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作者：Alina Cohen
谈到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世界上有两种观点。由朗·霍华德（Ron Howard）的国家地理天才系列第二季的预告片展示了一位发型华丽的西班牙画家。第一季讲述的是爱因斯坦的故事；第二季的选择表明在他们看来毕加索是仅次于提出相对论的人。
但是，浏览时事平台，我们会发现在观点完全相反的内容中提到了艺术家的名字。MeToo时代（一项反性霸凌，性骚扰相关的社会运动），记者称毕加索是艺术史上最严重的厌恶女性者之一，与托马斯·罗姆 (Thomas Roma) 和查克·克洛斯 (Chuck Close) 等当代罪犯齐名。这位西班牙画家不是英雄的创新者，而是一个辱骂、厌恶女性的卑鄙小人。
根据作家迈尔斯·昂格尔（Miles J. Unger）的说法，关于这位艺术家的现有文献也倾向于这些极端。“有两种类型的毕加索传记作家，”他说道。“一种是认为他不会做错的人，以及另外一种认为他不会做对的人。” 他认为，第一种方法掩盖了作品的真正灵感来源：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的愤怒和恐惧。第二个忽略了毕加索的作品对现代艺术的重要影响，以及它们为公众提供的快乐和新视角。在他的新书《毕加索和震惊世界的画作》中，昂格尔坚持第三种方法：“诚实”。特别是使用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1907）的故事，他试图概括是什么让毕加索如此具有革命性，但又如此应受谴责。
评论家称赞这幅画是艺术史上的分水岭，是立体主义和现代艺术的第一部真正的作品。“亚维农的少女是裂痕，是分隔过去和未来的裂缝，”卫报的乔纳森·琼斯 (Jonathan Jones) 在2007年写道。“在文化上，20世纪始于1907年。”
这幅标志性作品如今悬挂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画廊中，亚维农的少女描绘了五位裸体女性，她们的身体断裂成锯齿状。乳房变成了带阴影的菱形。膝盖骨和肘部采用奇特的锐度描绘。中间的三位女性以对抗的目光注视着观者，而两端的两位女性则是侧脸，凝视着画作。这些人物似乎在不同的世界，两个人甚至似乎都戴着面具。白色和蓝色的形状像床单一样在他们周围盘旋，而前景的桌子上放着水果。
昂格尔将这件作品的起源追溯到1906年夏天，当时艺术家和他当时的情人费尔南德·奥利弗（Fernande Olivier）从他们在巴黎的家冒险前往加泰罗尼亚的戈索尔市。此时，毕加索已经经历了他著名的蓝色和玫瑰色时期，在此期间，这些色调主导了他的艺术。
在戈索尔，毕加索创作了一幅名为《后宫》（The Harem，1906年）的充满性内容的画作，画中五名*女妓**伸展着身体打扮。一个高大的裸体男人左手拿着一个形状暗示的酒器，一边看着。昂格尔写道：“后宫这幅作品中的喜剧般的挫折将在一年后转变为亚维农的少女中掠夺性欲望和受挫欲望的更令人痛苦的情绪”。在那年夏天的其他画作中，毕加索引导埃尔·格列柯（El Greco）。他将画布视为“连续的多面体表面”，并使他的人物看起来“向前翻滚进入我们的空间”。昂格尔认为，这种特定的方法导致了立体主义的诞生。
1907年春天，25岁的毕加索购买了最终成为绘制了亚维农的少女的画布。作为一名绘画的狂热者，他在16本速写本上写满了他希望创造开创性新作品的初步想法。这位画家想要的“不是拓宽西方传统，而是要彻底摧毁它，创造出如此好战、如此挑衅的作品，以至于任何一方都不能放弃战斗，直到赢得胜利，”昂格尔写道。
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试图超越他的朋友和主要竞争对手亨利·马蒂斯 (Henri Matisse)，后者使用生动、不真实的色彩的野兽派方法使他处于艺术的前沿。事实上，毕加索的最后一幅作品在某些方面会回应马蒂斯1906年的画作生之喜悦（Le Bonheur de Vivre），这是一个充满裸体浴者的郁郁葱葱和性感的场景。非洲面具和保罗·塞尚的画作也对毕加索产生了主要影响。毕加索甚至购买了从卢浮宫偷来的伊比利亚雕塑，作为他试图打破绘画二维限制的灵感来源。
毕加索的朋友、收藏家和其他画家是率先看到这幅画的人。他的一位赞助人雷欧·史坦（Leo Stein）第一次看到它时居然笑了。该作品于1916年在巴黎一家名为“L’Art Moderne en France”的画廊展览中首次公开亮相。至此，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一样，正在以他新的立体主义风格快速创作。
记者最初对亚维农的少女怀有敌意，因为他们看到的裸体女性被砍断的身体而感到震惊。然而，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最终支持了这幅画作，他喜欢潜意识的翻腾、冲突。布勒东鼓励艺术顾问雅克·杜塞（Jacques Doucet）购买这幅画，他因此也开始了一个以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和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的作品为特色的备受推崇的收藏。1937年，MoMA馆长小阿尔弗雷德·H·巴尔 (Alfred H. Barr Jr.) 称《亚维农的少女》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画作”，并将其列为博物馆的优先收购对象。
但随着1960年代人们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开始转变，这幅画再次受到质疑。1973年，“新艺术史”的先驱卡罗尔·邓肯（Carol Duncan）以女权主义的名义对这幅画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她认为毕加索描绘的只是“蛇蝎美人”和“新的原始女性”原型。她认为，整幅画是对20世纪初女性日益增长的平等诉求的性别歧视。
当然，毕加索在女性方面的表现令人沮丧。事实上，昂格尔在1945年开始写这本书，当时64岁的毕加索带着他年轻的情人、刚刚毕业的弗朗索瓦丝·吉洛 (Françoise Gilot) 参观了巴黎的蒙马特街区。他带她去看一位可怜的、没有牙齿的老妇人，她曾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美丽人物，以至于她诱使画家的一位朋友自杀。这显然是对吉洛的警告，尽管她相对年轻，但她无法逃脱时间的影响。这也确实是一种奇怪的诱惑。
当然，这只是毕加索对女性的思考中的一小部分。其他关于性别的精选引语包括：“对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女人——女神和擦鞋垫”，“女人是受苦的机器”。昂格尔推测这种态度在作品中很明显。“你不能在不怀疑这是一个与女性有一定问题的艺术家的情况下看着亚维农的少女，”他解释道。
无论是好是坏，作品不断受到争议的性质都说明了艺术家的潜力和他的影响。“艺术作品最终安定下来，变得受人尊敬，”琼斯写道。“但是，100年过去了，毕加索的作品仍然如此新颖，如此令人不安，称其为杰作似乎是一种*辱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