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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规劝君主是一种极为冒险的事。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朝臣因谏获罪,殃及家庭和生命;不论在何时何代,外交都是一种很重要的场合,作为使节,如果言行不当,不仅身败名裂,而且丧权辱国;而在一般与人交往的时候,如果不合时宜,言行非礼,也会招致非议甚至灾难。
但是,晏子无论是在哪一种场合,都应时而对,载誉而归,不仅名重当时,而且影响于后世。这一切虽然与君主的勇于纳谏、别国的诸多考虑、他人和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处世原则有关,但也得助于他高超的应对艺术。

如果说理是言行取得主动权的关键,那么情便为说理增加了许多成功的条件。齐景公无论政治上还是情感上都非常依恋于晏子,大事小情自是每事必问,即使晏子每日上朝他还觉得情有所疏,希望能够为他筑室于宫内,时时聘问。(《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而晏子作为国君的辅佐重臣,自然对君、国有着忠爱之情,能够从国家稳定发展、君主长治久安的角度规劝君主,因而在庄公“奋发勇力,不顾于仁义”的时候,他担心国危、君灭;在景公饮酒、耽溺新乐、沉醉游猎时,他以“失国”“*国亡**”“危社稷”为谏;当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之时,他则劝谏君主劝善禁暴,息役安民。殷切之情,息息可感。

正是这一片粲然可见的忠贞之心,才使他能够“不掩君过”,敢于犯颜直谏。正如有一次他回答齐景公问“君臣之行”时所说:“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乎外。”他甚至常常以离开景公而相要挟,如《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记载,景公信用谗佞,赏无功,罚无辜,于是晏子谏道:“现在宠妾奸臣当道,上害国家,下害百姓,又谗害忠良,而君主却信用不禁,我不如向古代的士人学习,逃离乱世。”于是打马离开了朝堂。

景公一听,立即派人追上他,表示:“你如果不管国家而走,那么我也跟在你后面。”还有一次,景公在春耕夏锄的农忙季节既耽于游猎,又兴土木建大台,晏子谏道:“违背农时做这些事情,必定会使国家空虚,是不可以的。”景公说道:“我听说为相贤明的国家安定,为臣忠诚的国君安逸。我年事已高,想要随心所欲地尽享余生,你先休息一会吧!”
晏子说:“过去周文王不敢耽于田猎,所以国家昌盛而百姓安乐;楚灵王不放弃干溪之役,被诸侯嘲笑。我听说忠臣不逃避死亡,进谏不怕获罪。您既然不听我的,我便要走了!”景公听后连忙说:“我马上停止。”不久,便解除了大台之役。当然,如果只是直言谏,许多问题便难以解决。特别是晏子面对的是一国之君,如果不注意进谏方法,讲究应对艺术,那么“理”就难以被接受,“情”也就难以真正打动人,从而达不到讽谏目的。

晏子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而进谏时,有时采取奉承为谏的方式,表面顺情说好话,实际是在进一步讽谏,这比直谏的效果往往更好。如有一次齐景公饮酒七天七夜不停,大臣弦章谏道:“大王您已喝了七天七夜,我请求您停止饮酒。否则,我请求赐死。”
景公感到左右为难,正巧晏子入朝,景公便向他说道:“我感到进退两难。如果听弦章的话,容易给人以受制于人臣的印象;可是,我又不愿让他死。”晏子一听,高声恭维道:“弦章遇到您这样的君主真是太幸运了!如果让他遇到夏桀或商纣的话,他早就死了!”一句话既救了弦章,又劝止了景公饮酒。

晏子的应对艺术既使他在内政外交上立于不败之地,争得了国格、维护了人格、改善了政治、赢得了荣誉,又以其独特的风格丰富了文学艺术,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参考资料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