不同，这是很有意思的。大人和孩子都并不觉得是超现实的，而是自然地予以接受，绘本就是这种画。绘本在描绘从前的故事时是这样，现代的创作绘本也是这样。其中也有真正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画，这又有其特有的趣味。
原来，绘本吸引人的原因，乃是因为它的超现实。现实的骨感会丧失人对美好的想像力，而绘本有如阿芙蓉般让人脱离现实之苦，令精神遨游于超现实的天堂之中。如此说来，绘本有可能成为宽慰人浮躁心情的一味良药。
黄婧告诉我，绘本引入中国也就近十年的事情，而这类出版物在国外已经十分发达。这样论起来，绘本可谓前程无限，为此也激发了我一试身手的欲望，然而瞬间又让我想到了自己在艺术鉴赏力上的缺乏，但不会写字，不等于不会编故事，没有试过怎么能认定自己不行呢？这有如不切实际的理想，万一实现了呢？
《藏书的乐趣》，（德）乌尔夫·D·冯·卢修斯著陈瑛译
此书也是黄婧送给我者。她在该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藏书的乐趣》是一本对我影响颇大的书。也可以说，说这本书领着我慢慢踏入了做书编书的领域中。它虽然谈欧美西方的书，但把书中的美和乐趣用经验、故事的方式，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受它的启发，我拜访了巴黎上百家书店，由此又开始了一段书店之旅。瞧，最后从法国回到国内时，便遇见了一本更了不起的《古书之美》。因书结缘，因书开启一段不一样的人生之旅，真是一件格外美好的事儿！”
原来，黄婧老师也有着寻访书店的爱好，她在聊天时还告诉我，她很想把西方的有特色的独立书店介绍到中国来，为此她还在网上联络了一位插画师，两人共同在巴黎采访了一些旧书店主，可惜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部书最终未能完成。然而，她对书店之爱却并未消解，以至于回国后看到了《古书之美》，正因为这部书，才使我们相识，并让我听到了那么多的童话。
但是，她送给我的这部《藏书的乐趣》却不是童话。这部书我前后买过好几本，每次翻阅都会有新的收获，这不止是眼界问题，更多者我觉得是心境的变化。比如该书目录之后，有一幅整页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是一间西式的宽大书房，书房主人躺在软软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我看不清他是闭着眼，还是在仰望自己的书架，但无论哪一种，都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与舒适。
然而，卢修斯的这部书，从哪个角度读来，都不能给人以如此之惬意。我觉得这位卢修斯不但懂书，他还是一位理智之人，将这两种性格集于一身，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冷酷的客观。他能抛开现象直奔主题，有些话让爱书人听来大感受用，还有一些论调，虽然明知他的所言是事实，但却是真实的残酷。
从好的角度来看，卢修斯认为爱书之人就要大胆的去爱，用不着去寻觅别人听得懂的借口。他在序言中说道：“私人藏书家毋须在任何人面前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辩护，只要他能摆脱流行的藏书样板和模式的束缚，不强迫自己去适应它们，他的活动空间就是完全自由的。藏书家逐步建立了自己轨道之后，就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这种轨道也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而是在前进中形成的，蓦然回首时，藏书家才会认清他自己的轨道。”
既然藏书如此的令人陶醉其中，那为什么很多人却难以走入这个行列呢？卢修斯认为：“所以，借用一句久经考验普通有效的格言来说，藏书伊始需要的不是大决心，而是小行动。只有在行动中，道路的方向才会渐渐地明朗起来。有些自豪的藏书家在回首往事时，发现所谓始终不渝的志向，其实也就是从微乎其微的知识准备开始，坚持不懈地在迷雾中摸索前进。”
那么藏书的价值应当如何来表述呢？卢修斯在这里引用了著名的画廊主持人阿道夫·里希特瓦尔克说过的两段话：“藏书活动胜过一切教育手段，因为它能增强我们的感觉、智力和心灵的力量，从而使得起初的狭隘的占有快感得到无限的升华。”“经验表明，一个人一旦开始在某个领域里进行收藏，他就会感觉到他的心灵起了变化，他变得更快乐了，内心充满了深切的关怀，并且能以开明的态度理解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人生在世，最大的目的应该就是追求快乐，既然收藏能够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快乐，为什么还要拒绝追求这样的美好呢？当然，追求美好也需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的主体，应该就是金钱。但卢修斯不这么认为：
当国王问特利沃尔齐奥元帅发动战争最需要什么时，元帅答道，最需要三件东西，钱、钱、钱。但是收藏不然，首要的并不是钱，我也想并不十分正式地归纳出三样收藏所需的不同的“Ge”来：耐心、记忆力、金钱，其中前两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足后者的不足。
看来能够将一件事情长期的做下去，乃是收藏的第一要义，然而卢修斯把记忆力列在第二位，这一点我并不能够完全理解。以我的想象，搞收藏当然需要博闻强识，只有如此，才能练出来一幅火眼金睛，以此辨别真伪良窳。而第三点则需要有钱，能够买得起它。
对于这第三点，卢修斯在文中举到一个实例，那就是纽约收藏家冈茨的故事。冈茨夫妇并不是巨富，然而他们的藏品在1998年却拍出了两亿美元的价格。而佳士得拍卖行在拍卖通告中说了很长一段话，其中有几句道出了收藏的真谛：
积累不等于收藏，毫无意义的堆积是没有价值的。大收藏家总是从认知意义的角度安排他的藏品，试图通过出人意外的组合加强整体效果，在看似零散的物品间建立某种关联，往往以标新立异的构成挑战精神的眼睛。
既然如此，那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收藏一些普通之物，是否也能够有很高的成就？卢修斯在文中举出了收藏橙子包装纸的人，而我在现实中却知道不少人喜欢收集糖纸、可口可乐易拉罐等，这样的收藏有没有价值呢？卢修斯给出的答案是：
成功的收藏更多地取决于行动的决绝和藏品的丰富精炼，而不是取决于主题和藏品的“重要性”。
藏书者经常会困忧于一句提问：“你买这些书都看过吗？”对于这样的问法，很多爱书人都觉得愤怒，但没有找出最恰当的应对语言，而卢修斯在本书中的一段话，可谓这种问法的理性回答：
物品被人收藏后就脱离了原来的用途，而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书也一样，虽然书的“真正”功能――可读性――始终保持不变，但是它的收藏价值越高，这个功能就越靠后，而跃居首位的是它作为实物、作为历史与美学的见证的功能。
虽然这位卢修斯在本书中讲到了这么多爱书人大感惬意的话，但如前所言，他也会引用一些所谓学者的冷静观点，比如他在书中引用了美国精神病医生沃纳·闵斯特贝格的一种论调，此人称“这种强烈的需求根源在于早期的被遗弃感”，他的这句话我当然会抱以强烈的反对：难道这么多的爱书人都是被遗弃而产生的结果？而接下来，这位精神病医生又说：
藏品其实是一个自恋情绪受到伤害的人用来重建或加强自信的辅助手段，看来这条规律能使许多收藏家潜意识中模模糊糊的情趣盎然的记忆片断重新浮上意识层，许多在局外人看来显得稀奇古怪的行为也变得容易理解了……每个收藏家都有一双饥饿的眼睛。
他的这些说法怎能令爱书人赞同？但是，管他说得对和不对呢，先反对完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