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现当代历史上一个无法被忽视的争议人物。

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又因推崇佛学而名声鹊起；中学未毕业，却成为北大教授；曾因乡村建设而名满天下，又因当众顶撞伟人而更加“知名”，

赞誉者称为圣人，贬抑者谓之狂生，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做过怎样的事？

一，因困惑而思考，终身不脱佛家影响

梁漱溟十四五岁时，陷入人生困惑：看家里女工每日劳作繁重，却常常面有笑容；而自己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却总是内心苦闷。

这是为什么？

一番思索，梁漱溟认为，人生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主观。欲望满足则乐，欲望不满足则苦，而欲望是无穷尽的。

这个思索的种子就此深埋心底。

年轻时代的梁漱溟参加同盟会，后来又参与国民*党**的创建，却发现政治斗争不能解决世上忧苦，乃脱离政治，闭门读书，从《佛学丛报》入手研读佛学，感觉找到了解决人生问题的钥匙。

后来虽然放弃出家的想法，却终身茹素，始终不离佛家的影响。

二，北大七年：从推崇佛学到发挥孔子

1916年，二十出头的梁漱溟发表《究元决疑论》，批评古今中外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

北大校长蔡元培向这位年轻人伸出了橄榄枝，请他来讲印度哲学。

梁漱溟推辞说，无论西欧日本，讲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一般都是讲六派哲学——我对此素不留意，不能胜任。

蔡元培说，你固然不懂，但也实在没有人懂；你就当是来和我们一起研究！

没上过大学，没留过洋的自学青年梁漱溟就这样走上北大讲台。

进入北大的第一天，他拜会蔡校长，劈头第一句是：您对孔子持什么态度？

——因为时值五四前夕，孔子思想已成校园里热点话题。

蔡元培沉吟片刻，说，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至于儒学对历朝历代以及当今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可以有争论。

梁漱溟说，我不仅仅是不反对，我来北大，除除替释迦、孔子发挥而外，不再做旁的事。

梁漱溟在北大呆了七年，讲授印度哲学、儒家哲学，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在这部书里，用比较学的方法研究东西方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

这与五四运动的时代锋芒自然是不一致的，好在那是北大。

后来梁漱溟回忆在北大的经历，说，那七年，增长了我内心的争名好胜，摆脱了出家意念。

此后，社会问题压倒人生问题，成为梁漱溟思考、奋斗的主题。

三，山东七年：乡村建设，“终归于改良主义”

1924年，梁辞去北大教席，度过了几年平静的授徒讲学、潜心著述的时光。

看够了军阀混战的乱象，梁漱溟对各个政治势力都失去希望，提出了自己的救国之路：乡村建设。

简而言之，就是要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结合成伟大的力量，从乡村自治入手，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把地方社会搞成一个自治体，以英国式的宪政为模板，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1928年，梁只身赴广东，作“乡治十讲”长篇讲话，筹办乡治讲习所，未果。

之后，梁考察了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阎锡山等人的乡村建设试验，于1931年，在山东邹平建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得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全力支持，开始了他的乡治试验。

全盛时期的试验区，包括14个县，开展了全方位的社会建设：组织合作社，改进技术，提高生产；建立惠及乡民的卫生保健系统；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培养服务乡村建设的人才；改进治安，禁毒禁赌；甚至，计划生育。

梁的乡村建设一时欣欣向荣，成绩斐然，成为全国焦点。

可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肆侵略，山东沦陷，梁的心血毁于一旦。

在国民政府参议会上，梁漱溟一次发言，先讲乡村建设，后讲抗战民众教育主张，傅斯年打断他说，别讲这个了！当务之急是战事！

梁亦无语，后来把自己的意思发表在报纸上：把大中小学教员疏散到乡村，开展民众抗日救亡教育运动。

1950年，梁发表《我何以终归于改良主义》，反思乡村建设，认为自己没有理解阶级斗争，所以终归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四，延安之夜：与伟人两次长谈

1838年1月，梁漱溟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前往延安，与伟人作两次彻夜长谈。

第一次从下午六点，谈到凌晨，谈抗战问题，梁漱溟不掩饰自己的悲观，问：中国会亡吗？

伟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从国内外、敌友我力量对比，强弱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几个方面条分缕析，论证中国之必胜，及斗争之方略。

梁大为感佩，后来回忆说，此前也听过蒋多次谈抗战，但从没有这样令人信服过。

第二次从下午六点谈到天大亮，欲罢而不能。

谈的是建设国家的问题。

伟人认为，中国需要彻底革命，核心问题是阶级斗争。

而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强烈的阶级对立，救国要通过“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两大途径。“伦理本位”就是要克服西方的个人主义，而要注重义务；“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分。从乡村建设、农民教育做起，就可以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两人产生严重分歧，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后来梁漱溟回忆说，伟人从容不迫，风趣幽默，不动气，不强辩。“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五，“折中方案”，令周公震怒

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作为民盟秘书长，积极为和平奔走。

1946年10月，国共双方南京会商期间，梁漱溟认为双方的立场差距过大，难以协调，乃亲自操刀，以“第三方面”的名义。弄出一个“折中方案”。主要有三条：1，全国就地停战；2，地方政权统一重组；3，改组政府，各方一致参加。

梁漱溟面呈周公，解释自己的方案，并说明，已另外抄送国民*党**孙科一份、美方马歇尔一份。

周公为之震怒：“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你们拟定出这种方案，这种做法，还能算是我们的朋友吗？——我们不是有约在先，政治上新的重要的举动，彼此要互相通气，互相关照吗？为什么决定分交这样重要的方案之前，你们不同我们打个招呼？”

与周公相交十年，从没见过他发那么大的火，梁漱溟一时呆住了，反思自己的错误，当即向周公认错检讨。

梁漱溟政治上幼稚简单，弄出这么个东西，很容易被国民*党**方面利用；更严重的是，事先不与我*党**通气，背离了合作精神。

但问其本心，亦无恶意，只为尽快促成和平乃尔。

六，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

解放以后，梁漱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

1953年9月，在中央会议上，梁漱溟与伟人发生激烈的公开争论，从此成为“反面教员”，受到长期批判。

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公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周公点名梁漱溟发言。

9月11日，梁发言肯定了发展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个主题，另外提出三点：1，希望了解轻工业、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发展计划；2，要加强农村工作，现在的农村干部，很多作风粗糙；3，要重视农民。

重点讲的是第三点：干部进城，农村空虚；工人生活提高很快，农民很苦；过去的斗争，依靠农民，现在不能忽略他们。

梁漱溟引用了民间一个说法：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

当时会上，梁的讲话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第二天，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列席政府工作会议，伟人不点名批评了梁漱溟：有人反对总路线。要求照顾农民。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搞小仁政不搞大仁政，就是帮了美帝。

又说，我们搞了几十年农*运民**动，我们不懂农民？笑话。

伟人不点名，如果梁不做声，也许就到此为止。而梁大感委屈，连夜写信，说明自己不反对总路线。

13日上午，梁将信面交伟人；晚间两人有一次谈话，言语间多有冲突，不欢而散。到此，冲突仍只发生于两人之间，非公开场合，而梁漱溟决意公之于众，让公众评议。

14日、15日继续开会，16日，应梁漱溟要求，大会安排他发言。

梁重复了11日发言的意见，再三强调：我不反对总路线！

而紧接着，17日，周公在会上作长篇讲话，给了他当头一棒。周公说，梁漱溟一贯*动反**！讲了梁历史上的问题，着重提出46年那个“折中方案”，以及梁的几篇文章。

会议印发了梁1949年写的《敬告中国*产党共**》一文，文章建议我*党**放弃以*力武**谋求统一。

梁漱溟很不服气：你为什么不印发我批评国民*党**，要求国民*党**承担战争罪责的《敬告中国国民*党**》呢？这是以理服人的态度吗？

伟人的几句插话，分量很重，更令他难以接受：

“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以原谅；而你不明言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当即要求发言。大会安排他第二天发言。

18日，梁的发言很不顺利。刚开头，会场上就有人抗议，不让他讲话。

梁说，大家考验我，我也要考验一下，看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雅量，听我讲完，承认误会我了。

主席说，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说，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敬重您；没有，我将失去对您的尊敬。

会场大哗，很多人呼喊起来，叫梁漱溟下来。

伟人建议，要不你讲短一点？

梁说，我要说明很多历史问题，大概要讲几个钟头。

于此僵持不下，与会人员纷纷批评梁漱溟，会议决定举手表决，来决定是否让他继续讲下去。

伟人带头举手，支持梁漱溟继续讲话，但举手的人很少。伟人说，梁先生，看来我们是少数啊。

梁还想再说，可是两百多人的会场上大部分都呼喊起来：服从决定，梁漱溟下来！

梁终于失去发言的机会。

因为伟人定性——梁漱溟*动反**，但仍属思想问题，保留政协委员，所以这之后，梁的职务、待遇未受影响，只是成了政协里的一个“反面教员”，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被反复批判。

晚年梁漱溟反思这一场冲突，认为自己书生论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很多观点错了。一是阶级意识不明，二是个人英雄主义，当众顶撞伟人，是自己错在先。

更令梁漱溟遗憾的是，那次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和伟人面谈的机会。

七，批林，但不批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3年末，政协学习小组开始讨论“批孔”，梁漱溟一言不发。

有人含沙射影：对重大政治议题，不表态就是一种态度。

有人说，冯友兰发表文章了，改变尊孔态度，大力批孔，群众欢迎。你要向冯友兰学习。（冯是梁北大时期的学生）

梁脱口而出：冯的文章我看了，很怀疑是不是他的真心话。

第二年2月22日、25日，梁漱溟在政协痛痛快快讲了两个半天，约八个小时——《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讲了这几点：一是，要一分为二，不搞全盘否定，认识功与过两方面。二是，要认识孔子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承前启后的作用和地位。三是，主席不是一向批孔的，有很多肯定孔子的话，是提倡批判继承的。四是，儒家有些话，历史上有不好的影响，可以批判，但是不要简单化，不能取代学术研究。

当时“批林”和“批孔”是联系在一起的，梁漱溟表态：批林，但不批孔。而批林亦与主流意见不同，梁不认可“路线斗争”这个说法，他认为林是没有路线的，只有阴谋。

可想而知，梁漱溟的发言会引起怎样的反响。政协学习组展开耗时半年多的批评帮助，梁漱溟一场不落，洗耳恭听，亦无非“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之类。

有人指出他对运动不理解，他微微颔首。

当最后运动告一段落，学习组要他谈一谈对大家的批评有什么感受，梁漱溟正色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匹夫，就是独自一个人——圣人也罢，狂生也罢，只是一个人，孤立无援，无所依傍，他到最后能够坚持的只有他的“志”。但是就是这一点“志”，坚固无比，不可摧毁，不可动摇，哪怕把他这个人消灭，你也对他的“志”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