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时年39岁的郑举选接过15元资本金换来的个体经营执照时，战战兢兢地摆起竹床卖起扣子。而在此之前，他已经两进看守所，罪名都是“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罪是建国初期最为知名的“口袋罪”之一，与之并提的是流氓罪和玩忽职守罪。它因计划经济而生，伴随着改革开放确立，并顺应着经济发展而消亡。在中国习惯语中，倒把就是倒买倒卖，但加上投机两字，便成了名声不太好听的字眼。

那个时候，私人是不能自行做生意的。一切都在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内。个体的面目被消解在集体的叙事当中。现在繁荣的大卖场和商超，在那个时候无法想象。只有供销社才是恐龙级的存在。它和国营的新华书店、电影院成了每个国民物质精神生活的进口和出口。然而，改革开放的到来，却让这种对商品自由流通的渴望，变成了初融的春水。

汉水改道成就汉正街

这无疑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经过不止十年的尘封和扭曲之后，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个国家也在寻找和建设通向未来的“大道”。也就在这一年，全国工商局长齐聚北京，提出在打击投机倒把的同时，要更好地促进商品流通，活跃市场和方便群众。

1632米长的汉正街成了新思想、新观念下的首选之地。在中断了数十年之后，汉正街小商品市场重新开放，包括郑举选在内的103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经工商登记，发证成为全国首批个体经营者。他是最后一位拿到执照的。

2014年，吾球君首访汉正街。在摩肩擦踵之中，感受着人流带来的冲击。他们从不同的入口汇入汉正街，就像汉江汇入了长江。

说起来，汉正街正是因江而盛。南距汉正街不远，是汉江改道后的入江口。汉口因此而名。而汉正街，便是汉口的正街。由于紧靠汉水，自明成化初年之后，汉正街就成为过往船只避风的好地方，人气逐渐旺起来。

【图说：汉正街具体位置】

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汉正街修起了条石路面。同治三年（公元1844年），郡守钟谦钧又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

这也让它更加成为连接江湖的重要枢纽，“一舟出门，万里唯意，”也就是说，随性所欲想去哪就去哪里，北上汉江，可抵襄阳、汉中，走长江，则可西进成渝东至宁沪。这样的好地方不是谁都可以有的，所以汉正街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繁华，盛极一时。它鲜明地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货如流水，方能生财。

在1979年之后，它又被重新验证。

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

只是这种简单的道理，或者说是常识，在一个刚刚恢复正常的时代，依旧需要一次次地被人重新认识。一百多位个体户的坐地吆喝，曾一度让人胆战心惊——即使经营只局限于小商品，不允许批发和长途贩运——还是有媒体质疑，《汉正街是社会主义吗？》这种意识形态的横空劈杀，显示出社会进步的艰难。

但郑举选还是没有放弃自己这份好不容易从地下转到地上的“事业”——他的视力很差，没有单位肯要他，再加上有没有一技之长，不做生意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只能咬牙坚挺。好在，他最终还是等到了“光明”的那一天——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

10月，国家工商局在汉正街召开现场会肯定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做法，称汉正街在全国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

这一下几乎是为汉正街正了名，也是为郑举选在内的一百单三将正了名。

【图说：1980年代初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

【图说：1980年代初的汉正街个体摊棚】

它的影响显然不局限在汉正街，甚至走向了全国。此后，全国小商品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像知名的沈阳五爱，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都是步汉正街的后尘。这让当地的《湖北日报》在报道汉正街时，颇为自豪地引用经济学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曾经说过的话：在中国，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只不过学者们到底是谁，谁愿意领回这句话，已经是笔糊涂账。

边缘革命撑起改革开放最初进程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汉正街的早期故事，依旧不失重要的意义。从郑举选及他的同伴们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是由一场又一场“边缘革命”所推动的。

事实也如此，从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到汉正街这种个体经济的发展……它们无不具有边缘化和草根特征。

这种“边缘革命”，是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助手王宁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改革观点。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之所以会有边缘革命发生，一是危机形势下不得已的选择；二是受损害边缘阶层的唯一出路。

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一刀，还不如干脆一点，拿命去换就是——凤阳小岗的18户农民在1978年的那份分田到户的协议书上按下红手印，大概也是这么想的。

当然，他们和郑举选一样否极泰来，也在于这种边缘革命由于是发生在体制的边缘，很难危及核心利益，甚至反而有助于体制的长久统治，因此得到了宽容乃至赞赏。

尽管这种边缘革命撑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进程，但对改革开放来说，要想走得更远，还得有赖于知识分子像过去救亡图存那样，加入这场变革的大合唱。

此文为吾球商业地理《致敬70年！吴晓波为何盯上中关村深南大道和艳粉街……》第一章，欲知中国改革故事，请继续关注本号《致敬70年！吴晓波为何盯上中关村深南大道和艳粉街……》第二章：《是“科技就是生产力”，让柳传志刘强东们在中关村找到人生存在感》（或标题为《从太监的休养之地，中官屯如何摇身一变成“中关村”》）。

采写 |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紫菜爸爸》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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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大腰精

制作 | 粉红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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