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仲舒墓的院子出来，沿着下马陵路往西走不了多远，就会看见一堵与马路这边高大城墙相对的巨大的照壁，照壁中间有两个大字：孔庙。

西安碑林 孔庙照壁

但这里不仅仅只有孔庙，还有府学（唐时为国子监）以及碑林的所在地，即这里在古代是祭孔的场所，也是西安的最高学府，还是中国最早、收藏石碑最多的博物馆。

这堵照壁原本是孔庙的万仞宫墙，从此就可以想见当年孔庙规模的巨大，也可以想象当年学子的众多。

自从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实行之后，儒家思想就占据了中国此后2000多年的主流思想和政治文化，孔子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尊重，教育也从此兴盛起来。

像这个孔庙虽然是后世的建筑，但也可以从中想象出从汉朝开始的儒家教育兴旺发达的盛大气象。

不过，儒家主流地位的确立也是一步步发展形成的，其中很大一个因素就是儒家在学术上颇有建树，而且建构了一整套系统的可以用于社会生活的教材。

说到儒家教材，大家很可能会想到“四书五经”。其中“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五经”则是指《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周易》）《春秋》五部经书。不过，“四书”的概念是宋代的朱熹提出来的，因此“四书五经”这个词语一定是在宋代之后，而先秦时则是“六经”，又称“六艺”，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书。

看到这里，有人会疑惑：这先秦的“六经”与我们所说的“四书五经”的“五经”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五经”与“六经”相比，少了一部《乐》经呢？

还记得我们在秦陵讨论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那时秦始皇采纳了法家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私藏的《诗》《书》等“六经”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六经”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并禁止私学。“坑儒”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有不少是宣扬儒家思想的儒生。

本来秦始皇“焚书”，还留下了咸阳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等到“楚人一炬”，把咸阳、阿房宫、秦陵等都付之一炬，于是连这幸存的藏书都化为了灰烬。

因此，等到汉朝建立，不仅找不到同样颜色的四匹马来拉皇帝的圣驾，连一套完整的“六经”都找不到了。

中国的文化之脉到此眼见就要中断了！

1.抢救儒家经典：今文经

当然，有人又会有疑惑了：中国的文化之脉并没有中断，后世所说的“六经”中的“五经”都传下来了，它们又是怎么传下来的呢？

这，就要归因于中国有文化传承的传统，特别是儒家，有重视教育重视文化传承的传统；也好在秦帝国是个短命的王朝，有一些知识分子寿命够长，他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下来了一部分典籍，其中主要就包括了这“六经”种的“五经”，而《乐》经因为没有人口耳相传，就散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只留下一个名称让后人怀想了。

但，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只通过知识分子，而且是年老的知识分子的口耳相传，这会不会记错啊！而且，口耳相传，会不会信息衰减、误传和更改啊？

这确实如此！西汉建立后，由于“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起初甚至讨厌儒生，曾骂在他面前经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的陆贾：“我马上打得天下，要《诗》《书》何用？”陆贾则反驳说：“马上得到天下，岂能在马上治理天下！”然后陆贾援引历史，以商周和秦朝的兴亡为例，向刘邦说明行仁义的重要性。

好在刘邦虽然不喜欢读书，但还能够听进劝言（这也是他与项羽的不同之处，是他能够夺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开始重视读书人，反思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这也是后来贾谊《过秦论》的创作背景之一。

西汉从刘邦的儿子汉惠帝起，开始重视儒家经典，但儒家经典在秦时已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像陆贾这样的儒生，也只记得儒家的一些主要思想，而没有对儒家经典进行专门的记忆。于是，只好派人四处访求那些在秦始皇焚书之前研习儒家经典的年老儒生。此时，还活着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而且风烛残年，那比现在的国宝大熊猫还要宝贵得多。

有个叫伏生的儒家弟子，在秦朝时，是朝廷的70位博士中的一位，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他侥幸逃过了“坑儒”，又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尚书》藏在老家旧宅的墙壁中，然后亡命天涯。等到秦亡汉立，儒家学派逐渐复兴，伏生回到家乡，挖开旧宅的墙壁，发现还有29篇保存完好，其他篇章都因种种原因毁坏了。

这故事是不是与曲阜孔庙中的“鲁壁”一样传奇！

曲阜孔庙鲁壁

“鲁壁”中也有一部分古文《尚书》的。传说《尚书》原有100篇，是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的，伏生家中保存下来的只有29篇了，当然，他脑海里肯定还记得不少的篇章。当伏生壁藏《尚书》并将其传播的事迹传到朝廷后，汉文帝非常重视，要召他到都城来，但那时伏生已经年过九十了，不能出行。于是汉文帝特意派时任太常掌故之职的晁错到山东章丘的伏生家中，当面记录伏生背诵的《尚书》原文和相应的解释，就像现在的“口述历史”一样。

不过，伏生已经年迈得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了，加上方言的缘故，伏生的话只有常年陪伴在身边的女儿羲娥能听得懂，只好先让伏生说给女儿听，再由女儿转述给晁错，晁错再赶紧把听到的用汉朝才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

这场文化交流的难度极其巨大，除了口语之外，《尚书》本是上古之书，本来就很艰涩，需要反复地强调、勘正、推敲和探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是学识渊博经历丰富皓首传经的老学者，一个是谦恭有礼锐意奋发力图有为的大臣，两个人中间加上伏生女儿羲娥的反复翻译、转达、判断、订正。

经过长达几个月的时间，也耗尽了伏生全部的生命之光，晁错总算是把伏生头脑中记忆的《尚书》整理了出来，才使《尚书》得以完整流传下来。

《伏生传经图》

这个故事简直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史上惊心动魄的传奇。

其他“五经”的流传也有许多相同的故事，如田何传《易经》，申培传《诗经》，高堂生传《礼经》，公羊、谷梁两家传《春秋》，诸如此类。

其中它们相同的一点是：都是用汉朝开始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与这些经书原本记载的古文字不同，因此这些经书被称为“今文经”。

2. “春秋三传”之《公羊传》和《谷梁传》

感慨着历史的波折，绕过照壁，走过泮池，前面就是孔庙的“棂星门”。

西安碑林棂星门

在曲阜孔庙游学时，我们就知道，棂星，是天上的文曲星。孔庙用棂星作门，表示人才辈出、为国所用之意。

而古代的“博士”就是天上的棂星下凡。

自从确定了经书，就有了研究者，那些研究成果卓著的学者会被朝廷选拨为“博士”。

“博士”一职在秦朝时就有，伏生就是秦朝的博士。汉朝初年也设博士官，但不限于只研究儒家经典的博士。当然，儒家由于重视教育，对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比其他学派更加全面和深入。

在汉文帝时期，有专门研究《诗经》的申培公和韩婴两位博士，传授《尚书》的伏生的弟子欧阳生博士；景帝时，又设了三个博士官：《诗经》博士辕固生、《春秋》博士董仲舒和胡毋生。到了汉武帝时期，用“今文”隶书记录下来的“五经”已经基本齐全了，于是设立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

当时的“五经博士”绝对算得上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了，能够有资格经过这棂星门中间的这道门的。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经典的研究成为西汉官方所重的唯一学术传统。

虽然其他学派也并没有因此断绝薪火，但已沦为了私学，影响力自然远不能与作为官学的儒家相比了。而在“五经”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又是董仲舒研究的《公羊》学。

《春秋公羊传》

有人会有疑问：不是“五经”吗？又怎么出现了一个《公羊》学？

《公羊》学是指研究《公羊传》的学说。那《公羊传》又是怎么回事呢？

“五经”中的《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历史编纂的，《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但它的原文只有18000多字。因此，《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而且孔子在《春秋》这本书中运用了很多委婉而微妙的手法，它每用一字，都暗含褒贬，这种写法叫做春秋笔法，也叫微言大义。

孔子惟恐后世的人文历史的素养不高，看不懂他的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就像我们当今的人已经看不懂古文一样。于是孔子就把《春秋》中所记载的历史进行了解释和阐发，着重阐释《春秋》里的“微言大义”，口授给他的弟子子夏。

子夏是孔子认为的文学素养最高的弟子。子夏年老时，又把这种解释和阐释口授给了两个弟子。一个叫公羊高，一个叫谷梁赤。之后，公羊高再口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了几百年，一直到汉景帝时，由公羊高的后代公羊寿与弟子胡毋生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着于竹帛”，才结束了没有文本，口耳相传的历史，使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起来。

公羊家传的这本《春秋》，就叫《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同样的，谷梁一家也如此把子夏口授的《春秋》传承下来，到了汉代也记录下来，称为《春秋谷梁传》，简称《谷梁传》。

《春秋谷梁传》

由于两家记忆各有不同，对《春秋》的解释也有所不同，就形成了两部不同的阐释《春秋》的“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这样的口耳相传，一是记忆会有所失误，二是每一代人都会加入自己的理解，就有可能偏离原来的意思。当然，也有好处，就是有聪明的人会根据现实的需要，对经书进行改造，为我所用。

董仲舒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

董仲舒与把《公羊传》记录下来的胡毋生同为子夏的六传弟子，共同研究《公羊传》，但两人的贡献不太一样。

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

司马迁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正是就其能援引经书以致用说的。

董仲舒不仅在政治上通过阐发孔子大一统的精义为汉武帝建立*制专**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汉帝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学术上还通过吸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建构起了一个令汉武帝心醉的博大精深的经学思想体系。

因此，汉武帝时的儒学独尊，实质上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的独尊。

这也是“经传”各自的特点，“经”是经典的原文，不能随意篡改；“传”则是对经文的解释和阐发，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发挥。

《春秋》由于简略，又有太多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而中国汉字的多义性的特点，又使得对《春秋》的解释和阐发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现实的需要来进行。

董仲舒就是充分运用了这一特点。

因此，可以说，汉代的用当时的隶书记录下来的“今文经学”虽然是儒家的经典，而表达的观念却是汉代的思潮，是一个融合了先秦各家学说，而以儒家面貌表现的汉代儒学。

3. 《左传》：古文经

解释和阐发孔子《春秋》的还有一本大家比较熟悉，那就是《左传》。

说到《左传》，大家自然知道，初中的《曹刿论战》、高中的《烛之武退秦师》等课文都是出自《左传》。

《左传》

相传，左丘明世代为史官，与孔子还是好朋友，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当孔子编纂了《春秋》之后，又把其中的微言大义口授给了各位弟子，而弟子们由于记忆和理解各有不同，对《春秋》的理解也各有不同。

左丘明看到这种现象，唯恐弟子们把《春秋》的意思理解错了，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于是就根据孔子的《春秋》，或订正《春秋》的记事错误，或补充了很多的史实，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并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弥补了《春秋》过于简略的缺点，比如《左传》传文比《春秋》经文多出13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

左丘明像

从形式上，《左传》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左传》又叫《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左传》与《公羊传》和《谷梁传》统称“春秋三传”。

从内容上说，“春秋三传”的侧重点不同，《公羊》《谷梁》两传侧重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左传》则侧重历史细节的补充。

有人会问：《左传》也像《公羊传》和《谷梁传》那样是口耳相传到汉代吗？

这倒不是。

左丘明的《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的流传不同，它是当时就由左丘明写成了，是由春秋时期的文字写成的，不是口耳相传。当然，它也是秦朝所要焚毁的书目之一。

但是，秦朝焚书之时，还是有一些像伏生那样的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起来的，比如藏在墙壁的夹层里或其他隐蔽的地方。最有名的，就是孔府的“鲁壁”了。

《左传》应该也是某些儒生藏了起来的，到了汉代，当时朝廷就用重金在民间征集侥幸逃过秦朝焚书的先秦著作，《左传》这时就被朝廷收集上来了。但是，《左传》是用先秦的“古文”所写的，而这时汉朝流行的是隶书，称为“今文”。由于当时还识得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的典籍即使重新找到以后，也无法流传，只好扔在皇家的图书室里，无人问津，并没有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

后来，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整理校订国家收藏的各种书籍。

说到刘向，读过中学的人应该都知道，因为大家肯定读过刘向编订的《战国策》中的一些文章，比如《唐雎不辱使命》《邹忌讽齐王纳谏》《赵威后问齐使》《荆轲刺秦王》等。

《战国策》

这样，刘向的儿子刘歆就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皇家的各种稀见之书。刘歆坐拥这些皇室典藏，如饥似渴地钻研起来。

在那里，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

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了《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这时他发现了古文的《春秋左氏传》，自然就把它与当时盛行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进行对比。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他发现《左传》与《公羊传》和《谷梁传》有很大的不同。

他冷静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当时太学中的博士们所传习的经典是在秦焚书之后，由汉初的经师们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的，因此难免会有差错，而且这些用隶书记载下来的“今文经”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经，也不是真经。而这些无论是从孔府的墙壁中还是从民间献上来的“古文经”，由于是通过文字（“古文”）记载传承的，当然显得更加可靠。

而且，刘歆认为，《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与孔子是好朋友，两人又一同研究过鲁国的历史，《左传》又恰好是为了弥补《春秋》的不足而作的。与《公羊传》《谷梁传》相比而言，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所以，《左传》更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自然，《左传》的价值，也就远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之上。

因此，他向朝廷主张将研究“古文经”的学者也立为朝廷的博士，将“古文经”也正式列于学府中，给以合法地位，算是作为朝廷颁布的另一套教材，供学生们选用研读。当然，他着重强调了《春秋左氏传》的价值。

但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了今文经学博士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

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被迫离开了京城长安，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今文和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了。

4.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异同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了：除了因流传的方式不同而造成的文字的不同之外，用隶书写的“今文经”和用古文篆书写的“古文经”有什么不同呢？

今文经和古文经的不同大致有这么四点：

首先，是两派对孔子的地位的评价不同。今文经学十分尊崇孔子，把孔子抬到了相当高的地位，认为他是受命的“素王”。所谓“素王”，即是不像一般的世俗的诸侯王一样，他虽然没有土地、没有统治的人民，但他具有王者的风范和道德。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修订《春秋》是受命于天，代王者立法，“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王者之道，所以称孔子为“素王”。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的，是孔子发挥自己托古改制思想的作品，也因此认为刘歆所提的古文经书是他伪造的；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只是孔子根据已有作品整理编订，“六经皆史”，不是孔子创作的，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在古文经学的笔下，孔子已由今文经学中受天命的“圣王”还原成了一个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学者，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最大的不同之处。

其次，是两派对经典顺序的排列不同。由于今文经学家把“六经”当作孔子一次创作的作品，也是孔子给后世准备的学习教材，因此，除了“六经”中的《乐》已毁于秦火之中，再未发现，将其余“五经”由浅入深依次排列为：《诗》《书》《礼》《易》《春秋》。而古文经学家则视孔子为史学家，将“五经”的顺序按它们创作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定为：《易》《书》《诗》《礼》《春秋》。

第三，在对政治问题的观点上。今文经学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为现实服务，为当时的大一统帝国建构一种新理论，如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逐渐与汉代政治活动结合为一。所以我们说，今文经学家们研究的典籍虽然是儒家经典，但表达的观念却是汉代的思潮，是一个融合了先秦各家学说，而以儒家面貌表现的汉代儒学。而古文经学偏重训诂，讲求还原历史事实，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如刘歆强调《春秋左氏传》的史学价值。

第四，今文经学派由于从口耳相传而来，师承传授都历历可考，而且在西汉都被立为学官，因此后学特别看重师法、家法，如董仲舒的下帷讲学，次相授受，弟子们不计其数。优点是弟子们必须谨守门风，缺点是形式繁琐，到了后期，就形成了被古文经学派极为反对的*党**同伐异的现象。

总之，汉武帝时，所立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派的，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但古文经学也如星星之火一样发展起来，到东汉时，古文经学也被立为官学之一，两派互相争论，也互相攻击，但也互相融合，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这种状况持续了两百年左右。

这个史实在碑林第三室里有一块残碑可以为证。

6. 熹平石经

西安碑林里面藏着很多书法家的碑帖，是收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收藏名碑最多的文化艺术宝库。

但今天我不是来探究书法艺术的，是来探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里面有一块残碑就反映了历史上“今文经”和“古文经”争斗的文化历史。

西安碑林

穿过碑林的第一、第二展览室，来到第三展览室。这里有一块可以证明今文古文之争的石碑。

一路仔细找着，终于找到了一块残损的石碑。这块残碑被玻璃罩着，仔细辨认，可以看出字体是隶书体。

我凑近辨识着上面的文字：“乾元亨利贞初九……”

这应该是《易经》里乾卦的卦辞。可见这上面刻着的原本是《易经》的经文。这块石碑是“熹平石经”的一块残碑。

熹平石经 残碑

什么是“熹平石经”呢？

本来从董仲舒开始独尊儒术，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标准与决策的依据。最初所学的儒家经典基本都是用隶书记录下来的“今文经”，但“今文经”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各家各派就有不同的文本在流传，后来“古文经”兴起，所流传的版本就更多了，大家莫衷一是，又互相攻讦，特别是考试的时候，不知以哪个版本的经书为标准答案。作为一种官学，必须要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

鉴于此，东汉灵帝时的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就提出校正经书的文字，然后把它刻在石碑上，作为经书的标准，供大家订正和学习。

这也就是国家颁行的标准教科书了。

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起，蔡邕等人把整理订正的儒家七本经书用隶书体镌刻在四十六块石碑上，每块石碑高3米多，宽1米多，一共用了8年的时间。这些石碑立在京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的太学讲堂前。史书记载，立碑之后，每天都有千余辆的马车来到这里，或参观，或摹写，或订正，是当时的一大文化盛事。

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和《论语》，加上一直很有影响力的《公羊传》，共是七本经书，但其中没有《春秋左氏传》。

这说明“熹平石经”还是以“今文经”为主，但蔡邕等人在整理订正的时候，是参校了各种文字的经书，包括今文经和古文经；“熹平石经”是以最具权威的某一家的文本为主，又把各家的不同之处刻在正文之后，以供大家参考和研判。

而且，蔡邕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这些石碑一律用谨严端庄而又飘逸美丽的隶书刻成，所以又称为“一体石经”，是书法史上非常珍贵的书法作品。

那为什么这些石碑又变成这样了呢？

大家还记得《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之后，董卓是怎么做的吗？

《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之后，虎牢关失守，袁绍曹操率领的义军进逼洛阳，董卓眼见抵挡不住，于是烧毁了洛阳宫庙，逃到了长安。

董卓的这场大火，也使得东汉的太学荒废了，所立石经遭到破坏，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石碑却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都运往长安，但营造司不懂得这些石碑的价值，竟用这些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朝贞观年间，魏征去收集残存石经时，已几乎毁坏殆尽了。到现在更是所剩无几了。

6. 开成石经

“熹平石经”主要还是今文经，那古文经的发展到底怎么样了？

在东汉时，“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而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东汉后期逐渐衰落，“熹平石经”算是它的最后辉煌，但其中已经融合了很多的“古文经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在东汉，“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壮大，东汉后期已经有压倒“今文经学”之势。这要归功于“古文经学”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如杨雄、王充和郑玄等人。

作为古文学派的杨雄和王充对今文学派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不过，最后平定今文古文之争的却是东汉末年的郑玄。

郑玄是山东高密人，曾外出游学十多年，遍访名师，搜求各家学说，仔细考订异同。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但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个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郑玄在当时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

本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水火不相容之势，但“郑学”出现之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信了。人们转而崇尚郑学，使之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可以说，郑玄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

这里有“开成石经”可以作为旁证。

我来到碑林的第一室里。这里的石碑与别处的不同，它是几十块石碑连在一起排列，像一堵一堵高大厚实的墙一样立在那里，气势壮观。这就是“开成石经”。

西安碑林 开成石经

我漫步在碑林之中，如同漂流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之中。

——这是《论语》的碑。

——这是《周易》的碑。

——找到《诗经》的碑了。

——找到《左传》的碑了。

——找到……

刚才我们说到郑玄的贡献，还要提一句的是，他对后世经学的影响。

郑玄之后，虽然还有学者对他的学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曹魏时期的王肃与“郑学”针锋相对，创立了“王学”，并取得了官方的学术地位，但也还是无法撼动“郑学”的影响力的。

到了唐代，郑玄所注的《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等即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直到今天，仍是古经典的权威注本。

听到这里，有人又有疑问了：除了“五经”或“六经”，怎么又有“九经”，还有“十三经”呢？

我们先来捋一捋：大家都知道先秦有“六经”之说，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秦火之后，《乐》亡，只得将另外五部称为“五经”。

到了隋唐时，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不仅要有“五经”，还要有“传”，即“春秋三传”，加上《礼》有三种，即《周礼》《仪礼》《礼记》，这样共九种，就是：《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称为“九经”。

到了唐文宗时，又把《论语》《孝经》《尔雅》三本加上，出现了“十二经”的说法，即我们面前这“开成石经”所镌刻的就是这“十二经”。

开成石经中的《礼记》部分

到了宋代，则在“十二经”的基础上再加《孟子》成为了“十三经”，一直沿用到现在。

不过，这里的“开成石经”是唐文宗时所立的“十二经”，还没有《孟子》。

郑玄的学说是在汉末的*乱动**年间产生的，然后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的*乱动**。唐建立后，天下统一，开启了封建社会的盛世，当然文化也兴旺发达起来，特别是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自然要有一套标准的教科书。

就像高考要有教材和考试大纲一样。

由于唐朝当时的印刷技术不发达，与考试有关的儒家经典专著供不应求，很多人只能用传抄的方式来记录这些名著，很容易造成各种混乱和大量笔误，也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唐朝初年，唐太宗命经学大师贾公彦、孔颖达订正各种经籍。孔颖达等人编订了《五经正义》，即把儒家最重要的“五经”整理订正为标准版本，其中的《春秋》就是以《春秋左氏传》为标准，后来又发展成“九经”，其中的《诗》和《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主要就是参照郑玄的版本。

到了唐文宗年间，在郑覃、唐玄度的建议下，决定依照汉朝“熹平石经”的故事，把“十二经”刻成石碑，立在太学，作为标准的教科书，供学子们学习和科举考试之用。所以有人说，“开成石经”是中国最早的“高考教材 ”。

开成石经所镌刻的“十二经”共有114块碑石，每石两面刻，共刻经文65，0252字。每碑经石高约1.8米，面宽0.8米。下设方座，中插经碑，上置碑额，通高约3米。开成石经的版面格式与汉魏石经不同，每碑上下分列8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刻10字，均自右至左，从上而下，先表后里雕刻碑文。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一气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所以不易凌乱。可见当年刻石是颇费一番构思的。1949年以前“碑林管理会”将碑石去额平列，排列成了现存的形状。

西安碑林 开成石经

西安碑林最初就是北宋时期为了保护“开成石经”而修建和改造的，后经历代收集，规模逐渐扩大，特别是搜集了大量的著名的书法石刻，使得碑林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但这一名声，反而有些掩盖了碑林最初的用意。碑林当然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但更是中国文化的圣地！

但今文古文之争还没有结束，到了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乾隆命令再刻石经，作为标准教科书，立在国子监。

但学术之争并没有停息，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凝望着石经上的一排排文字，心里充满了敬畏之情：是对先人创造这些文字和思想的敬畏，是对传播这些文字和思想的先哲们的敬畏，是对中华文化的深深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