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13年之前，您的科室主要工作是心脏外科，您是怎样在夹缝中做胸壁外科工作的？
王文林院长：尽管我们科室主要的工作是心脏外科，但做这样的工作并不容易，尤其在广州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大环境当中，我的科室几乎是从零开始做的心脏手术，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早期由于心脏外科手术开展较少，根本无法维系科室的正常运营。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同时做胸外科手术。如前所述，由于我们始终没有把胸腔镜手术当成重点，因此使我的科室更适合做胸壁外科手术。当时对胸壁外科发展的信心还来自另外一种觉悟，也就是对手术数量的认知。当时心脏外科界一直流行一种观念，那便是手术数量的比拼。手术数量几乎是衡量心脏外科水平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标准在心脏外科领域早已盛行，而胸外科圈子里的人们尚没有意识到手术数量的重要性。当时我有一种预感，胸外科领域迟早也会把手术量当成衡量科室水平的唯一指标。为此我曾向医院专门做了报告，建议立足心脏外科，重点发展胸外科，使我院胸外科的手术数量超过其他医院。而发展胸外科的手段就是专门做别人不做的或者忽略的胸壁外科手术。这样的理念即便放到今天都依然是非常超前的。但是，当时医院的态度很明确，领导们更看中高大上的心脏外科，不屑于让我去发展胸壁外科。这无疑延迟了我们发展胸壁外科的步伐。由于我们医院心脏外科的底子差，再加上周围有太多强大的对手，使我们的心脏外科道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非常幸运的是，我并没有让领导失望。我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心脏外科的迅猛发展。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做心脏手术，到2012年，科室心脏外科手术全年的手术量已经达到306台。这是个非常骄人的成绩。依照我们医院当时的规模和地位，一年能做这么多台心脏手术已经算是极限。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心脏外科必然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并成为科室绝对的主力业务。如果真那样，胸壁外科工作也不可能再有大的起色。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医院领导做出了一项改变学科发展命运的重大决策。医院决定将心脏外科剥离出我的科室，另外成立了独立的心脏外科，我的科室只剩下胸外科部分。于是乎，我这个专业的心脏外科医生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胸外科医生。对于我个人来说，医院的决定对我自己的发展极其不利，但从反面讲，却为我发展胸壁外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手术中的王文林）
记者：从2013年开始，您开始全身心做胸壁外科工作。您是怎样起步的？
王文林院长：心脏外科与胸壁外科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专业，其中的转换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之前我虽然非常看好胸壁外科的前景，但对胸壁外科的认知非常初浅。当真正开始相关工作时，我遇到了真正的困难，几乎无从下手。为了把工作做下去，我只能先找一个突破口进行尝试。经过反复的思考与观察，我最先瞄准的突破口是一种特殊的疾病，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漏斗胸。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疾病做突破口，有几个原因：首先，漏斗胸发病率相当高，之前我曾遇到不少这样的患者。如果从这个疾病入手，将有利于工作的起步与开展；其次，当时流行的漏斗胸手术由美国人Nuss医生发明，叫Nuss手术。这种手术风靡全球，却有巨大风险，主要的风险来自对心脏的损伤。正因为如此，一般的胸外科医生都不敢做这个手术。但是，由于我是心脏外科出身，这样的风险对我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可以非常轻松地驾驭这个手术，不仅保证没有风险，而且可以非常完美地完成手术；其三，我的医院是综合医院，可以收治每个年龄段的漏斗胸患者。当时很多漏斗胸患儿手术是由小儿外科医生完成的，我们医院收容没有年龄限制，这意味着我们的收容有明显优势。
找到漏斗胸这个突破口之后，我开始全方位发力。为了全力以赴做好这个工作，我首先断了我自己的退路。从2013年9月份开始，我在全科宣布，从此后我将不再做胸腔内的所有手术，那些手术留给科室其他人员做，我只做漏斗胸手术。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举措，尤其对于一个科室主任来说，几乎不可思议。等我开始履行我的诺言时，很多人等着看笑话，等看着我失败。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当中，我真的一个病人都没有。那时各种压力开始向我涌来，如果不是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几乎要放弃了。但我最终坚持了下来。我继续不懈努力后，病人开始找上门来，并逐渐多了起来，我的胸壁外科临床工作正式起航。
记者：您是个专业的心脏外科医生，您热爱这个专业吗？放弃这个专业后您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您选择了一条所有人都觉得极其艰难的道路，您哪里来的勇气？
王文林院长：我热爱心脏外科，为了这个专业，我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还做了博士后，我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即便到了今天，我依然热爱那个伟大的专业。但是，医院的发展是大事，作为医院的一份子，我必须服从医院发展的大局，所以当组织决定下来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我必须面对现实，接受挑战。而在当时的处境中，做胸外科工作虽有固定的病源，却因为竞争过于激烈而难以建立品牌。因此，为了学科的发展，我不得不破釜沉舟，去挑战新的极限。
记者：您这种精神不得不让人佩服。这是不是与您曾经的军旅生涯有关呢？
王文林院长：肯定有关系。我毕业于军医大学，那不仅是个医学院，更是真正的部队。部队是个大学校，不仅教会我专业知识，更培养了我不服输的战斗意志。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学科之所以能不断前行，与这样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时期的王文林）
记者：在起步阶段，您遇到了很多困难，而正因为您有了不服输的意志，才使您的工作不断推向前进。这样的意志和精神真的令人佩服。经历过起步阶段的艰辛后，您是怎样一步步把学科建设向前推进的？
王文林院长：从最开始做漏斗胸手术起，我就有了强烈的建立品牌的意识。正因为如此，我会对手术质量严格把关，把服务做到极致。我的工作很快为我赢来了不错的口碑。病人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病人前来就诊，很快我便成了做漏斗胸的名人。再后来，除了一般的漏斗胸患者慕名而来找我手术外，还有很多兄弟单位手术做坏了的漏斗胸患者也来找我做手术。这使我有了更多机会去接触更为复杂的病例。这样的病例做多了，对手术的理解也更加深刻。经过大量的实践我发现，Nuss手术除了上述风险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弊端。为了消除这些弊端，我开始瞄准这种手术方式做术式改良。第一个改良术式是后来的Wung手术，这是一款全新的手术。由于采用了大量新的理念和技巧，使手术方式彻底简化，最终使漏斗胸手术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手术。
在治疗漏斗胸患者的过程中，很多患有其他畸形的患者也前来我的科室寻求治疗，这让我又接触了更多其他畸形患者。为了把这些畸形矫正成功，我一边广泛查阅资料，一边做技术攻关，很快设计出大量针对不同畸形的新手术。这些手术包括Wenlin手术、Willine手术、Tesla手术以及我后来发明的最核心的钢板固定技术，也就是Wang Technique。这些手术和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我们治疗畸形的范围大大增加，整体技术水平也飞速提高。我们完成的特殊畸形手术包括Poland综合征、胸廓发育不良综合征、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Jeune综合征）等复杂畸形手术。这些手术都是极具挑战性的手术。这些手术的开展，使我们全方位超越了其他作者的技术，为我们赢得了更好的声誉。
在治疗各种畸形的过程中，除了现有的畸形外，我们还接触到很多全新的畸形。这些畸形特征鲜明，需要用个性化的手术才能完成治疗。为了使这些畸形的诊疗工作更规范，我们对这些畸形做了新命名。这些新命名的畸形包括沟状胸、鞍状胸、Wenlin胸、侧胸壁凹陷畸形以及扁鸡胸等。新畸形的命名不仅丰富了畸形的种类，也极大程度推进了胸壁畸形的认识和治疗。由于我们围绕各种胸壁畸形做了大量的技术攻关，并做了很多理论方面的研究，最终使我的科室成了全国著名的胸壁畸形矫正中心。我本人的名气也很快飙升，终于引起同行的关注。为了学习我们的技术，国内大量医院的同行开始邀请我们到其医院协助开展手术。同行的认可为我们赢得了更好的口碑，胸壁畸形手术成了我的科室最主要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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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自《当代科技频道》，通讯员：蔡斌，罗娟。记者，张千瑜。编辑，王梦娇。2023-06-16 15:52）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