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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和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作为晚期中*帝国华**社会和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的清朝等级制度问题。
在这些学者所作的工作中最突出的要数罗梅因有关明清“官方信仰”的研究，这项研究一发表，就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引起众多疑问。
罗梅因利用卡尔·波兰尼和路易·杜蒙特的理论，揭示出包括晚期中*帝国华**在内的“非现代的”社会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秩序，这种秩序与近代西方有重大差别。
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在从属于这一秩序的局内人看来，它是一个有机而神圣的实体，它的内部有着严格的按财产或种性来区分的等级制度，在这里没有任何个体的地位。
在这里，社会和政治是统一的，没有独立的个人竞争的"政治"舞台或利益团体竞争的“经济”舞台（市场）。
总之，一切都包含在有组织的等级制度之中。一个针对等级制度更为唯物主义的分析出现在中国法律学者经君健的著作中，尽管他使用的语言与罗梅因迥然而异，但得出的结论却大致相同。
经君健声称中国在清朝存在着一个等级或财产制度，这个制度由《大清律例》和《大清会典》中的有关条文加以界定，主要由皇亲国戚、官吏、非正统贵族、平民和“贫民”或贱民组成。
清朝的财产制度更重视家族和市场因素，这使得它比其他朝代（包括明朝）的财产制度要稍微灵活一些。
但是，这个制度在证明清朝“封建”社会的合理性上是毫不含糊的，并且它与其他地方的封建制度执行着同样的任务：
即反映不同社会经济集团的利益，同时*压镇**“敢于露头的敌对阶级”。面对这些范围广泛、引人入胜的比较分析，我实在难以确定它们之中哪些论述可以代表晚期中*帝国华**的历史事实。
尽管这些分析来自帝国中心出现的法律案例，我们仍很难从中发现哪怕是一部分精英们的真实的社会状况或主流的文化倾向。
这些模式没有触及我们所研究时代出现的诸多变化，甚至连最概括性的陈述也没有。它从未对下列秩序有任何质疑：
经典儒家学说所强调的上等人（“上”）与下等人（“下”）区分的中心地位，上下之别在宋代新儒家理论中的核心位置，和它在清朝社会思想中留下的复杂遗产。
清朝人口曾被分为良民和贱民，此外，最近中国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集中于这两种分类的法律和礼仪内涵，以及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期间逐步被废除的过程。
然而，就陈宏谋的案例来说，似乎当时大多数地方官员对此类问题没有太多认真的思考，陈宏谋也不例外。
明末清初，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货币财富成为衡量家庭和个人地位的新标准，随之而来的是对物质财富更加剧烈的竞争，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冲击和挑战了缙绅阶层的统治地位呢？
这个问题已成为近年来许多西方研究成果的一个重点。17 和18世纪的文化精英们试图阻止社会流动的趋势以缓解等级制度的解体，对他们来说这些变化都是威胁，这也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曼素恩认为陈宏谋在这场*退倒**的文化运动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依照我的观点来看，曼素恩的分析所赖以形成的文献依据是有限的，忽略了陈社会文化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陈宏谋一再坚持人性同一和所有人具有共同的道德天性（我们在前面刚刚讨论过），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个人尊严和个人利益（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把这两方面协调起来似乎确实相当困难。
但我认为将陈宏谋简单地看成是一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特权的维护者是极为不准确的。当然，曼素恩那样做有她的理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探究陈宏谋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假设中形成等级意识的各种可能因素。
尽管这不是陈宏谋话语中经常出现的议题，但他确实承认，根据法律人有等级（“等差”）或高低（“尊卑”）之分，官员、士绅、士人和平民，这些阶层中的每一个都应有与他们的等级相称的行为和礼仪，都是依法规定的。
例如，他赞同帝国颁布的按照地位确定的葬礼仪规，对那些有钱的平民在丧葬礼仪上日益采用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称的行为感到非常不满。
然而，陈宏谋经常简单地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区分两个不同的群体。正如孔飞力所说，考虑到“个人作为人类社会总体的一分子”，这是大多数清朝中国人意识中最为实际的划分，并且这种划分在衡量或掩盖其他更悬殊的地位差别方面具有实际的效果。
在陈宏谋的论述中经常出现“文人与平民”（“士庶”，“士民”）之类地位对立的组合词汇，尽管陈宏谋认为文人与平民在道德上具有先天的共性，但他在讨论道德问题（如道德责任）时却经常用这两类人举例。
他还直率地称呼所管辖的民众为"那些下人"（"下等"，"下人"）以显示他们同社会政治精英（“士人”）的区别。
然而，在陈宏谋著述中所大张旗鼓坚持的观点是，文化精英之与众不同在于其特殊的责任而非其特权。
陈在评论吕坤（其独特的精英意识与反特权精英意识混杂在一起的思想对陈有很大影响的人）的一篇文章时曾写道：
“在下之君子小人，无权无势尚不十分关系，若爵位中之君子小人，则吏治民风人心世道，均关乎此，于此中分别邪正，此维世第一要着。"
陈宏谋期望通过精英们的个人行为、他们的“乡约”组织以及他们对民间道德典范的宣传来发挥道德引导的作用。
当然，陈对那些行为操守上混同于平民百姓（“庶人”）的文人感到非常可悲。相反，我没有发现陈宏谋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有义务对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表示某种顺从的行为有任何评论，确实，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他坚决反对任何有权有势的人接受这种谄媚。
我认为，如一些学者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样，陈宏谋是一位怀有平等主义的儒家世界观，同时坦率地认同地位差别，并且认为这种差别经过适当调整甚至可以带来潜在社会效益的人，这对立的二者在他身上的结合构成陈对等级制度认识的特点。
这在陈宏谋为熊弘备所著的《（宝善堂）不费钱功德例》（一本17世纪末期的道德指南读物，陈宏谋将其收录到自己的《训俗遗规》中）的序言中有清楚的表达。
熊对不同的等级（如贵族、士人、农民、妇女、商人、衙役和僧侣）、不同的职位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按照特定的职业和地位划分有不同的道德忠告。
他的做法已经被包筠雅视为一场旨在"保留社会等级"，"确定等级差别"和"调整、甚至抑制社会流动"的协调一致的精英运动的代表。
我本人没有全部读过熊弘备非常简单的打油诗似的著作，很明显陈宏谋读过。
陈在其名著《训俗遗规》中认为，通过认真听从熊的道德忠告，并且从道德上采取“与自己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相称"的行动，就能使民众遵守"使人无贵贱高下"的道德秩序。
尽管陈宏谋出身寒微，但成年的陈宏谋无疑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之列。在他公开出版的信件中（这些信件几乎全部是写给其同事官员的），他经常使用“吾辈”（意即“像我们这样的人”）这个主语。
陈宏谋所说的吾辈，有时似乎是指文人这个整体，如果范围窄一点儿，则如孔飞力所说，或许是指有资格面见皇帝的省级以上*官高**组成的“私人俱乐部”（陈在这个圈子里度过了其*场官**生涯的绝大部分时光），而更为经常的，大概是指所有在官僚机构服务的人员，即作者已经指出过的"正统精英"阶层。
尽管“吾辈”的范围不固定，但陈宏谋将其看成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经验和情感的群体。这些人承担的职务不同，而陈宏谋最看不惯那些不能尽职尽责完成自己分内工作的官员。
最重要的是，“吾辈”要能为老百姓分忧解难，要能承受*场官**失意的挫折，并且要勇于为人民的福祉承担重任。
在这里，陈宏谋照例没有谈到"吾辈"应该受到尊重或应得到额外津贴这样的话。成为这个团体成员的主要条件是，要有超人的智慧和建立在儒家乐观主义之上的道德责任感，陈宏谋坚持认为这两者几乎是同一的。
即使在断言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和可教的情况下，陈宏谋仍然承认人们在智力上是存在差别的。
正如人们在体力上存在差别一样，人们在智力上也有高低之分，即使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于是，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每个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量能之量”。
如果让所有学生学习一门相同的核心课程，根据每个学生的先天智能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最优秀的学生（“俊秀者”）将会因此而步入学者生涯，而愚笨的学生（“粗鲁者”）则仅会得到一点点最基本的文明教化。
在陈宏谋的《养正遗规》中引用了陆世仪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陆世仪称，所有人在出生的时候头脑中都具备两种能力：“记性”和“悟性”。
一般来说，前者大家相差不大，而后者则不同。经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之后，悟性带来的差距将会变得越来越大，个人的天资将会决定谁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学者。
陈宏谋对个体智力存在差别的认同，以及这种差别与社会政治领导权力或责任的联系，引起我们对他使用“愚民”一词的思考，这一词汇通常被译为"愚蠢的人"，并且在帝制后期有极高的使用频率。
在现代社会早期，同西方一样，在中国也有一种普遍的政治思想假设，即把老百姓视为群氓，视为那些更为理性的有能力者的统治对象。
在中国，“愚民”一词也许是这种假设的典型表述，而从陈宏谋使用这一词汇的情况来看，它暴露了隐藏在陈思想深处的有关人类社会观点的某种矛盾。
例如，陈宏谋经常将这个词汇用在农民身上。他至少有一次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宣称：“乡民至愚！”
他还经常把乡村和愚蠢组合成“乡愚”一词使用，它的词意非常接近英语词汇"乡巴佬"。而且他认为边疆地区——陈宏谋的老家广西也包括在内——的老百姓甚至比帝国文化中心地区的老百姓还要愚蠢。
那么，怎样才能使上述说法与陈宏谋所坚决捍卫的边远地区人民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和他所珍视的乡下人的质朴美德（而且这种美德最终是与陈宏谋所珍爱的家庭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协调起来呢？
将两者协调起来的关键在于进一步理解陈宏谋所说的“愚”的含义。它似乎既不是指先天智力的缺陷又不是指道德的沦丧。
它也不是简单地指文盲；实际上陈宏谋很清楚，在这个印刷文化繁荣的现代社会早期有许多识字的“乡愚”，尽管他们的阅读能力有限，因此陈要求其下属官员在发布指令时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通过陈宏谋与“愚”配对使用的反义词——不是天生才智或文化教养而是“明智”（“智”）和“睿智”（“桢”），而后两者质上的提高必须经过较长时期对儒家经典课程的深入学习，我们可以理解他所谓"愚"的真正含义。
因此，陈宏谋所指的愚民是那些无力接受昂贵的正规教育并且因此而需要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开化和引导（"化导"）的广大群众。
正因为缺乏教育，愚民的行为才会那样鲁莽和不知好歹。他们只会追求物质需求；陈宏谋在不同场合喜欢重复的一句话就是“食为民天”。
他们在饮酒、赌博和挥霍铺张的诱惑下沉沦。他们很容易受异端邪说的引诱，并且随时可能成为衙门官吏和地方恶霸盘剥的牺牲品。
他们对身边的道德模范熟视无睹，直到受过良好教育的邻人给他们指出才若有所悟。愚民不仅为直接的需求和欲望所驱动，而且容易“受到地方习俗的感染”（“染于习俗"）。
从陈的言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带有现代人特征的分类：群众是易受“情感”和“传统主义者”行为影响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仔细考虑长期后果的“理性”行动的正是受过教育的“像我们这样的人”。
这不正是精英政治的观点吗？然而，从陈宏谋对愚民的保护来看，他并没有轻视和看不起他们。
他对愚民的态度甚至比他所尊敬的道德教化楷模吕坤还要谦和。陈宏谋指出，甚至那些做了错事的愚民中的最愚昧无知者也不是不可救药的。
他确信愚民的状况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通过政府协调一致的教育计划一定可以改变或者改善愚民的落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