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尚科学的时代，以考古成果来决定各国文明的源头，一时成为时尚，因而得出如下结论: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而中国文明的源头，《辞海》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学历史知识表》（1982年版）皆以公元前841年为中国正史纪年之始，而1961年翦伯赞所编《中外历史年表》则以公元前2297年尧即位为中华文明之始，迄今亦不过四千余年耳。这意味着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年轻的国家。果真如此吗？
早在1972年，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便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谆谆告诫栾贵明，把对中华文明源头的考查限制在《竹书纪年》确定的“共和元年”不可取，“传说时代”未必不可信，应依《帝王世纪》重新编制《中华史表》。其后栾贵明、田奕等研究人员秉承钱锺书先生的教导，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以“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为技术平台，参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竹书纪年》、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外纪》《明实录》及《历代纪元编》等可信古籍文献，经过三十年的搜集、整理、研究，编成《中华史表》。
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史表》，明确考得中国历史纪年当从距今6483年（公元前4464年）燧人氏肇始，从而填补了两千多年太古时代文献资料的空白，并与裴李岗文明(约8000年前)、仰韶文明(约7000-5000年前)、良渚文明(约7000-6000年前)、红山文明(约6000-5000年前)、大汶口文明(约6300-4400年前)等大量无字与有字的考古资料互相释证，一驳中国最早的商文明（应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以前统统是不可为证“传说时代”的结论，确立华夏文明不再是上下五千年，而为实实在在“五千多年”的六千五百年，或称“上下七八千年”！这必将引发世人对中国文化悠久历史之再认识！
《中华史表》上起盘古开天地，下迄清末，贯通记录了历代帝王1262位使用过的996个年号，一一入表，与如下十三项内容相配，形成如同6477年的“中华日志”:时期、朝代（含两项，上为实际政权、下为主朝代）、年数（朝代兴亡年数）、帝王、姓氏、年号、年数(年号使用年数)、序号（为检索设置）、年号起止、帝王在位起止、年数（帝王在位年数）、备注（必要证据的说明文字）。表中所有时间以原典为依据，无日的依据则推之月和年，无考者列为空白。表后附有方便的综合索引。该表全面突破了以往学者构建的或无日或无月的年表，所有数据不仅精确到年，有的更精确到月、日，与即将出版的新辑出的《太古帝王集》《太古臣民集》《皇甫谧集》，在文献上相互配套和补充，从而确立了六千五百年中华文化的传承事实。
《中华史表》所以能顺利编辑、出版，得益于钱锺书先生亲自倡导构建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该“工程”以历史的四大核心元素(人、时、地、事)为切入点，建成以人名库、日历库、地名库和作品库为主体的“工程”系统架构，将纷繁复杂的古籍文献史料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数据库，对之进行深度挖掘，从而生成了《中国历史日历》(衍生出《中华史表》)、《中国人名大典》(包括40万人的小传引得)、《中国地名大典》和《万人集》(包含约5万个作者的个人专集)等集大成的古籍整理丛书，整合在一起。其博大浩瀚的内容和科学严谨的梳理，均超迈古人。
该项“工程”既摈弃了古代帝王整理文献的局限性，更充分展示了大数据、云计算时代中华文化整理的最新成果。这必将引起世人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和贡献予以再认识和再评价。
2014年7月15日于中国外文局召开的“《中华史表》及《老子集》等新书发布会”上，有不少专家学者对《中华史表》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如：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认为：中国历史从黄帝时*开代**始算起是有依据的，但也有争议。建议考古与传说相结合，定一个合适的标准。
首都师范大学原校长齐世荣教授认为：《中华史表》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史学重视年代学的优良传统，表*共中**列有十三项内容，可称详备。但记事若从太易起，并在“帝王在位起止”一栏中注明约距今12万年，从如此早的传说开始，似无必要。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传玺评价说：该书的出版，方向是正确的，思想是前进的。“但目前《中华史表》只是依据古文献作参考，缺乏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支撑，不免有些遗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认为：我们今天是否还要把以前已经*翻推**的东西再翻出来？比如盘古，盘古在典籍记载中出现的很晚，直到《后汉书》中才出现。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是比较合适的。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明指出：作为“表”有其两面性：一是简练、清晰；二是因其简练而导致不确定性。为此建议《中华史表》如果有机会再版，可以适当吸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探索中华民族起源工程的研究成果。
新世界出版社即将陆续出版的《太古帝王集》《太古臣民集》《皇甫谧集》，或许对以上某些说法能给出解答，也可能有些问题永远都是在探索中。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重视考古发掘以解决历史遗留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无疑是正确的和可信的，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地下到底都埋藏些什么？都埋藏在哪儿？什么时候可以发掘？目前对我们来说大都还是未知数。那么在此期间我们对历史还要不要，或曰还能不能进行整理研究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除了考古一途，我们还有大量的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这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我们是独占鳌头的。只是生也有涯，一个人穷一生之力，怕也难识其万分之一。其结果必然影响了人们的视野和发明诠释，使得那些宝贵的历史资料只能静静地躺在文献中。但时代总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的，电脑科技的出现，让人类利用这一科技手段去挖掘、整理、研究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变成了现实。
我们不能不感叹时代的进步！正可谓生逢其时！《中华史表》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产物。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整理古籍文献的产物。这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对于它的出现，人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还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就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它自身的不断完善，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一定会得到彰显。比如说此前我们出版的《老子集》《列子集》《孙子集》《庄子集》《鬼谷子集》，与已出版的同类书籍相比，我们的整理均补充了大量新发现的有用资料；而即将陆续出版的《太古帝王集》《太古臣民集》等，则是新辑出的古籍，为世上所未见。这些新资料的面世，不仅将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也必将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对中国古代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整理，其最新成果也必然导致将重新看待、认识和评价中华古代文明对全球文明的形成、发展和贡献。中华文化必将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而又丰富的文献资料。否则，再有新技术，也只能发无米炊之叹！这样整理出来的《中华史表》是科技与古籍联姻的产物，是有充分的文献依据的，足为一家之言，同时会为文史研究展开新视野，取得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