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云贵交界的乌蒙山腹地，有这样一个地方，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那里的邮件包裹，上面的收件地址可以直接这样写：“中国石门坎”——那个时期，国外基督教会的英文报纸把那里誉为“海外天国”；那个地方，在贵州威宁石门坎，因塞缪尔·伯格里而声名遐迩海内外。
2005年，在《最后的神秘园——贵州之旅》一书中知道了石门坎，知道了传教士塞缪尔·伯格里，随后在网上了解到：22岁就来中国传教的伯格里，1904年39岁时来到贵州威宁石门坎，在他和后继者的努力下，这里这里陆续修建了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和织布厂……这个苗族村寨，在后来近半个世纪，成为当时中国“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百年前的石门坎
一、到石门坎去
如把伯格里的人生作为一份事业来看待，那他在石门坎的成就，无疑是他事业的巅峰。一百年过去了，他在石门坎传播的福音还在流传吗，他在石门坎取得的辉煌延续下来了吗？当年那些受他福泽的“大花苗”的子孙们，还知道这个来自万里之外英伦岛的“上帝之子”、“苗族救星”吗……带着这样的疑问，在二〇〇七年的元旦，带着伯格里在中国留下的游历书籍《在未知的中国》，走上了这条探寻之旅。
川黔交界赤水河上钢结构大桥
石门坎位于贵州接近川滇边缘的西北角，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属威宁，距县城140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河谷1218米。长年大雾阴雨，漫山荒坡，只能栽种点洋芋、玉米等主食，山间沟壑纵横、山路崎岖，物资往来只能肩挑背驮，实是生态恶劣之地，人居艰难。 1887年3月，伯格里和邰慕廉（教会同仁）从上海出发，沿长江溯流而上去云南。1888年元月9日到达重庆，遂弃船上岸休整，后或步行、或乘马走陆路，于元月21日到达泸州。伯格里在日记中这样描写到“在夜色中走进泸州街头，街上的灯笼看起来非常雅致”。此后，他们经宜宾、由水富入滇，“在这些肮脏的小客店里宿过18个夜晚后，我们抵达昭通传教士的小小住所。索恩一直孤零零地住在这里，当我们到来时，他异常激动！”
伯格里到达昭通的时间从书中无法确定，在路上大概是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里，经历的风霜雨雪、跋山涉水自是数不胜数，而且在经过汉口后的某滩口，乘坐的木船被礁石撞得粉碎，几乎葬身长江。但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中国人对异族审视、猜疑甚至仇视的目光，更让他觉得孤立无援。每到这个时候，他便会在心中祈求上帝赐予力量，在心中祈求“主啊，无论如何都帮助我保持对这里人们的热爱吧！”
走在山间的传教士
百多年后，我从伯格里弃船上岸的地方到石门坎去，当然不必受那样的舟车劳顿了，坐在舒适的客车内，或看书、或听音乐、或看车窗外苍凉的云贵高原风光，到也不觉疲乏。从四川鸡鸣三省交界的叙永县出发，从赤水河大桥出川到贵州毕节，从毕节再到威宁，乘车12个小时，到达威宁已是晚上9点，花60元找了家卫生条件较好的旅店住下，想必与当年伯格里在路上住宿的旅店有天壤之别。
第二天一早到车站一问，居然没有直达石门坎的班车，只有坐到云南昭通的班车，在中途下后转车。石门坎作为威宁县的一个乡一级行政机构所在地，不通班车，是我出发前未预料到的。让我对威宁是贵州最贫困的县之一、石门坎是威宁最贫困偏远的乡有了深切的感受，更让我想到，一百年前，那里是何等的蛮荒之地。
早餐后，拦了辆从威宁到昭通的班车上去。车上坐的估计大都是些彝族、苗族同胞，车内卫生条件很差，不过也比100年前伯格里时代好得多了。中午1点，在距昭通20公里的中水镇下车，询问当地人，说到石门坎有不定时的微型车，于是放下心来。在岔路等了半小时不见车来，想想不到40公里也不是很远，竟然异想天开的徒步走去，走了20分钟，翻过一座小山，中水镇已不见踪影，环境逐渐荒芜，拦了几辆路过的货车没拦下，心中发慌起来，忙不迭的往回走，深冬季节在云贵高原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夜晚流落荒山野岭可不是开玩笑的。
掉头走不一会，看见一挂着手写的石门坎牌子的面包车开来，就像黑夜的茫茫大海中看见了灯塔，赶紧拦下坐上去。11座的面包车，大人小孩坐了18人，挤在乘客中间，身体半挂着座位扒在前排坐椅后背上，那个舒坦劲简直不提了，车内因人多而迷漫的种种复杂味道，在我嗅来也是如此的温暖。
石门坎的晚餐
中水镇路牌
超载的面包车上
中水至石门坎的路为泥结碎石路，一路坑洼一路颠簸，不作一一悉数，对身体发肤遭受的苦楚我向来都能承受。但路程过半，山势逐渐险峻，山间雨雾迷漫，道路时有塌方，峡谷深不见底。再加上所乘车辆无疑是一辆无正规手续的非法营运车，让我紧紧的抓住了前排坐椅的后背不敢放松。那些路段车辆一旦滑出道路坠入山谷，必定化为齑粉尸骨无存，那就只好到天国去追随伯格里牧师了。
车窗外
在距石门坎5公里的山顶，路面太烂车辆无法通行了。下车，走小路去。和我同行去石门坎乡所在地的只有三人，一个60多岁的老者，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还有个10岁多点的小姑娘，加上我，老中青少都有了。在这条小路上，多少感受到了当年伯格里书中描述的那种路途的艰辛，在雨雾迷漫的山路上跋山（小山坡）涉水（小山溪），不一会就白茫茫一头了。不少路段泥泞深可淹没脚背，只好在路旁山壁边扒行、在泥泞中跳跃，背着20多斤的背包，实在是苦不堪言。除我以外的老中少三人在这样的路上依然健步如飞，为避免再次流落荒岭，我也只好跌跌绊绊的在后面小跑紧跟着。约3公里的山路，半个多小时就走过了，这在平时是难以做到的，呵呵。
徒步去石门坎
到达时天色已暗，雨雾笼罩下的石门坎场镇上人声寂寥，屋檐下的灯暗淡无光在风中摇晃，一条老狗蜷在墙角冷得簌簌发抖，街道房屋在十多米外就渐渐隐去，偶尔有背着背篓包着头帕的农妇从浓密的雨雾中走来，看来竟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不真实，遂赶紧找了家旅店住下。 晚餐后洗漱毕，窝进开着电热毯的被窝，看了会《在未知的中国》，和家人通了会电话，听着窗玻璃外“呜……呜……”啸叫着的寒风，在100年前伯格里先生传播福音之地，温暖、踏实的睡去。
雨雾下夜幕降临的石门坎街场
二、伯格里与石门坎
塞谬尔·柏格里， 1864年出生在英格兰南海岸一贫苦工人家庭。17岁时，他以名列第三的成绩通过英国文职人员考试。工作五年后，他感觉上帝正召唤自己去传播福音，于是辞去文职工作，于1887年作为基督教英国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先是在昆明、昭通、会泽等地传教，其间1903年成为首次访问凉山彝族的西方人。自1904年以后，他以威宁石门坎为中心，在黔、滇、川毗邻几十个县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活动，身为该教区的负责人，拥有信徒六万之众，建成教堂、学校约二十八所。
年轻时的伯格里
伯格里1888年到云南后，一直在昭通、昆明、昭通等地传教，但收效甚微，自己也感到苦闷无助。直到1904年7月12日，四个“服饰奇异的土著”来到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住所。他们是来自石门坎山区“大花苗”，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目（类似土司）的土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他们曾经在困苦的时候，“有个神在寻找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的传言让他们看到了“我们苗家的希望”， 于是他们通过安顺的另一位传教士*党**仁居信教成了基督徒。
这四个苗人的到来，伯格里抓住了他们伸过来的犹豫的手，“是伯格里人生的最大转折点，是多年辛劳和祈祷的终结，也是他本人与更多成千上万人的一种新生活的开端。”他们让伯格里走进了石门坎，由此石门坎成就了伯格里的人生，伯格里造就了石门坎的辉煌。
当时的石门坎，是诺苏人（彝族）土目安荣之的领土，伯格里找到他，经过沟通取得信任后，说要买一块牛皮大小的土地。安荣之心想一块牛皮大土地有啥不得了的，就送给了他。没想到伯格里把这样一块牛皮处理成一根根的牛皮线，在石门坎的山坡上，圈了一块方圆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为石门坎乡政府所在地），让安荣之瞠目咋舌，让读者不禁莞尔。
在这块土地上，伯格里建教堂、建学校、建医院……在西式学校里面，苗族人不仅学习苗文、汉文和英语，还学习自然地理、数学、音乐和卫生知识，开展篮球、足球和游泳等文体活动……或许，以下的事迹，更能证明伯格里在石门坎取得的辉煌成就。
百年前石门坎的苗民
在文化教育上，有语言天赋的伯格里创造了苗文，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学校，修建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培养出2个博士、1个硕士和30多位本科大学生。硕士朱焕章毕业后，回到石门坎在原来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石门坎中学（今天的石门坎民族学校），1949年后任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博士张超轮毕业后，回到石门坎为苗人行医，后任贵州省卫生厅长。
在伯格里及后继者的感召下，众多学子义无返顾的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威宁县在1949年后的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
当年的教室
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十分重视发展体育运动，柏格理在学校里开设了文艺体育课，开展多项体育运动。1932年，石门坎召开第二十一届运动会，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1934年第二十三届运动会，有2万多四面八方的群众前来观看。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闻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带着他的部队足球队来参加比赛。输了两场、勉强赢一场的杨森，走的时候硬是带走了四个球员。1950年，石门坎八名主力入选第一届贵州省足球队，后来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中就有出自石门坎的球员，“贵州足球摇篮”的名声不胫而走。
我小时候在*藏西**呆了几年，上学路上要从一家麻风病人门前路过，每次走过的时候都胆战心惊的，至今记忆犹新。可见麻风病人受人众歧视的程度，连几岁的小孩都避之不及。而在一百年前，柏格理等人等人却筹资买了一平方公里地修建了麻风病院，当时共收护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的100多名麻风病人及其家属，这又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意志。同时，伯格里夫妇还在石门坎他们住所中办起了药房，他和妻子海孝贞理所当然的成为药房的医护人员，把满腔的热忱无私的奉献给来求医问药教民，减缓了无数人肉体、乃至精神上的痛苦。
由于战乱，来石门坎的孤儿越来越多，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建立了石门坎孤儿院，高峰时期收养130个孤儿，这些孤儿不仅生活无忧，还充分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抗日战争时期，百姓流离失所，大批的难民来到了相对安定和富足的石门坎，石门坎建立了战争避难所，大批难民与石门坎民众一同劳动，一道学习生产技术和文化。9 .18事变以后，有800多石门坎苗族青年参加抗日战争。
还有，教会创建“节制会”，不准皈依的苗民教徒酗酒，创建“改良会”，约束十五六岁早婚的习俗，规定教民及学生“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然后结婚”。对于那些没有进到学校读书的成年人，教会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进礼拜堂的时候，不仅要礼拜，还要在晚上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
杨华明老人家的苗文圣经（该图片网上多有转载）
伯格里同时又引导苗民修建房屋，凿通公路，栽种洋芋、蔬菜和树木，传授纺织技术，提高了当地苗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使贫困落后的石门坎竟相对富裕起来。1920年以后，石门坎教区设置了“推广委办”。到1942年，又成立了种子试验站和推广布厂，专门负责培育各种农作物良种，培训手工毛纺织技术人员，然后让他们再到各教区进行推广。特别是引进洋芋栽种，使石门坎贫瘠的高山土地的产出，解决了人们的生存口粮，这在当时那种社会现状下，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让人们能吃饱肚皮、生存下去。直到现在，我们政府不都还在提“解决温饱”问题的口号吗？
伯格里夫人为苗民婴儿接种
太多太多了，看着这些100年前伯格里在石门坎开展的社会改良运动和乡村建设行动，由此带来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苗族的文化复兴、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经济的相对繁荣；想像当年那些在石门坎荒僻的山野中穿行、在贫苦的苗家人住所中进出的教徒的身影，由此引导当地苗人乃至滇黔更多的苗人皈依基督，让人感叹伯格里人格的魅力、信仰的力量，让人神往。
1915年7月伤寒病传到石门坎的，很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作了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一直守护着病人伯格里也被感染上了，于9月15日去世，时年51岁，在石门坎长达11年的艰辛创建后，这个相貌文弱但内心坚韧的牧师就此长眠。送葬的时候，数千苗民为之失声痛哭，高声唱着颂扬他的民歌。
冰凌中的小花
三、在石门坎
清晨醒来，啸叫一晚的寒风已歇息，窗外仍是白茫茫一片雨雾。背上背包、相机和《在未知的中国》，怀着虔诚的心情向伯格里墓走去。伯格里安葬在紧挨着石门坎场镇的小山坡上，山坡下修建有教会新建的福音堂，红砖砌筑。走上山坡，在青冈林掩映中，伯格里和高志华（伯格里继任者）墓静静卧在小径的尽头。
伯格里、高志华墓
来到墓前，点上两支香烟分别放置在伯格里和高志华的墓台上，垂手低头闭目肃立，心中想到，先生在上帝荣耀着的最贫瘠偏远之地传播福音直至安眠于斯，必定已魂归天国在天父左右了，愿先生灵魂安息、先生的精神永世流传。
在墓前石阶上坐下，信手翻开《在未知的中国》，第722页，页顶的一段是这样记述的“后来，我们举行了圣晚礼。人们相继领到了面包和茶，当他们拿到自己的一份时，大多数人都闭上了他们的眼睛，气息平静的向耶酥祈祷，这真是欢欣鼓舞的时刻。有证据说明五个民族的人参加了礼拜：苗族、汉族、诺苏（彝族）、蔡族（当地旧时的族称），以及我自己”。我想那一刻，伯格里必定为那些“迷失羔羊”的皈依感到欣慰。 绕伯格里和高志华墓一周，扯除一些枯草后下山了。伯格里墓前有这样的碑文“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诚为上帝忠臣”，“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漫云古柏埋幽径、共仰明星上象台”，“先生本英籍……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为柏格里，字明星，能操各种文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从同，登场讲演，善于献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咸无不深省，足令惰者起而懦者兴，恶者胆寒而悲者慰……”
伯格里、高志华墓
站在我们的角度看，伯格里在石门坎，最大的成就乃是影响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据官方统计，100年来，从这里走出了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杨汉先、张超伦等省部级干部10人、地厅级干部20余人、县处级干部200多人，还走出了博士2人、硕士 1人、本科和大专毕业生34人、中专生200多人、中小学毕业生数千人。从这些数据看来，可以想像当年那些莘莘学子，翻山越岭来到石门坎小学，就着天光、就着煤油灯，捧着苗文和汉字对照的课本，学习语文、数学、地理、音乐等知识，甚至还有英语，当然还有篮球、足球、游泳等体育课。
伯格里在他的日记里写到那四个大花苗到达时的情景，“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非常迫切地想读书。”这是1904年7月12日记述的。这样看来，在其后的数十年间走出那么多的高学历苗家学子，就不足为怪了。
百年校舍
现在，站在倚山而建的石门坎场镇的山坡上，你会发现整个场镇修建得最高的建筑是石门民族学校的教学楼，最“豪华气派”的建筑也是教学楼。在去石门坎民族学校的路上，有这样些条横幅“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一个学生失学，就失去一个希望”，让人感叹，重视知识和教育的传统，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竟如此安好的延续下来，这样的一个民族，有理由不复兴吗。 伯格里在石门坎的成就除教育外，就是引领当地及周边地区苗民的皈依。可惜这次到石门坎时间有限，加上气候原因，未能作更多的了解。在石门坎的标志性风景石门旁，遇见一位背煤的苗族妇女，在知道我是从四川来实地了解这段历史的游客后，热情的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坐坐，在我谢辞后她告别“主与你同在”。
医院
高志华旧居（为土匪杀害）
当代教学楼
三、石门坎的冬天 石门坎场镇上一位名叫杨华明的苗族老人，其父亲杨荣新曾任西南教区总会计，原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所工作,曾参加苗文字的改革,还参与编写了《简明苗汉词典》。由于历史原因，1959年8月含冤去世。当时留下了许多来不及翻译整理的苗文古歌、故事、成语、词汇等。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杨华明，从1993年开始，他跑遍了云贵两省1多个县市的苗族聚居地，搜集苗族服饰和史料。从2003年6月起，采用苗汉文字对照，整理翻译了记载苗族历史、古歌、故事的《珍贵史料》、《苗族有文字是从基督教传入后兴旺起来的》等，共10万多字。 在他那简陋的小屋里，围着火苗直窜的煤火炉，吃着火炉边烤着的洋芋，他从苗族始祖蚩尤开始，讲述苗族因遭受压迫举族迁徙，苗族各分支的语言和服饰特性，以及伯格里和基督教给石门坎后带来的变化、给苗族文化带来的复兴……可以这样说，杨华明老人就是一部“苗史”。谈到基督教在石门坎的现状，老人感叹道，现在的教徒更多的只是形式上的，而这种形式更多的也就只是在礼拜时做点祷告而已，真正的教义，可能已没有多少人去领会和遵循了。
杨华明家烤火的苗民
（山上的冰花，实在漂亮）
冰花
而在一位石门苗族学校教师的家里了解到，现在的石门坎的农村基础教育可谓步履艰难。当年的传教士身兼学校的教师，有一种传播文明的道义和精神在支撑；当年的学生，更有一种学习知识摆脱愚昧的渴求在奋斗。而现在，教师不备课、上课照本宣科、晚上喝酒玩耍；而有的学生就更离谱了，老师稍有责骂，就背起书包回家了，失学、中途退学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传承，最终必然走向被同化乃至消亡。那时，族别对他们而言，也就仅仅是个称谓了。而这个称谓，对他们自身而言可能也是无足轻重的。 现在，当年教会修建的教舍还顽强的矗立着石门民族学校校园内，见证着一百年来石门坎的兴衰荣败；教舍旁的青松从幼苗到参天大树，经历了石门坎的风霜雨雪，到愈发显得苍遒；当初学校的创建者的坟莹上香火依依，但只怕在天国的伯格里先生，发出的是一声叹息……
杨华明老人
石门民族学校内的柏树林
石门坎在心中神圣的光环消失后，给我的印象就只是中国西部贫困山区的一个缩影了。在那样一个社会兵荒马乱、经济落后的岁月，石门坎从文明的蛮荒之地跃升到局部文化中心；而在社会经济和文明都相继发展的年代，石门坎又逐渐从中心跌落到边缘。这样的现象，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吗？是整个社会发展经济淡漠文化的急功近利思想影响了他们吗？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的确就是被异族文化侵袭同化的一个典型了，一个民族缺乏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果。不知我们悠远的中华文明，是否也正在没落、也在走向这样的一个结果。
在离开的那天，从杨华明老人家中出来，等到下午三点过，依然没有微型客车到来，想必是在山上被阻了。看着雨雾迷蒙中泥泞满街、阴冷颓败的石门坎，毅然背起背包，向山上走去。临行前好心的旅店老板娘告诫我，首先不要在山间迷路了，其次在山上等到五点都没赶上车的话就得赶回来，夜晚的石门坎不仅仅是迷路的危险。
在上山的路上心中想到，来时因车路阻断而走小路到石门坎，看来竟是件幸事，不然回家只怕还要找向导带路了。在走过一次岔路、走出一身汗水到达山顶时，听见了汽车在泥坑中挣扎的轰鸣声。 坐在车内，车窗外山下的石门坎渐渐离我而去，那段西方文化在本土上交融汇合出灿烂文明的历史也越来越远。透过石门坎寒冷冬季的重重迷雾，我仿佛看见百年前的一个早晨，病床上的塞缪尔·伯格里，记下了他日记的最后一笔“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已开始了他们的考试……” （注：部分文字、图片摘在网络及《在未知的中国》。）
二〇〇七年元月二十八日
石门坎地标：石门
石门前的苗民
她的眼中，看得见未来吗
捉乌龟的姐弟俩
冰冻的树枝上，还有几片绿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