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制造业集聚地,每逢春节过后，都面临着不小的“用工荒”，收入低、不自由，是年轻人不愿意进厂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今,工厂又要面临着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互联网行业催生的新型服务业，正在抢走他们的工人……
*退倒**20年，从农村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只能一批批奔向珠三角、长三角的制造业工厂，他们因而缔造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
离开工厂9个月后,外卖骑手梁多像依然能够清晰回忆当初在工厂做工时的场景。2015年刚进工厂时，他被派在生产线的最前端，那是整条生产线上对速度要求最高的一个地方，如果做得慢，就会拖慢后面的速度。很多年轻的新员工都会被安排在那里锻炼，熬过去了，就能适应后面的工作，熬不过去，就只能另谋出路。
梁多像每天早上7点起床，7点半打卡，工作到11点45分，中间休息1小时45分钟，再工作到下午6点。实际上，经常会加班到8点。
他所在的工厂是一家A股上市公司,以生产家用小电器为主，员工超过2万人。梁多像当时在滴漏式咖啡机的生产线上，每天的工作是将塑胶壳夹在咖啡机的铁片上，铁片有十几个孔，需要每个孔对齐，然后再用螺丝刀的刀把捶平整。
拉长要求他们13秒做完一个，但是很多人都完成不了，就延展为20秒做完一个，每天要做800个左右。梁多像的那个工种是坐着工作的，因此，他每天最期盼的是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能够站一会儿。
梁多像在工厂打工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正在催生大批门槛低但收入并不低的工种——开滴滴、送外卖、送快递、做代驾。95后，甚至00后们，都需要新的打工场域。因而，凡是离开了工厂的年轻人，就没有再想着回去。
时间自由，是这些新工种最主要的标签。无论是骑手，还是司机，都是在为自己打工。外卖、网约车平台，对他们并没有太强的约束力。
收入高，是另一个诱惑。多位从业者讲述，只要够勤快，在一二线城市，外卖、快递小哥的月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滴滴司机的月均收入在7000元以上，代驾的收入在1万元以上。相对来说，工厂的收入多在3500-5500元之间。
42岁的易山曾经在一家制造业工厂做过多年技术工人，到了40岁时，工资还在6000元左右。2017年底，因为创业失败,他来到东莞“躲清静”。为了养活自己，他本想去工厂找一份钳工的工作，那是他最拿手的活儿。但是找来找去，以他的资历和技术，也只能拿到四五千的工资，同时，还要承担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一样的工作强度。如今，在做美团外卖骑手一年后，他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已经接近1万元。
流动性大，是新一代打工者的一个显著特征，对于那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很少能够在一个地方待上两年，也很少能够在一个工厂里待上半年。
24岁的重庆小伙刘勇，变换的工作地点就像在地图上兜了个大圈。17岁那年，高中读了一半，他就辍学跑到*疆新**学修车，短暂回到重庆后，又直奔郑州的富士康，成为苹果手机流水线上的一名质检工人。没过多久,475公里外的太原富士康缺人，刘勇就主动申请调动，主要原因是可以获得一笔还不错的车补和工资补贴。
2017年，刘勇受够了富士康那种不自由的工作状态，就南下到东莞，在一家五金工厂上班。他目睹一位工友在操作冲压机时受伤，当时那工友在看手机，没注意到冲压机压下来，重重地砸向了他的右手，幸好他躲得快，只把手机给压碎了，要不右手就废了。
工作半年后，刘勇离开东莞来到惠州，彻底告别制造业，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事。有一次收货时，他把一件据说成本价要一万多元的工业用胶弄丢了，幸亏后来又找到了，但依然被罚了500块钱。2019年初，他离开惠州，来到广州，做了外卖骑手。
由于没有太高门槛，外卖骑手这个新工种正在接纳这一批流动打工群体，只要有辆电动车，办一张健康证，能用手机，会使导航，就可以上岗接单。当然，如果要做专职骑手的话，需要跟一些骑手站点签署劳务合同。
除了外卖骑手之外，网约车司机、代驾等互联网催生出来的新工种，也在吸纳不少产业工人转型，甚至也吸引了不少管理者、白领。
42岁的外卖骑手易山曾经是国企员工，还创过业做过老板；在广州珠江新城做代驾的吴师傅，2002年从广东药学院毕业,曾经在世界五百强的外资药企做医药代表，后来做过医药批发的生意，2017年开始做代驾；在广州天河北商场做代驾的钟师傅，曾经开过肥料厂，2018年底工厂倒闭后，做了代驾。
“这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潘毅表示，服务行业能够提供更高的收入，就会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在过去20多年，潘毅一直在研究中国的产业工人群体。
根据潘毅的研究，服务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已经超过了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岗位，制造业提供的岗位约占35%，而服务业提供的岗位则有40%。在她看来，制造业如果想要留下更多的人才，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工资。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2015年发布的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称，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年均工资已经持续10年增长率在10%-20%之间，远超其他经济体的2%-3%，这也使得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大幅下滑。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说起给工人们涨工资，佛山某家电加工厂的招聘负责人张文杰（化名）皱起了眉。他算了一笔账，一个工人到手工资是3500元，但是工厂实际上至少要付出5000元，这其中包括450元的餐补、680元的各类保险、免费的宿舍、无法计算出来的培训费用，未来公司还要为工人办公积金。
相对来说，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他们所获得的高工资，主要由消费者来支付，比如，外卖小哥送一单快递5块钱，这5块钱就是消费者叫外卖时所附加的费用。他们的收入再高，对于平台公司来说，并不会直接造成人工成本的压力。
令潘毅教授担忧的是，由于这些新工种的从业者很少签署正规的劳动合同，从业者们更像是个体户，要自己缴纳各种保险，但往往又会选择不缴，一些本该有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以物流行业为例，整个行业的从业人数有7000万人，快递小哥只是一部分，还有汽车司机、仓库人员、客服人员等，新闻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很多人大代表也开始提议，要保护这些群体的正当权益。”潘毅教授说。
做骑手这一行，虽然没有像工厂那样危险就在眼前，但是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繁忙的街道上，也有不少潜在的危险。南京交警部门曾经公布过一些数据，2018年下半年，南京交警共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4503起，日均查处25起；而在更早的2017年上半年，涉及外卖送餐电动车各类交通事故3242起,共造成3人死亡，2473人受伤。
梁多像出一次车，要去四五个店里取货，再送往七八个不同的地点。外卖平台上给的路线图，横穿几条马路,比打工时见到的磨具图还要复杂。
有一次，为了赶时间，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他加大了油门冲了过去，只听到后面传来刺耳的刹车声。等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发现后面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差点撞上路边的护栏，车后是长长的黑色刹车印。那一刻,他最怕的是车里下来两个大汉，把他揍一顿。
在珠江新城做代驾的吴师傅，有一次帮客人开了一台*博兰**基尼，准备开出停车场时，客人提醒他要注意减速带，尽量侧身通过，不然会刮到底盘。当车子开到指定地点时，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回去查了一下，那一款*博兰**基尼在整个广州市只有两台，万一不小心刮了一下，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赔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