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发货币就像上游流下来的洪水，如果沿途被大大小小的泄洪区分流，就不会造成下游洪水泛滥。过去十几年各国超发的货币大部分都被股市、房地产市场和央行的各种蓄水池分流。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房地产市场都是吸纳超发货币的一个主要泄洪区。
近两年半，世界经济反复遭受疫情折磨，全球 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世界粮农组织的农产品价格指数创7年之最，许多国家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均现大幅上涨。从同比看，今年5月美国生产价格指数PPI上涨10.8%，6月CPI上涨8.8%，高于前值8.6%，续刷1981年以来，创41年新高，我国6月CPI上涨2.5%，PPI上涨6.1%。
1、三重压力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三重压力”为中央首次提出。
不仅有疫情停工、运输阻断对商品供给的冲击，还有应对疫情实施刺激政策所带来的货币供给冲击；不仅有劳动力供给冲击，还有能源、原材料的初级产品供给冲击；国际大循环的视野下，用系统思维对各种产业供应链供给冲击的相互影响。供给冲击与通胀式衰退，我们如何应对“全球通胀的灰犀牛”与“经济衰退的 黑天鹅”？
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各种涨价压力下想尽各种办法，原材料成本上涨，不敢涨价，因为怕丢了订单；人工成本上涨，自己消化，甚至抛售房产、高息借贷发工资；环保标准提高，更新、投入环保设备，一切都为了保市场，保生存。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借款利率高，咬牙承受着经营！
工资收入和各种劳动福利成本持续上涨都将是长期现象。劳动力成本具有“只宜升、不宜降”的特征，且极具刚性。
2010年的价格上涨，超发货币对价格的冲击，像是雪域之水从源头奔涌而下，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银行体系和其他资产市场就像长江沿岸的沼泽、湖泊、水库一样，吸纳了上游的货币流量，超发货币对物价的冲击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今年不仅水量大，而且“沼泽、湖泊、水库”已没有多少库存余量或没有余量，消化的过程自然会延长，人们对物价上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不会是一个短周期。
2、通货膨胀
去年11月份之前，美国人似乎并不惊慌，美联储除了释放“通胀只是短期现象”之外，并没有采取更有力的行动，直到2021年年底才放弃“通胀暂时论”。而美国疫情以来，拿着政府补贴，平均每人近10000美元，三口之家可补贴近30000美元，物价上涨似乎也没什么，同时自己持有的股票、基金、房子都在涨价。
去年11月份，英国CPI达到5.1%，德国CPI为6.0%，PPI高达19.2%，创自1951年以来的70年历史新高！印度CPI为4.91%、PPI为14.23%，巴西CPI为10.74%，土耳其CPI高达21.31%,、PPI是54.62%，阿根廷CPI突破52%。
对于 新冠肺炎疫情，无非是短期停留和长期共存两个判断，即便长期共存，更有效的疫苗和药品也会让病毒对社会运行的影响逐渐散去。
近10年，全球通胀的“灰犀牛”已经悄然而至，灰犀牛理论能让我们明白：保持头脑清醒，做正确的应对决策，我们有能力解决危机。危机与机遇要么互为因果，要么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危机中潜藏的机遇，充分利用，才可能做到“绝地反击”。否认问题的存在是一种讳疾忌医的行为，百害而无一利。
如果疫情结束了，为应对疫情而超发的货币也会人间蒸发吗？多年累积的货币超发大约需要多长时间的物价上涨才能吸收完？通货膨胀“灰犀牛”的背后，还跟着一只 经济衰退的“黑天鹅”。
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是官员腐败，一个就是通货膨胀！
3、通胀式衰退
通胀水平的持续超预期迫使美国重新评估通胀风险并开始缩减购债，加拿大已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新西兰、韩国已经 加息，巴西、俄罗斯等通货膨胀压力更大的国家，已经连续数次加息。今年美国连续加息、缩表，紧缩有可能会刺破长期累积的股市与房地产泡沫，并带来长期经济衰退。
被新冠肺炎疫情打乱的全球供应体系所造成的供给收缩影响广泛而复杂，价格上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高达两位数的工业 通胀率，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衰减，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意愿，失业率偏高与“招工难”的现象仍然普遍并存，从而加剧了经济衰退的风险。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人们对闲暇的追求，雇佣成本、 社保成本的提高，面对的劳动供给冲击，疫情来了一场提前“演示”。
今年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会下降到50万亿元以下。随着印度、越南等其他国家制造业的进一步恢复，中国一枝独秀的出口必将逐步向常态回归。中国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还处于相对低位，但是工业通胀率创历史新高。
多年来又一次面对结构性涨价压力，人们感觉到货币购买力下降，企业又面临着产能和供给过剩，飞来了“通胀式衰退”的黑天鹅。
4、如何应对
面对全球通胀与衰退风险，各国的决策者仅仅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难以应对。
真正找到既能够控制物价，又能够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办法，不仅需要科学决策，更需要政治勇气。
企业要不断用新技术、新场景、新商业模式等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是战胜通胀与衰退风险的最终解决之道。
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面临通货膨胀的“ 灰犀牛”和经济衰退的“黑天鹅”，不论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不是所有地区的房地产都能像过去20年一样可以抵御通胀或衰退风险，只有优质地段的高质品质的房子才能抗通胀。
在全球范围内，高收益、高信用的 债券越来越少，少数有较高固定收益的企业债券又可能面临违约的风险；银行存款的利率不仅跑不赢物价指数，还有汇率贬值的风险。
以前人们都拿黄金来保值，如今黄金持有期间既要保管费还没有收益，不如好的房产实用。很多家庭已经习惯于持有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如果美国股市不能提供之前的稳定收益，钱放哪里才不会缩水，智者见智。
5、通胀原因
虽然过去十年的中国低通胀已经验证了2011年的判断，超发货币并非全部注入实体经济，而是要经过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池、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多重分流，即便是流入实体经济的超发货币，还要看实体经济过剩产能的大小，只有“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才会推高物价，尽管有货币超发但并不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站在2021年这个时间窗口，我们用同样的视角看美国股市、房地产作为传统的“泄洪池”早已被灌满，且全球范围内再无10年前那样的中国过剩产能来对冲，“全球单位产能货币量”的快速上升推高物价水平，而且这次物价上涨才刚刚开始。
2008年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美国大规模量化宽松；2010年为了应对欧债危机，欧洲进行了超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由于并没有造成通货膨胀，2020年为了应对疫情，各国超发货币的规模更加史无前例，但这一次，恐怕要买单了。
2020年疫情以来，美国出台了“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货币供应量出现大跃升，M2年增幅达到17.2%的历史高值。
到疫情暴发之前，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为4.93万亿欧元，到2021年10月已经扩张至8.37万亿欧元。疫情发生以后，日本央行加大了资产购买力度，日本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至728.89万亿日元。日本自安倍政府执政以来，长期低利率，十多年的持续货币超发并未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就像顽皮的小朋友第一次淘气没有被惩罚就有了再次淘气的勇气。2020年，在长期超额货币本来就已无处可去的背景下，为了缓解疫情影响的燃眉之急，各国又拼命放纵一把，2021年内全球通胀掀起惊涛骇浪！
6、飞来黑天鹅
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出口顺差大量增加，央行为了人民币汇率不大幅升值，人民币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中国广义货币（M2）增速仍然出现多次阶段性飙升，经过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池、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多重市场的分流，最终才会注入实体经济对物价产生影响。
只要有足够的过剩产能的对冲超发货币，物价就不会大幅上涨，因此货币超发和物价上涨不是明确的正相关关系，不能盲目夸大货币超发对造成通货膨胀的作用。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不是10年前的中国经济，彼时仿佛能够吸收大部分过剩货币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恐怕再也没有昔日的蓄水能力。
各国货币超发的根源无外乎四种：战争筹款、财政赤字、外汇流入和刺激经济。中国为购买顺差造成的巨额外汇而大量发行人民币，在各国货币史上并不多见。为了避免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对出口竞争力形成负面影响，央行不得不满足外贸顺差和各种形式的外资流入形成的结汇需求，由此形成了巨额的人民币流动性投放。
最近十几年来由外汇流入或为了刺激经济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货币增发，并没有导致立竿见影的物价上涨，金融市场的分流和全球过剩产能的对冲，当过剩货币进入流通后，并不会马上进入实体经济去冲击消费品价格，而是要经过中央银行的调节、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分流后，才会进入实体经济，而进入实体经济后还要经过过剩产能的缓冲和经济规模的稀释，最终才会形成价格冲击。
中国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到今天，A股上市公司数量超过5200家，2020年底总市值约80万亿元，中国股票市场究竟吸收了多少过剩货币。
2020年中国住房市值为62.6万亿美元，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吸纳能力不可小觑。从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看，2020年中国为414%，分别高于美国的148%、日本的233%、德国的271%、英国的339%和法国的354%。
从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额、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或根据存量法，20年来累计吸纳货币流动性在50万亿人民币以上。房地产市场处于“水满则溢”的临界点，楼市充当超发货币的泄洪区已不现实。
中国楼市2021年下半年以来不少房地产企业出现“爆雷”风险，北京等地的地块出让流拍，70个大中城市中有20多个房价出现下跌，房产调控在二三线城市对房价发文“限跌”，房地产市场对超发货币的吸纳能力再不能与以往相提并论。
三峡大坝，除发电之外还能蓄水调洪。在水少的时候开闸放水，弥补下游河道流动性不足；在水多的时候放闸蓄水，吸收、蓄积流向下游河道的过多流动性。
央行调节货币政策与之相似。央行作为货币投放和回收的主导者，可以通过向市场投放货币缓解流动性缺乏的局面，还可以通过从市场回收流动性，吸收、蓄积过多的流动性。在2001～2010年的10年间，央行蓄水池吸收的基础货币总量就接近20万亿元。2012年以来，中国央行更多通过发行和回收各种短期票据的方式，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货币流动量，央行蓄水池的调节力度更加平滑。
货币犹如高山流水，从山顶奔流而下，途径江河，汇聚溪流，灌溉农田，最终注入大海。经过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银行体系等多重市场的分流，最终才会注入实体经济。
货币供给的增加幅度和物价的上涨幅度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但是方向却是相同的。等经过一定的传导期，产能利用率出现回升时，物价压力才会显现，单位产能货币量的增长才会逐渐表现在物价上。
多年以来，由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很多的出口企业追逐着来自美国、欧洲等地的订单，在相互竞争压力下被迫压低报价，造成了美国、欧洲等国家在不断超发货币的前提下，还可以享受低廉的中国产品价格。
疫情冲击下，当全球供给紧缩，尤其是中国经过多年的“去过剩产能”行动后，没有足够多的过剩产能来对冲欧美过剩的货币，全球物价上涨就在所难免了。
2012年以后，整体来看，由于央行资金池、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和其他市场的分流、吸纳和冻结能力下降，有一半超发的货币流向实体经济，导致物价上涨的压力在上升，之所以没有出现持续的物价上涨，更多是因为过剩产能的对冲作用。
自进入2021年以来，美国、欧洲等国的物价上涨，不仅仅因为史无前例的货币超发，更因为其股市、房地产水漫为患，吸纳超发货币能力下降。2020年初疫情这只黑天鹅突如其来，导致实际可利用产能减少，造成全球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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