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陆陆续续听了一些有关教材研究的报告，或来自研究生开题报告，或来自海峡两岸教科书学术论坛。听完，感觉教材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在这种热潮下，一些学者提出要发展教材学，而且在一些高水平期刊上已经有相关论文发表。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热潮呢？这值得思考。
一、从教材研究到教材学的可能性
教材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教材编研、教材内容分析、教材接受三大模块。教材编研很好理解，就是教材的编制、设计、开发、审查等相关活动的研究。教材内容分析，又可以叫教材理解，包括对教材的内容进行解读、理解、内容删减评析、性别与城乡等到社会学分析。教材接受主要是从教材使用者角度来研究教材的教学功效。当然这三个方面也是互相关联的，比如教材接受实际上相当于教材使用评价，它是对教材编研成果的教育学反馈，教材内容分析，则是社会公众和文化团队对教材编研成果的社会学理解和反馈。
教材研究之所以有可能成为教材学，主要是在课程与教学之间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鸿沟，那就是教材。教材是课程的载体，是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载体，是师生教学活动的重要参考剧本。教材是实际的课程，是教学的基本依据，毫无疑问要加强研究。过去课程与教学的研究多围绕理念、理论、课程与教学的基本过程、教师和学生等主体进行，却对其中关键的中间环节教材有所忽略。随着教育研究科学进程的推进，围绕教材进行课程与教学的研究，有更多的事实依据，也符合教育实证研究的需要。与此同时，教材本身也有各学科教材史、教材与政治、社会、文化、知识的关系、技术带来的教材形态发展等许多的问题需要研究。
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代表的教材出版机构对教材学建设支持力度较大，有能力建构起相应的学术刊物、学术队伍、学术组织，首都师范大学已经成为国内第一个教材学研究基地。如此看来，教材研究确有发展为教材学的可能性。
二、教材研究兴起的近因
教材研究热潮为何兴起？原因何在。从近因的角度看，主要有三点。
首先，教材问题成为政治议题，教材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典型的事件包括台湾的*独台**教科书塑造了新一代台湾年轻人的所谓台湾意识，香港通识教科书的问题，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外交场合提及中国教材中可能涉及扭曲美国形象等议题。这些事件和中国社会对教科书的争议一起，凸显了教材的社会建构作用，并进入了领导人的政治视野，使得教材建设成为国家政策议题。最终教材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教材建设上升为国家事权，国家成立了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了教材局。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语文、历史和道德与法治三科基础教育教材要求全国统一编写、统一使用。高等教育领域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教材工程建设，对社会科学各学科教材建设与教学实践都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基础教育统编教材的统一使用，对于港澳和民族地区的共同体意识建构和教育教学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特别的意义。
其次，教材的编研和使用实践日益丰富。之前和三科以外的一纲多本教材政策，鼓励更多教材出版机构参与教材编研实践，教材选用也成为学校和教师教学实践的现实问题。在教材接受市场压力驱动下，教材出版机构的教学服务逐渐细致。校本教材、地方教材等编研实践问题越来越突出，教材与课程标准、教学、学习、师生及社会接受等问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同时，读本、教辅、推荐阅读书等教科书周边产品越来越多样，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
再次，教材知识体系不断更新的需要，迫使教材研究者需要重新思考教材的知识选用、组织、呈现和利用等问题。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迅速，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也在逐渐成熟，产生了各种新知识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需要。另一方面，教育不仅传承知识，也需要面向未来，培养创新型、知识生产型的人才，这就要革新教材知识的利用和挖掘模式，增强教材知识体系的时代性和未来性。在这些内外部压力下，教材知识体系不断扩容，给师生教与学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何选用、重组、呈现和利用知识体系，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教材研究者必须切实面对的科学问题。
综上所述，教材研究兴起，乃至于发展为教材学，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教育教学研究的内在需求。与此同时，教材研究缺乏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研究范畴和对象不明晰，这些都有待教材学科的发展。尽管如此，这些原因都是近在眼前的。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才是发展教材学的根本原因。
三、技术是教材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教材是教育内容和方法的载体，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知识媒介。纸质教材是印刷时代具有教育属性的人工制品。造纸术和印刷术，是当前纸质教材的技术底座。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幅度松动了教材媒介的技术底座。
知识的技术底座不同，将给教材研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革，目前很难想象；犹如一个坐马车的人，是很难想象坐高铁、飞机和火箭的人如何周游世界，如何创造出全新世界的。数字技术成为教材新的技术底座，将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教材形态，怎么研究都不为过。
数字技术不仅优化了知识体系的文字符号呈现方式，也使得人与知识的互动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人与知识互动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本身，已经成为了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大数据中挖掘出来的知识，则是全新的教育教学知识，能更好地加速技术-内容-教学法的融合。基于师生教学行为和知识体系耦合的教材技术底座，将全面革新教材的知识体系，实现教材知识的呈现方式、组织形式、教学法等方面创新。
总之，技术和数据驱动的教材创新，是教材研究的富矿和不竭动力，是教材学可持续发展的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