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有许多独有的文化器具，陶瓷就是其中之一，陶瓷既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构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也铺就了中国和海洋世界交流、互市、沟通的道路。

陶瓷与丝织品共同成为了中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纽带，它既为文化交流铺设了一座桥梁，也打响了古代“中国制造”的品牌标志。

中国瓷器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了，瓷器最早开始担任外交角色是在汉晋六朝时期。

唐宋时期，瓷器制造技术迅速发展，而明朝则是瓷器的鼎盛时期。

明朝时期，朝廷在景德镇开办了专供皇家*用御**的瓷器厂，召集了大量技艺精湛的制瓷匠人，制造了诸多精美瓷器。

正是因为有朝廷的支持，景德镇才成为了全国的制瓷中心，明清时期的瓷器种类多样、色彩绚丽，风靡了整个世界。

明朝初年，青花瓷成就辉煌，获得了“青花瓷之冠”的名号，青花瓷的辉煌既得益于生产力的提升、生产技术的革新、皇家统治者的支持，也得益于伊斯兰文化的演进。

“青花瓷之冠”得益于明朝国情和统治者意志

大明王朝是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正以布衣起家的皇帝，也是一位彻彻底底的农民军领袖。

因此朱元璋在位期间分外关注农民利益。

朱元璋出生于元朝末年一个穷苦家庭，元朝统治者当时为了掠夺更多的资源，享受更好的生活，频频出兵，开疆扩土，修建了许多劳民伤财的建筑。

并极大的打击了汉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元朝的统治者引起了天下汉民的高度不满，深受其害的朱元璋也选择加入了起义军的道路并过关斩将，建立了大明王朝。

明朝特殊的开国史和国情使得明朝在文化上分外关注道德与礼教，明朝是一个典型的泛道德主义国家，朱元璋登基后，将理学奉为了教化民众的正统思想。

明朝初年，百姓花了大量精力在恢复生产、开垦农田上，在朱元璋的号召和务实风气的影响下，明朝开国30年，全国基本已形成了“无弃土”的局面，百姓们屯田、修水利、垦荒，产出了大量粮食 。

朱元璋为了发展工商业，发展经济，还下令降低了商税率，百姓们也逐渐摆脱了饥荒的痛苦。

正是因为明朝初年，生产力得到了提升，所以明手工业才能迅速发展，到了朱棣统治的永乐年间，民间兴起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

明成祖朱棣为了原自己的帝王之梦，以靖难的名义从属地燕京一路打到了国都南京，并在夺得皇权之后，下令北迁，将都城由南京迁到了北京。

在朱棣往来南北的过程中，两地的漕运运输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彼时，南北交流频繁，沿河城市富裕，工商业兴起，为手工业的发展创立了极佳的环境。

陶瓷在中国本就极受皇亲贵胄、商人地主的喜爱，在商业繁荣的明朝初期，陶瓷业更是迅速发展，创下了极高的销售额 。

时间进到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之后，皇帝对百姓的统治力变弱，奸臣当道，土地兼并加重，出现过好几次农民起义，社会经济一度走向了停滞。

但是高坐庙堂之上的帝王和官员却依旧没有放弃对陶瓷等奢侈品的需求，即便是在最动荡的年代，陶瓷等手工艺品的生产也从未停止。

自宋朝开始，景德镇瓷器出现了官窑和民窑的区别。

顾名思义，官窑的目标群体是皇亲贵胄和官员，而民窑则是面向百姓的，明朝统治者为了区别身份，享用更加奢华精美的瓷器，还专门建立了为帝王烧造御瓷的御窑瓷厂。

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就曾记录过这一社会现象“洪武二年（1369），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 。

自洪武年间开始，官窑就一直在源源不断的向京城送去精美瓷器。

陶瓷的制造工艺较为繁琐，需要多方领域合作，为了提高效率，民间自发出现了东家出设备，雇员出劳动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明朝统治者发现这种情况之后，本着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往生产陶瓷之地派去了诸多太监监工。

这些太监到地方后与当地官员联合，搞得百姓民不聊生，景德镇一带还爆发过多次大规模的起义，一直到张居正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出现，明朝的财政危机才得到了抑制。

由此可见，明朝陶瓷文化的兴起交易和没落都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伊斯兰文化因素影响明初青花瓷业

明清两朝是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清的繁荣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情况，瓷器在海外的畅销也同样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影响。

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清朝之前的瓷器大多都是青白色或纯白色，而到了明清时期，瓷器的颜色和花样却产生了巨大变化。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进了青花瓷的改变与发展呢？

这不仅与中国陶瓷内在的发展规律有关，也与外来技术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伊斯兰艺术和欧洲文化就共同影响了瓷器的花纹与外形。

大唐王朝是中国对外交流最频繁的一个朝代。

彼时，以唐朝长安为中心吸纳了诸多类似于朝鲜、日本的国家，因此，唐朝服饰和唐朝器具也有日本文化的元素。

明朝的国情和唐朝则大不相同，明朝的前一个朝代是元朝。

元朝开疆扩土，使中国与阿拉伯产生了密切联系，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也改变了元代百姓的审美。

我们在看青花瓷的时候，会发现原青花瓷的瓷器体型庞大，装饰繁杂，颇有异域风格，这种瓷器既获得了国内百姓的喜爱，也激起了外国人的购买欲望。

明朝时期，有许多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向我们传入了诸多国外器具和艺术文化，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也同样促进了中国和阿拉伯人的交往。

从洪武年间到成化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有近七十批穆斯林进入过中国，他们来到中国后，加入了明朝的手工制造，为明朝的染织、直刺注入了新活力 。

永乐、宣德年间吸收伊斯兰工艺品的风格图样，制造了一批新瓷器，这些瓷器在被带到外国之后也受到了外国百姓的喜爱。

当时，青花瓷甚至还在外交的过程中充当了“使者”的身份。

刘新园先生在《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一书中指出，

阿拉伯人偏爱植物花卉，他们用几何思维将图案画会设计成繁缛的缠枝图案。

这种图案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梦幻之美，我们在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器中能频繁的看到此类图案的出现。

穆斯林注重天文学和数学，他们创立了许多特有的几何形装饰，而这种装饰也同样体现在了青花瓷的造型上。

例如瓶口六角、八角、三角的青花瓷就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穆斯林几何图的影响。

明朝瓷器在外交中担任重要角色，为后世留下丰厚物质文化遗产

明朝的手工业发达，经济基础较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共同为瓷器的多样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官窑便生产了大量道教元素道教题材的瓷器。

正德年间，伊斯兰文化兴盛，瓷厂便推陈出新，设计了新型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的瓷器。

这些瓷器放在国内，提高了百姓、官僚审美的多元，放在国外，业给明朝创造了大量收入。

在青花瓷出口海外的过程中，中国生产者人也与外国消费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一来一回之间又促进了青花瓷原料和技术上的交流。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决定下，明朝时期的青花瓷无论是从产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国人对于瓷器的喜爱从未消散，百年之后，满清入主中原，景德镇益恢复生产，彼时的景德镇仍旧是中国制瓷业的中心。

清朝统治者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了“督陶官”制度 。

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康乾盛世之时，中国的GDP达到了世界第一，丰富的原材料和富足的环境又创造了另一个制瓷的盛世。

明朝是官窑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而清朝则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明清两朝的瓷器无疑在中国陶瓷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直至今日，明清陶瓷依旧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

参考文献：

1.《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

2.《景德镇陶录》

3.《明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