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0月7日夜，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死在巨野磨盘张庄教堂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巨野教案”事件。时至今日，关于“巨野教案”的真凶之争从来没有平息过。
民初时期，一度盛传“巨野教案”事件实际上是德方买*杀凶**人，目的是为德国出兵青岛占据胶州湾制造一个不错的借口。最终，这个传言不了了之，但随之又盛传另一个传言，即清政府斩杀的惠朝现、雷协身等并非真犯，清政府只为讨好洋人从速结案才胡乱抓人顶罪，甚至再后来经一班人考证得出，真正杀死两个洋人传教士的英雄是刘德润、奚老五、奚效方等人。
清末，像“巨野教案”这样的重大教案事件发生了十数起，可唯独“巨野教案”事件至今仍存在着真凶之争，这是为何？
我前几期文章里曾有过研究，李秉衡的电文、张汝梅的电文、德公使海靖的照会、福若瑟写给巨野知县许廷瑞的信中都存在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和质疑教案的文字，但是这些内容都是针对“巨野教案”中的凶手是蓄意杀人还是行窃暴漏临时行强，并没有谁质疑巨野知县所逮捕杀人凶手的真实性。
只有一个人在当时明确提出“巨野教案”另有真凶的说法，也就是这个人的说法，直接搅动了之后的“巨野教案”真凶之争，这个人就是张庄教堂神甫薛田资。
圣言会教士薛田资
前一篇文章里笔者已经对薛田资其人做过简略交代，对此人不甚了了的可以移步这里http://toutiao.com/item/6425574591103500802/略为了解一下。
历经巨野教案*杀凶**事件的薛田资犹如惊弓之鸟，据德公使海靖十一月十三日照会称：
曹州府系最危险之地，该教士夜夜不能安枕，深恐有人进院抢物害命，实属甚堪怜悯。
据十二月十五日张汝梅致总署电：
十二月初一日五更，巨野张庄更夫见教堂迤南有人影数点，更夫放枪壮胆，及答话乃赶集之人，薛田资闻枪声疑是匪*党**报复”，于是夜半逃窜。
如此闻风而逃之事，据德使海靖十二月初五日照会称“业已两次逃生，现又须夜半逃命”。由此可见薛田资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薛田资认为教案的真正凶手是大刀会，他在《在孔夫子故乡》一书中写到：
杀害两位神父的真正凶手虽然尽人皆知，但却逍遥法外，后来甚至以此事自夸于人，他们还是1899和1900年*乱暴**事件的发难者。
薛田资所称1899年和1900年的*乱暴**事件指的是义和团运动，他认为大刀会就是后来的义和团，并且认为大刀会暗中活动袭击教堂是想给中国政府多惹些麻烦从而浑水摸鱼，他认为大刀会的第一个行动便是谋杀能方济和韩理两位神甫。薛田资坚信凶手就是大刀会，而且“两位教士遇害以后，大刀会的英雄被告发为肇事者”。他认为，毓贤之所以不承认此案为大刀会所为，并且隐匿真凶的理由是毓贤曾向皇上保证过“大刀会不会再有了”，如果再有大刀会，那么毓贤是会掉脑袋的。
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刀会虽然被解散，匪首已经被斩杀，但是残余会匪还是存在的，这一点清政府是承认的。在清总理衙门存档之“军机大臣翁同龢等赴德使馆商谈巨野教案问答节略”的记载中有一段翁同龢答海靖的话：
更有一件事德国要相谅，兖沂曹济地方系贼窝子，刀匪、幅匪结*党**甚盛，所以抢劫的案较他处为多。
刀匪即大刀会，由此可见，关于大刀会仍时有活动这个问题，清政府官员并非讳莫如深，并且承认刀匪是仍有余*党**的。况且，清政府的剿匪政策向来都是首恶必除从者不究的，那么毓贤怎么可能因为尚有大刀会活动而被清政府砍头呢？所以，薛田资认为毓贤出于自身官运和掉脑袋的顾虑而拒不承认是大刀会所为是纯粹的臆断。
薛田资的著述
在薛田资主持的教堂所在地张家庄向南两小时路程之处，有一个叫做曹家庄的地方（应该是现巨野县独山镇曹楼村），这个村子里的几个人在1896年圣诞节跑到张庄教堂请薛田资过去传教，到1897年的时候，曹家庄作为一个新堂口已经发展的很有些模样。因为村子里要进行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的祭祀活动，曹家庄堂口的领导人和曹家庄的庄长——堂口领导人的叔父，发生了矛盾，为此，庄长请来了义和团的首领来村子里聚徒授业以维护庄长的权威。
薛田资在《在孔夫子故乡》中写到：
在曹州府南部，义和拳杀死过几个欧洲人。庄长曹作胜扬言要紧步他们的后尘，我们所熟知的谋杀韩理伽略和能方济神甫的罪恶行径，就是他们干的。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曹作胜和他的同伙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可是后来，到处都在窃窃私语的传说，终于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清政府的官员没有对付义和拳的任何指令，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
首先，曹作胜为何请来义和拳的首领聚徒授业？很明显，这是因为曹作胜眼见村里的人大半信了天主教，而且本村的教会首领竟然还是自己的侄子，并且竟然公开*制抵**他所倡导的公共活动，使他这个一庄之长不但威信扫地颜面全无而且也断了他的灰色收入之路。所以，他便请来了义和拳首领收徒以*制抵**教会势力的发展，这也是那个时期的普遍做法，于是“很多受庄长挑动的人不再同教徒来往，不和他们说话，偷他们田里的庄稼，放火烧他们的庄稼和草垛，”甚至，还扬言要杀外国教士，或者，曹作胜为给自己作势，极有可能在张庄教案发生后，狐假虎威地“常常以此事自夸于人”。
关于曹作胜的这节记录，持“巨野教案”另有真凶说的人是为之深信不疑的，深信的理由便是：杀害教士是杀头之罪，他若是没干何必自夸？这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试问，既然明知道杀害教士是死罪，那么他既然做了肯定会惟恐人知，自夸与人岂不是把自己暴露从而落得个身首异处吗？
而曹作胜有此言语的目的则是狐假虎威，借杀戮能韩二教士之势恐吓威慑村子里信教的人，以期让这些人转而加入义和团，从而维持其作为一庄之长的威信。曹作胜能这么干，别的村庄的庄长也有可能这么干，或者已经日落西山的大刀会之余*党**更有可能这么干。
曹庄村的教民显然是不相信的，因为这个堂口不仅没有被庄长搞散，而且成为了天主教在山东鲁南地区的一个坚固堡垒，直到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教民们也没有因为曹作胜的毒打和*害迫**而背弃天主，而是背井离乡撇家舍田的到兖州和王庄教堂避难，以致生活极其艰难，只得靠传教士的接济度日。
中国早期信教民众
由此可见，薛田资之所以认定“巨野教案”另有真凶，原因有三：
第一，民间常常有人以教案真凶自夸与人；第二，这些自夸的人还要杀几个洋人传教士，其中就包括薛田资；第三，大刀会（实为义和团）已经严重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和阻碍了教会发展，以冠冕堂皇的教案真凶理由可以除去这个心腹大患。
于是乎，薛田资不断地给福若瑟写信甚至登门诉苦，一遍一遍地重申有人要加害于他，一遍一遍地央求福若瑟去恳请公使大人伸出援助之手。福若瑟架不住他的苦苦哀求，于是给许廷瑞和德国公使分别写了信。
终于，德国公使委托旅行家欧根·沃尔夫先生在途径山东的时候顺便到巨野了解一下情况，薛田资得知后，以为沃尔夫是公使大人派来为其排忧解难的使者，于是忍禁不住内心的喜悦，欢欣鼓舞地认为“囚徒们的无辜该是得到证明的时候了，”其实他内心的想法则是：在公使大人向清政府施压下，知县定能够逮捕那些他所划定的凶手，也是其自认为对自己有危险的人，那么这些时日来的担惊受怕是到了可以消除的时候了。
可是，仅凭传言和猜测就盲目的认定凶手，任何人都不会妄自相信的。
薛田资在书中只记录了沃尔夫在福若瑟的陪同下与知县和监牢里关押着的几个罪犯的大略谈话，至于沃尔夫先生的最终意见，却并未在书中明白地记载，只有这么一段话：但是，连沃尔夫也没能帮这些人一点忙，他的行为方式竟是如此的吹毛求疵和武断，以至于他自己的境遇也很狼狈。为何薛田资在他的书中没有记录下沃尔夫先生对教案审判结果的意见呢？在笔者看来，沃尔夫先生应当是做出了判断，但是他得出的判断结果与薛田资希望看到的结果极不相符，所以薛田资在记录的时候只得选择性的舍去。
从上述这段话我们不难推测得出，沃尔夫先生并没有*翻推**前任知县做出的判决。不仅如此，沃尔夫先生很有可能仔细过问了案情，并且详细地询问了薛田资认为另有真凶的依据，其结果当然是否定了薛田资的臆断，以至于薛田资抱怨沃尔夫“行为方式竟是如此的吹毛求疵和武断”。而且薛田资是个气量极窄之人，由于沃尔夫后来摊上了一些麻烦，所以薛田资接着写下了“以至于他自己的境遇也很狼狈”的评论， 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跃然纸上。薛田资在此节末尾处还非常武断地写到：“假如有人不顾原判使这些不幸的无罪的囚徒重获自由，那肯定要受到极大的尊敬，”言外之意则是，假如沃尔夫能按照他的要求翻案，就不会摊上那些麻烦事。（以上关于沃尔夫的记述皆援引自薛田资《在孔夫子的故乡》之五《张家庄的残杀和它的抵偿》）
后人在研究“巨野教案”事件时往往忽略了欧根·沃尔夫先生的这趟巨野之行，事实上欧根·沃尔夫先生的巨野之行对于研究“巨野教案”是否另有真凶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从薛田资的著述可知，沃尔夫并没有*翻推**“巨野教案”议处结果；其次，紧张的中德谈判交锋中也没有出现沃尔夫对清廷办理“巨野教案”过程的不利言论。这就说明，沃尔夫对“巨野教案”的办案过程和结案依据是认可的。沃尔夫也势必会把自己的判断传达给外交手段敏锐的德公使海靖，和圣言会主教安志泰。对于德方高层来说，沃尔夫的判断一定比薛田资的聒噪更有影响力，更使人信服。
所以，当时中德双方没有任何人曾质疑“巨野教案”所获犯人不是真凶，唯独传教士薛田资。而这么一个天主教的败类，一个虚伪懦弱的传教士，一个被吓破了但的惊弓之鸟，他说“巨野教案”另有真凶，后人便信了，还堂而皇之地制造了刘德润、奚老五、奚效方这些英雄人物，真是天大的笑话。
圣言会著名教士福若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