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前，有这样一个人。
他从20年代起，大办实业，先后在北京、河北、天津、上海等地，开设了许多银行、工厂和矿山，还兼搞了许多房地产业务。
曹汝霖，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清外务部副大臣、北洋政府外交次长。
他一身兼任的各种银行和公司的经理、董事长达十七八个之多。他在日本东京有巨额存款，与日本工商财团联营着一些企业。
与此同时，他常在民间办些“慈善”事业。冬天，看到有衣衫褴褛、衣不蔽体的黄包车夫从他家门前路过，他要让家里的差人送给他们每人一套棉衣。
他还兴办了一所“慈善”医院，免费给穷人治病。这所医院就是今天北京的人民医院的前身，当时叫中央医院。他自任这所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达十几年之久。
他的这些活动，当时曾得到上层社会一些人的交口相赞，“实业家”、“慈善家”的美名传及一时，而他自己也以此炫耀于世。
这个人是谁？此人就是在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中，被罢了官的*国卖**贼曹汝霖。
提起曹汝霖，这个名字大家并不陌生。五四运动前，他曾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
因其一贯媚日*国卖**，积极参与签订*国卖**条约“二十一条”，在五四运动中受到爱国群众的声讨，他在赵家楼的住宅也被愤怒的群众一把火烧毁了。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群众、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又称“五四风雷”
这些都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而五四运动后曹汝霖哪里去了？都干了些什么？知道的人则不多。
前面，对此已稍作勾画。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像曹汝霖这样声名狼藉的人，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了“实业家”和“慈善家”了呢？
曹汝霖在五四运动被罢免了交通总长的职务后，曾一度躲在北海的团城内赋闲，每天闭门谢客，以写字作画消磨时光。
五四运动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教训”，他深感自己之所以落得如此狼狈下场，都是因政治所牵累。
他“发誓”今后再不卷入政治的旋涡，要做一个“在野”之民。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曹汝霖虽然“发誓”今后要远离政坛，超然自处；虽然为了换取个人一个好声名，假惺惺地为百姓做过几件事。
但只要纵观他在五四运动后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看出，他办实业、搞“慈善”，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从来没有改变他原有的那种唯利是图，狡猾奸诈，奉迎权贵，看风使舵以及奢侈腐朽的习气和作风。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交通银行奉天伍圆样票
五四运动后，他虽然被罢免了交通总长职务，但仍任交通银行经理之职。1923年10月，交通银行曾发生过一次挤兑风潮。
交通银行是当时全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之一，因此它一挤兑，在整个金融界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许多存户和银行职员纷纷涌到曹家门前，要求挤兑，连续闹了两三天，曹汝霖不敢出来应付，只好躲出家外。
他东奔西走，想找北京的一些银行家周转头寸，可是一般私营小银行平时都是仰仗国家银行来维持的，谁有力量来支持交通银行呢？
正在急难之时，曹汝霖计上心来。他找到了东三省军阀张作霖的路子，经过密室合谋，精心策划，于是演出了一场“戏”：
张作霖从东北派来了一个秦司令，带着护兵、马弁，声势煊赫地到交通银行来访问。秦司令回去以后，张作霖即派人从东北运来了一笔现款，接济交通银行。
款子运到北京这一天，车站警卫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一直布到西河沿的交通银行总行。在层层戒备之中，光天化日之下，几袋现大洋从车上扔到地上，发出铿锵之声，引起了挤兑群众的注意。
挤兑本来就是一阵风，是心理作用，听说票子要毛，大家便争相挤兑。现在听说从东北运来了现大洋，可以十足兑现了，大家也都放下心来。第二天，交通银行挤兑风潮果然平息。
民国大洋
可是，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不过是一场大*局骗**。张作霖在给交通银行运来的这批现大洋中，只有最上几袋是现洋，而下面麻袋装的尽是些砖头瓦块，显得沉甸甸的。诚然，这也是*场官**司空见惯之事。
曹汝霖在行商理财上多有手段和心计。五四运动后，他依仗自己的雄厚资本，或亲自经办，或与别人合办，或乘人之危兼而并之，或向别的企业投资，坐享红利，或将企业租给别人代管等，迅速在实业界打开了局面。
他亲自经办的就有北京的同成、同福两家银行，天津的大中银行，设在北京、天津、安东等地的丹华火柴公司，北京西山的岮里煤矿，河南的临城煤矿、义利煤矿等。
为了确保和扩大他的企业，曹汝霖在工商、军政各界广为安插亲信，培植私人势力。
他的大儿子曹权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的交通银行分行当经理，还当过开滦煤矿矿警处长；他的小儿子曹朴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当了东北军的军官，后来又到天津当了警察分局局长；他的女婿刘家骥当过长辛店工厂、西山煤矿的经理；
据说天津温世珍当政时，其市署三分之一以上的科长以至一些汽车司机，都是由曹汝霖直接或间接安插的。
曹汝霖大办实业的结果，使他盈盈私囊，金如台筑。他到底获得多少利润？确切的数字，无人可知。因为他平时的财产账目全部亲自经手，从不假手外人，就连其女儿也不得而知。
民国北京灯市口医院
不过，从其气派上看他确是十分有钱的。“五四”后，他不但翻建了被烧毁的赵家楼，还在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五号买了地皮，新建了一座更为豪华的住宅。
宅内地势敞阔，有前后两座洋楼，还有专供看戏用的戏楼和中、西两用的厨房。
洋楼内，他的父母、三个太太及几个儿女都有各自的一套住房，有客厅、书房、餐室，并都有自己的佣人、听差。全家佣人、听差加在一起共有50多人。
他还花钱请了北京警察局的军警在家门口站岗。此外，他能办得起“慈善医院”免费为穷人治病，也足以证明其富有的程度。
如果说曹汝霖在经济上表现出一种唯利是图、狡猾奸诈的商人作风，那么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是这种作风的一个翻版。
五四运动后，国内曾出现过一段军阀混战轮番执政的局面。1920年直皖战争中，当时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被打败，直系军阀开始上台。
由于曹汝霖在北洋军阀中属于交通系，和段祺瑞很接近，因此直系一上台，便下令通缉曹汝霖。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中华民国时期皖系军阀首领，号称“北洋之虎”，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讨伐对象。
曹汝霖事先早有准备，他将住宅租给丹麦公使做使馆，自己携带全家逃往天津，避居于秋山街洪德里的日租界里，得到庇护。当直系侦缉队大队人马包围曹宅时，曹汝霖早已溜之夭夭。
时隔一段，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此役以直系失败而告终。段祺瑞重新执政。段祺瑞一上台，便邀曹汝霖来为他帮忙，出任他的顾问，主持政府的“财政讨论会”。
但好景不长，段祺瑞不久又被赶下台。北京政府几经变化，终于形成了张作霖当大元帅的局面。曹汝霖眼见政局变幻莫测，唯恐自己介入后对自己不利，便不再出来担任什么职务了。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华北，并筹划要建立华北“自治”委员会。当时日本人有三个理想人选：一个是吴佩孚，一个是靳云鹏，另一个就是曹汝霖。
1937年10月，在北平的日本特务头子喜多诚一专程给在天津的曹汝霖挂电话，并送去请帖，约请曹汝霖到他家吃饭。曹汝霖第二天应邀前往。
喜多诚一在言谈话语中向曹汝霖表露，要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拟让吴佩孚或靳云鹏任总统，让曹汝霖任总理。
喜多诚一，日本滋贺县人，日本昭和时代的陆军大将，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
曹汝霖略加思索，便用极为委婉的语气回答喜多说：“我在北洋政权时期，曾因政治问题致使父亲积忧成疾，终至不起。
老母现在80多岁，已是风烛残年，不敢再让她增添一层忧虑。”
但曹汝霖还是向喜多诚一表示：“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
曹汝霖所以回绝了日本人让他充当傀儡头目的邀请，并不是出于爱国和正义之心，主要是因为他有两方面要顾及。
一是他过去参与同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早有媚日*国卖**的罪名，因此现在要极力避嫌；二是顾及国人的唾骂和全国抗战的呼声，何况，就连蒋介石方面也不好交代。
曹汝霖经过纵观横观，决计采取面面讨好，都不得罪的策略。因此他有意不在日伪方面陷得太深。
但最终曹汝霖还是在幕后为日伪做了不少事，他曾经担任过不少伪职，除了当过伪华北“自治”委员会的最高顾问、咨询委员之外，还担任了受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控制的新民印书馆的董事长等职。
正由于此，曹汝霖也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许多特殊的好处。日本人占领华北以后，凡是比较大的工厂、矿山、银行、医院全部予以接收，而唯有对曹汝霖开办的工厂、矿山、银行和医院不但毫毛未动，还经常从经济上予以支援。
戴笠，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首**。上海股交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蒋介石部队进驻北平。曹汝霖感到他个人在沦陷时期虽未直接出面组织伪政权，但也担任了不少伪职，担心随时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终日惶惶不安，暗地找寻出路。
10月6日早8点，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人到曹家送来一份请帖，请他下午到北兵马司汪时璟家吃饭。
被邀请赴宴的都是伪华北政权的特任级人物，曹汝霖是伪政权的最高顾问，也是特任级。
当晚宴完毕，众人握手言别时，戴笠突然站起来宣布，奉当局之令，将华北群奸全部逮捕，即刻押往监狱。
而戴笠对曹汝霖则比较客气，说：“先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住在这里，听候传唤。” 曹汝霖在汪宅住了一晚，第二天便被护送回家了。后来蒋介石还让戴笠向曹汝霖特表示慰问。
汪时璟，安徽旌德人。毕业于日本陆军主计学校。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掌握华北财经大权达八年之久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曾美名为“实业家”、“慈善家”的曹汝霖深知自己将来必不能为人民所容，便将所开的工厂、矿山、银行、医院全部转卖或转让，携带着家眷和大量财宝逃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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