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首先接触到“教案”一次时，实在近代史纲要课上，当老师一讲到这里时，便引起了笔者的疑惑：什么是教案？于是课后，笔者开始在网上搜索，但又觉得网上的一些回答不够严谨，于是又查看不同的资料，发现对于“教案”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共识。笔者比较赞同的是谢建明先生在他的硕士论文《晚清四川教案时空分布及其原因研究》中对“教案”的定义：所指教案，在广义上，它是指基督教在晚清中国以来，与中国非基督教之间产生的各种对立、冲突的总和。狭义上，则指基督教士及其教民与中国非教人士间之矛盾冲突并造成一定的人员或财产损失的事件。[ 谢建明、《晚清四川教案时空分布及其原因研究》「D」论文发表日期：2016年4月25日] 笔者认为谢建明先生的解释简洁而全面，使得笔者对教案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可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但这一路并不容易，且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思想的影响都不大。直到清朝，由于罗马天主教廷的一些规定与中国传统的礼仪习俗不符，如教宗反对祭祖等，引起清朝康熙皇帝的不满,清政府就对基督教采取了压制的政策，导致天主教的传教工作最终失败。但晚清随着列强的侵入，基督教也以一种极不友好的方式“侵入”中国。从客观上讲，天主教中的部分思想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的解放；侵略者在传播天主教时，也开设了免费的学堂和医院，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但它的侵略意味也不容忽视。虽然晚清时期，教案平平发生，但天主教的追求者也还是不少。一开始，官员们都很反感天主教，因为它们实在横行霸道，但最终也会因为各种利益的牵制和权利的压迫不得不屈服。就如邓长春先生的《官绅民教及其互动》[ 参考文献：《官绅民教及其互动》【D】作者：邓长春]一文中已经详细的阐述了官绅对天主教观念的转变，不论一开始官员们多么反感天主教，但随着日渐深涉教务，其观念和行为也不可能一层不变。重庆教案很典型地反映了百姓、官员与教士之间的冲突。第一次重庆教案发生于1886年，法国教士在寻觅教会时，把长安寺看重了，要求当时的政府将其分化给他们。但长安寺比较特别，地理位置正处于交通要塞且文化历史悠久，于是当时的官员就谎称那里已经荒废。但谎言最终被拆穿，法国加大对官员们施加的压力，于是官员们顶不住了，便答应将长安寺给他们。于是乎，法国教士开始“大显身手”，拆了长安寺，建起自己的教会来。这一举动惹恼了百姓，1863年3月，重庆民众一举捣毁真原堂及教士住宅多处，损伤无数。1886年6月，第二次重庆教案爆发，美国基督教士在重庆城西鹅项颈购地建房，士绅赵昌勖等以其压断地脉、有伤风水为由，联名呈请县官制止，未得断结，众愤不平。适逢重庆府武童生府试，应试武生带头聚众数千人，于7月1日，将鹅项颈美教士房屋拆毁，随即进城打毁亮风垭、丛树牌两处英国教堂及城内法国教堂，烧毁教士及教徒住宅。7月2日，继续在城内拆毁教徒房屋，对象多为“殷实富家”。家住杨柳街的教徒罗元义，早已招有打手防备。打教群众前来拆房，反被杀毙11人，伤22人，引起全城民众极大愤怒。两次重庆教案表面上都是以某一事件引起，梁勇先生曾在他的论文《重庆教案与八省客长：一个区域史的视角》中说道：“学术界对*片鸦**战争以后教案史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三种理路来探讨传统社会官绅士民反洋教的原因：一是从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反抗的角度；二是基督教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的矛盾；三是在具体的区域社会中考察教会与秘密社会、乡绅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重庆教案与八省客长：一个区域史的视角》 【D】作者：梁勇]所以，重庆教案的起因绝不是单一的，我想正是梁勇先生所提及的三个因素共同的作用，而引发的两起重庆教案。说起外来思想传入中国的例子，笔者不由的联想到佛教，它与基督教同样都为外来思想，为何两者的结局如此不同？笔者认为，佛教的传教者首先目的单纯，并没有思想侵略的想法；还有，佛教有很多与中国传统思想一拍即合的地方，而且也并没有违背多少中国传统思想，所以佛教的进入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佛教也变得越来越中国化。且信奉佛教的百姓大多是自愿的，是真的相信。而反观晚清时期的天主教，很多信教者都是被生活逼迫，而不得不选择天主教，以求得一个“避难所”。天主教的猖狂，官员的纵容，平民的愤怒，混乱的时代，不安的人心，这些因素的混杂，使温顺的百姓变得狂躁，使趾高气扬的官员变得畏畏缩缩。
重庆教案的损失巨大，《巴县志》记载：“十二年五月重庆民教滋事，捣毁城内外教堂及从教富人房屋。”[ 参考文献：《巴县志》【M】，作者：四川省巴县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时间：1994年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李鸿章也在一文中提及：“从教之殷实家亦被皆拆其房屋。”由此可见人民的愤怒。但不得不说，这次群众与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史中辉煌的一页。虽然这次斗争最终还是被压制了下来，但过程是悲壮的，是值得令人倾佩的。笔者也再次简单的描述了重启教案的起因与过程。还有一个现象，在重庆教案发生的那段时期是非常有趣的。
不难发现，重庆教案涉及了三个群体的利益关系，那就是天主教教士、官员和百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具有戏剧性。天主教对官员大多都是猜忌的态度，而他们又对百姓的态度很敏感。天主教教会又袒护教徒，让很多教徒用天主教当作护身符所以让很多奸徒有机可乘。《合江县志》中记载：当光绪二十八年间，教会挟其国力，势焰颇盛。城乡信徒合计约千人。无知秀民每倚进教为符，作奸犯科，无所不知。平民愤之益深，转为其布道之累。自顷民智日开，势力寝衰矣。[ 参考文献：民国《合江县志》（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卷四，礼俗，宗教。]由此可以想象，当时那些奸徒狐假虎威的模样是多么令人厌恶。但是，并不是所有百姓都愿意屈服于天主教，这也是重庆教案能发生的一个原因。反天主教的百姓，组成一个团队试图以*力暴**来换回自己想要的平等，但即便官员也厌恶天主教，想对百姓的*动反**行为采取漠视态度，但侵略者的压迫，使他们不但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而还要处死那些*动反**的人员。想到这笔者便是愤怒的，但却仔细一想，官员的懦弱，清政府的懦弱，国家的腐败，就算百姓们怎么挣扎，最后的结局都是令人心痛的。想着那些流逝的生命，笔者也只能愤怒一时，然后缓缓叹息。学习自己国家的屈辱历史，笔者认为对谁都是不好受的。
综上笔者的叙述，笔者自己倒是通过这个探索的过程学习、了解了许多那个时代的故事。确实，现在21世纪的年轻人，很多都觉得那些故事都太遥远，都只是教科书上的知识而已。但通过这样仔细的探讨与学习，就仿佛掀起了那个时代浮在表面的一层层面纱，逐渐看清它的外面，但真要清楚他的具体模样，以笔者现在的能力还是有些痴人说梦。重庆教案的悲惨，笔者相信现在和未来的中国都不会再次发生，这也是现代人应该守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