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西晋的时代相对短暂，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尤为深入。曹魏一般被认为是三国的一个部分，而西晋常常受到严肃的批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个腐坏而无力的王朝而已。

至于时代的时限，史家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认为魏晋时期包括魏、蜀、吴三国的鼎立，西晋的短暂统一及东晋十六国的混战阶段。

一、曹魏时期的思想与文学

1.清谈玄学

清谈玄学当作一种魏晋时期的现象，清谈是形式，玄学是清谈的内容。就其发展，到西晋玄学才在高层士族间普遍流行。玄学的兴起以及佛教的流行，一般认为都冲击了儒学的独尊地位。

魏晋清谈玄学包括老、庄和易，也及是大家所说的“三玄”。有专家认为魏晋玄学是中国三大哲学高峰之一，而魏晋玄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富于抽象思辨色彩的。

到了魏晋之际，在统治阶级上层的思想界，老庄玄学冲击了儒家的思想地位。也有人认为玄学是代表门阀士族的哲学。在政权思想上，玄学是儒道杂糅，目标在于建立一种更适合世家大族的政权理论。

清谈的意义，一般认为即是虚玄之谈。玄学还没有兴起，老庄之学被重视之先，己经有清谈一词。《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载郑泰说董卓云：“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以上是最早有关清谈一词的记载。

汉末知识分子对宦官屈服，行动上转为清谈。这时的清谈包括两种成分：一种是品评人物、互相标榜；另一种成分便是清议。郭泰是汉末太学生的领袖，是最有威望的人物批评家。

从西晋开始，清谈指出虚玄制谈。所谓清谈的意义只是雅谈，至于当时的雅谈与政论，主要部分是具体的人物批评。由此可知，清谈的内容在早期包含人物批评这一部分。魏晋清谈玄学，是由魏齐王芳正始年间（公元２４８年）兴盛起来。其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

无也者，开物成务，无所不成者也。”当时清谈玄学还是综合儒道的，何晏本人在政权上也是有所作为的。

2.曹魏的文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其中魏晋则是文学自觉的阶段。“文学”这个词虽然早已出现，《论语》中孔门四科中即有文学（其他科就是德行、政事和言语），但与后来讲的“文学”含义不同。

魏晋以后“文学”一词才逐渐与现代的“文学”含义趋同，南朝时期己有玄学、儒学、史学、文学的科目分别，文学的独立于发展，与魏晋的文化变革关系密切。

唐朝的时候把讲究格律声韵的诗称为近体诗，而把不讲究格律声韵的诗称为古体诗，这个近体只是到唐朝才成熟固定下来的，实际上都起自魏晋。一般讲魏晋文学，从建安文学谈起，而建安其实是汉末的年号，曹操当丞相的一段时间。

建安时期国家的实权已经落在曹氏手上。大抵可以说，曹操主导了其间的社会变革。“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场、刘桢，此外还有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麋、杨修、荀玮、应璩等人，也属于这个集团。

除了曹操、孔融属于长一辈，其他人多与曹丕、曹植兄弟年龄相近，他们常常在一起游宴赋诗。正始前后，又出现了汝南应璩、应贞父子，陈留阮籍、谯郡嵇康、下邳桓威等一批文士。

此外，在魏文帝时，河内人王象等编撰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

魏晋之际，洛阳及其周边地域玄学风气兴起，盛行谈论。玄学的出现，是学术文化上的一个重大变革。玄学不断地向周围地区发生影响。玄学的兴起与传播，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三国西晋时期，北方在全国文化发展的重心地位。

3.魏晋文化区的拓展

三国西晋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复杂的政权局面，致使文化区域产生新的变迁。三国时期，曹魏在北方拥有最大的文化发达区，北方的文化成就也超过吴、蜀两地。

三国时代总计约５５１部著述，其中作者可考的，至少有３６３部的作者在曹魏境内，约占三分之二。三国时期五经博士可考者３６人，其中曹魏博士有２９人，蜀、吴仅占７人，其中３人是北方流域士人。

和东汉相比，北方文化区域再度出现了一个分化的过程。卢云指出文化传播有三种因素，即儒学的衰落、玄学新文化的成长、内徙游牧民族。北方大致可分为三个文化区域，就是豫兖青徐司地区、凉秦雍并地区、幽冀地区。

豫兖青徐司地区是东汉以来的曹魏政权的核心地带。东汉时代，这一地区饱经战乱，儒学衰落，并随之出现一系列新的文化现象。玄学又在洛阳及其周围兴起，并在这一地区迅速蔓延。

西晋时期，豫兖青徐司雍六州之地文化仍然比较发达，尤其是洛阳周围的颍川、汝南、南阳、陈留、河内、河东一带，文化发展水平最高。颍川、汝南素有多士之称，西晋时，仍不断为人们所称道。

兖州一带也不逊色，如陈留郡也有多士之名，《晋书·蔡谟传》载：“陈留时为大郡，号称多士”。雍州素有发达的学术文化传统。司州以河南、河内、河东三河一带最为发达。

河南都畿之地，作为全国的政权中心，聚集了大批官僚、士人和学生，其文化发达自不待言。西晋时候，实施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政策，社会环境又比较安定，全国人口增长。

但八王之乱爆发，随之而来的流民起义与少数民族贵族的起兵，使得西晋王朝迅速分崩离析，因此各地文化面貌也频频变化的新时期。

二、曹魏的太学与风俗

1.曹魏的太学

两汉时期，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的基本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

一般而言，曹魏统治者出自非儒家寒门，缺乏儒学修养，其政策也多有冲击儒家学说的情况。但也应注意到，随着曹操居于统治地位，为了争取士族社会的合作，巩固统治，必须改变军政策略，其中兴学重教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相关记载，可以知道曹操已开始关注儒学人才的选拔及其重视恢复教育的情况。曹操深知，随着局势的变化，要代汉立国，需要尊崇儒学，构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统治思想，从而确立其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曹操的改变，对其后继者有明显的影响。

公元２２０年，曹丕称帝，下令在洛阳东汉太学的旧地址上重建学校。公元２２４年，曹魏发布五经课试法，规定太学以儒家五经为基本教材，培养选拔人才，确定了五经考核的相关要求，进而根据考核以选取人才。

公元２３０年，曹截下令要求以儒家经学进行太学的课试。２３３—２３６年期间，太学中的学生己经达到一千多人，可以说学校的恢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表明曹魏统治者的思想变化。

当然，应该看到，虽然官学的恢复，但是官学的学术地位已经降低。一方面，因为各地的战乱还没未完止息的缘故，官学受到冲击。这样的情况下，难以维持之前的高水平的师资和教育环境。

另一方面，儒学独尊地位难以确立，随着东汉以来世家大族门阀政权的形成，世家大族中家学、私学传承开始成为士族子弟修习的重要场所；特别是选举制度的变化，因为士族子弟主要依靠家族“门资”以入仕，太学的地位与作用难复其旧。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称当时“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而学生则普遍无心向学，表明此时官学教育的衰败，短时间内难以振作。

2.魏晋时代的薄葬风气

儒家礼法特重丧葬，形成了特别的礼俗，影响广泛而深远。但随着社会变革，魏晋时期丧葬思想及其风俗有所变化，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众所周知，自先秦以来，历代统治者多崇尚厚葬，除了儒家丧礼制度之外，统治者往往受到阴阳观念、神仙学说的影响，利用诸多方术，以隆丧厚葬。

通过考古发现，我们不难了解秦汉以来统治上层的丧葬礼俗文化。随着厚葬风气的兴盛与蔓延，间有批评的议论，这些批评者主要是一般是非权贵的普通士人，他们多信奉道家的自然理念，反对奢侈。

东汉时期的王充、王符等思想家都有这样的言论，但当时难有广泛之社会影响。

汉末魏晋之际，统治集团上层则明确提倡薄葬。首先是曹操，他明令薄葬，先后有《终令》、《遗令》等，分别对自己的死后的丧葬安排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对墓内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有明确规定：

“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曹操对汉代“厚葬”的变革是对汉墓的简化，形成一套有别于汉代的新丧葬模式。比如取消了地面上的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地面不再有高大的封土，也没有了墓碑、祠堂、神道等。

结语

根据相关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知道曹操的有关丧葬的令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落实。此后魏文帝曹丕也有明确的“终制”要求，从而进一步确立起曹魏一代的薄葬政策，推动了当时丧葬礼俗、社会文化的变革。

当时诸多朝臣也有类似的薄葬的遗言，比如王观、司马朗、徐晃等即如此，表明薄葬风气的形成。在曹氏的影响下，司马懿、司马师等人也要求死后薄葬，形成了相关制度，延续到两晋。

何以汉末魏晋统治集团上层普遍崇尚薄葬，蔚然成风。这既与当时社会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的流行有关，也与社会动荡、经济困窘，以致统治者多倡导节俭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