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厨柜里，白糖罐子与红糖罐子，常年必备。白糖负责加甜，红糖负责调理，各司其职，相安无事。
以前买大米要粮票，买猪肉要肉票，买白糖要糖票。白糖在我们心中像个矜持的白富美，没一定经济实力，很难请进门做媳妇。请不起白富美我们就用替代品糖精。糖精装在一个棕色的小药瓶里，藏在碗柜的角落里。非常小的一颗糖精，能把一锅汤变得甜腻甜腻，当然，那甜味也是苦苦的，假假的。
红糖比白糖亲民，因为没有经过精炼和提纯，反而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好比精米和糙米，随着时代变迁，很多东西开始轮回，吃惯了精米的人们开始推崇糙米，更多关注起营养方面的需求。红糖被人们重新认识，从不同层面重新看待和评估，获得了“东方巧克力”的美誉。
红糖与白糖，一红一白，看似截然不同，实则同源同宗，都由甘蔗榨汁而来。古印度是蔗糖发源地，汉代文献中称古印度的蔗糖为“西极石蜜”。西极，西方极乐世界，不就是《西游记》中唐三藏跋山涉水、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要到达的目的地 – 大雷音寺吗？西游记中的大雷音寺位于西天极乐世界灵山之上，“巧峰排列，怪石参差，悬崖下瑶草琪花，曲径旁紫芝香蕙”，亭台楼阁、殿宇讲堂，皆由金、银、琉璃、水晶为材料，砗磲、赤珠、玛瑙等装饰，宝树明镜，穷微极妙，是庄严清净的安养净土。大雷音寺当然是吴承恩编出来的名字，但这个寺确实是存在的，它就是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附近的那烂陀寺，当时的佛教最高学术中心，玄奘是于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四年之后到达那烂陀寺，13年后才回到长安。所以我国古代认为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古印度的摩揭陀国。那为什么又叫“石蜜”呢？盖因古印度的制糖法是将甘蔗榨出来的汁液熬成糖浆、制成石头般的糖块，故称“石蜜”。
宋朝是文化和商业都高度发达的朝代，制糖业也得到深化发展，原先在唐代属于贡品的砂糖逐渐走向民间。城市中有制糖的作坊，夜市中有卖甜品小吃和饮食果子的摊位，相对来说还是属于舌尖上的额外享受，价格比较贵。另外宋朝的白砂糖并非全白，而是带着烟紫色，水晶一般，挺美。苏东坡曾写了一首诗赠与和尚元赞：“冰盘若琥珀，何以糖霜美”，元赞在遂宁，当时十分有名的制糖之都。宋朝时称砂糖为糖霜，世界第一部甘蔗炼糖术专著《糖霜谱》就出现在我国宋朝。
到了明代，炼糖术在技术上得到了更大的创新，人们发明了用黄泥水冲淋瓦溜给黑砂糖脱色的办法。瓦溜是一种瓦制的漏斗，黄泥水冲淋后，黑色残渣从瓦溜中漏下，白霜则凝结在瓦溜中，厚度可达五寸有余，上层为上品，洁白无瑕，是真正的白砂糖；中层微黄，称黄砂糖；下层色偏暗，为褐砂糖。季羡林先生在《中华蔗糖史》中，说这种黄泥水脱色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因为世界上所有关于糖史的书籍，从未提到过这种脱色法。中国人民在各行各业的智慧是令人惊讶的。
白富美白糖的身世背景贯穿东西，源远流长，相对于白糖，红糖的身世就简单多了。甘蔗榨汁后浓缩，无需提纯和精炼，纯度不是那么高，却保留了甘蔗汁的大部分营养。在我们老家，坐月子、伺候病人、给妇女补身子，都忘不了红糖，比如红糖桂圆干煮水喝，或者红糖煮鸡蛋，鸡蛋去壳不煎，轻轻倾入沸水中，凝结成一个椭圆形圆圆满满的的荷包蛋。还有临海人特别心水的红糖馒头、红糖麻糍、糕软……著名的姜汁核桃蛋里也要放红糖，冲一点老黄酒，那是补上加补，能把女人的脸吃得红晕晕的。
小时候一碗白粥加点红糖的味道，也是让人魂牵梦绕的！稠稠的一碗白粥，熬得很透，没有下饭菜时就加点红糖，白粥顿时成了美味佳肴，三下五除二见了碗底。母亲还有个绝招是将米用姜炒过之后再煮粥，临海老传统里称“姜米泡饭”，鲁迅先生的《药》里，也有类似的红糖炒米粥。姜米泡饭虽然没有白粥那么稠糯，却具有独一无二的香味，那是焦香掺合着姜香，再加一小匙红糖，一般都是烧给产妇吃，是台州人特有的“月里香”。
白糖与红糖，就这么交相缠绕，贯穿着我的童年、青年和中年乃至以后的老年生活，我确信离不开这俩了。有时会觉得它们挺像小说里的白玫瑰与红玫瑰，一个矜持，一个亲民；一个精致优雅，一个热情奔放。都说每个男人心里住着白玫瑰与红玫瑰，我敢说，每个煮妇心中，也住着白糖与红糖，这厨房里的俩伙伴，就这么不离不弃地陪伴我们，过着安逸实在的小确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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