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外
如今，当一战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并不遥远的时光，却像在回忆尘封已久的悠悠往事一般。
仿佛有一个炮火连天、暴风骤雨的百年把生活分割成了两部分。一切都变动了位置。似乎是突如其来的撞击让一切都移位了。如今我们会嘲笑那些曾经被我们看重的东西。我们会原谅自己从前的轻浮，原谅自己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活、社会关系和自我时的那种幼稚和笨拙。如今我们觉得一九一七年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宛如童年的故事，虽然当时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二十多岁了。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没有像其后发生的所有事件一样完全占据人们的思想。当时在俄国生活仍照常运转，并未受到战争多大的影响。每当未来主义者们或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登台表演的时候，综合技术陈列馆的讲堂里总是挤满观众。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照样俘获大家的心灵。艺术剧院在强烈的痛苦中寻找着新的哈姆雷特。莫斯科的“星期三”文学小组继续在作家捷列绍夫[1]家聚会，但在这些聚会中作家们很少谈及战争。宗教哲学、寻神论、象征主义、复兴古希腊哲学的号召——这一切都与进步的革命思想并存，试图控制人们的头脑。
我出身于一个中等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统计员。像当时大多数统计员一样，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从小我就常听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高谈阔论，谈自由，谈革命的必然性，谈备受压迫的劳苦大众。
这些谈话一般都是在饭厅喝茶时进行的，每次母亲都会用眼神提示父亲——我们这些孩子还在场，她总是对父亲说：
“格奥尔吉，你又谈得忘乎所以了。”
他们提到的数百万受苦受难、一贫如洗的民众，在我看来指的就是农民。关于工人的事我听到的不多。在我们的圈子里很少有人提到“无产阶级”这个词。有时大家会谈到“手艺人”“工厂工人”，这些名词总能使我联想到基辅的郊区、拥挤的工棚和*工罢**。
每次当我听到“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词时，不知为什么我总认为，我们俄国所有的无产阶级都集中在烟囱林立的彼得格勒，在一些像普季洛夫和奥布霍夫一样的大工厂里。
由于这些孩子般幼稚的认识和对文学的狂热痴迷，二月革命前我对革命运动一无所知。
那时我认为“革命者”一词代表的就是一种异常勇敢、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精神。
但也不能说我的青年时代就与革命运动毫不相干。我是一九〇五年那些事件的目击者，知晓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全过程，也了解喀山铁路事件、“波将金”号战舰和“奥恰科夫”号巡洋舰的起义，还崇拜过施密特中尉。但首先占据我的头脑的却是革命事件中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一面——暗中破坏、地下印刷所、*药炸**、定时*弹炸**、流放地的逃亡、激情四溢的演讲。
很长时间我都无法认清这些事件的实质，只能模糊地把它们定义为“为自由而战”。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之前，我一直活在这样的模糊认识中。战争爆发之后，我才开始醒悟，认识到发生在俄国的这些社会事件意味着什么。
一九一四年的莫斯科是战争的大后方。只有看到大批在城中走动的穿褐色病号服的伤员和那些穿丧服的女人时，人们才会联想到战争。
有一天，我设法参加了一场“星期三”文学小组的活动。作家们在格鲁吉亚街附近胡同的一座老宅子里聚会。
我坐在后排，一动不动地一直坐到了活动结束。我很害怕让人发现后被赶出去，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票乘车的乘客一样，尽管我周围也坐着几个跟我一样的年轻人。但他们毫不拘束，这就让我觉得更加难为情了。
我的脸很烫——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这些作家。我始终认为，尽管他们穿着普通的外套，说着跟我们这些凡人一样的语言，但他们对我们而言，仍然是遥不可及的。这种遥不可及就是天分，就是自由支配思想、形象和语言的能力，而这种天分当年对我来说不啻一种魔法。我注视着每一位作家，就像看到了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真正传人，就像看到了俄国诗歌和小说传统的守护者。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普希金的说法，他认为有时作家和诗人比“卑微世界的渺渺众生”更加微不足道[2]。我无法把作家及其创作分割开来。
因此，当我看到出现在这里的每一位作家时，我都会心潮澎湃：剪着马车夫头型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头发蓬乱、酷似土地丈量员的伊万·什梅廖夫[3]，异常平和的扎伊采夫，用低沉的声音朗读短篇小说《赞美诗》、神情淡漠的布宁[4]。
我期望能在“星期三”聚会中看到马克西姆·高尔基。但是他没有来。
我身旁坐着一个中年人，浑身上下的衣服皱巴巴的，应该是个肺痨病人。他老是用一块深色的手帕捂着嘴咳嗽，眼睛却闪闪发亮——很显然，他异常激动。他认真地听着台上作家所说的每一个字，随后转身对我说：
“啊呀，俄国多美好啊！啊呀，多美好呀！”
我是和这个人一起离开的。他住在普列斯尼亚城门外，我们正好顺路。
银白色的月亮挂在光秃秃的枝条上方。微微冻上的落叶在脚下窸窣作响。从住户窗户透出的灯光落在我这位同伴的圆顶羔皮帽上。原来他是瑟京[5]印刷厂的一名排字工人。他叫叶利塞·斯韦尔奇科夫。
“我是在外省长大的，”他对我说，在路上他不得不时常停下，咳嗽几声，“在卡申市。从年轻时起我就一心迷恋文字，但总是感觉眼高手低。我没有运用语言的天赋。我能正确理解词语，可以这样说，我能触摸它，品咂它，了解它的各种性质，但我不善于遣词造句。年轻人，每个词都包含了很多意思，作家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词和同类词放在一起，以便使它在读者心中引发必要的共鸣。这里就需要天赋了。要有灵光闪现！作家从不去东拼西凑——需要的词语都是信手拈来，就像排字工人一样，不用看就能从活字分隔盘里取出需要的铅字。一旦他把词语放到正确的位置，那就绝对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动它了。否则他那奇妙的建筑就会轰然倒塌。”
“那您尝试过写作吗？”我问排字工人。
“尝试嘛我倒是尝试过，如今还在尝试之中。没什么成效！我有这么个习惯——每逢节日就去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或者去鲁缅采夫卡[6]，然后选一幅最让我心旷神怡的画，望着它，想象自己身临画境。比如说，萨夫拉索夫[7]的《白嘴鸦飞来了》，或者是列维坦的《三月》。萨夫拉索夫的画中有我的整个童年。俄罗斯泥泞的春天，水洼遍地，刮着冷风，天空低垂，还有潮湿的篱笆和乌云。而列维坦的《三月》呢，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但也非常亲切，也是典型的俄罗斯的春天——冰雪融化时的水滴，树林上空的蔚蓝天空。知道吗？当冰锥上融化的水往下滴答作响时，阳光会随同每一颗滴答的水珠滚落屋檐。这一切我都真切地看到了。我就是这样看画的，回到家之后，努力用文字在练习本上把画作描绘出来，我的用意是，我要像画家用赭石、浓黄和钴蓝作画一样，用文字来表现画作。我要使那些平生从未见过这幅画的人，通过文字就能想象出画上的一切妙处。让他，对不起，能闻到春天里畜粪的味道，能听到白嘴鸦的欢叫。这种描写我写了上百篇。不久前我把它们拿给一位作家看——他的名字恕我不提。当时我紧张得浑身哆嗦，连我都可怜起自己来了。他读完之后说：‘这些，当然了，都写得很文学化，而且非常通顺，但是却毫无意义。’‘我吧，’他说，‘宁愿去看真画，也不想透过您的描写去了解这幅画。’‘您这是怎么了？’他说，‘老兄，怎么想起要和萨夫拉索夫、列维坦或者科罗温[8]一较高下呢？他们显然都不是草包呀。’我反驳了他。‘因为我，’我说，‘有一个想法，要让词语发挥出视觉效果来，就像画家画布上的颜料一样。’‘那这就是，’他说，‘彻底的四不像。’于是我就带着这些‘四不像’离开了他。我想明白了一点：我没有驾驭语言的天赋！太可惜了！不然我本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这点我能感觉得到。”
我把排字工人送到了家。他住在一所狭窄庭院的最里头，院子里放满了生锈的破铁床：这栋房子里有一家制床厂。
斯韦尔奇科夫邀请我常来他家，最后还说：
“我住的地方到处都是床，可自己睡的却是个简易木床。这些床都是旧床，是捐赠的。它们修一修就会被送去士兵医院。都是战争的缘故。我真是不理解，为什么要打仗。缺乏友爱就会有战争。要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都能同心同德，我们就会对战争说‘不’！到时所有这些嗜血的胡闹也就自然消失了。我就是这样梦想的——要是有人能教会我们相互友爱就好了。难道世界上连这样的人都找不出来吗？”
斯韦尔奇科夫敲了敲一扇低矮的小窗。窗子里没有回应，但随后却听到一个女人号啕的哭声。
“她不理解我！”斯韦尔奇科夫叹了口气说，“脆弱的女人。我也许只能活一年了。即使这样，她也不理解。请您见谅，年轻人。”
我道了个别就走了。大普列斯尼亚街上一片寂静，甚至听得到夜间守卫打哈欠的声音。路灯下乞乞金和布兰多夫两家乳制品商店外墙上白、蓝两色的瓷砖泛着毫无生气的微光。如果在一个街角有一家贴着白瓷砖的乞乞金乳制品店，那么对面街角一定会开一家蓝瓷砖装饰的布兰多夫乳制品店，目的就是要与邻居抢生意。
家里人都已经睡下了，甚至连扎哈罗夫的房间也熄了灯。我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躺下。昏暗的路灯光线透进屋子。
我躺在那里，想着那个卡申市来的抱病的排字工人。这些思绪并没有让我感到痛苦，相反，我却觉得内心平静。祖国处处有人才啊！在俄国的城市和乡村，谁知道还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人！几万，几十万？这些人把多少聪明才智、奇思妙想和一双“金手”都献给了自己的国家，用来赞美它、讴歌它，使它变得更加美丽富饶。
排字工人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用俄语能创造出杰作。生活中和我们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法用俄语表达的：音乐的动人旋律，光谱的缤纷色彩，光的变幻莫测，花园的声响和光影，朦胧的梦境，雷暴沉闷的轰鸣，孩童的低声絮语和海滩沙砾的喃喃细语。没有一种声响、色彩、形象和思想——无论复杂还是简单，不能在我们的语言中找到准确的表达方式。
从货运站、备用铁路线和火车站的方向传来了蒸汽机车的汽笛声，偶尔还能听到马车驶过卵石路面的轰隆声，在这样的城市夜色中人很容易陷入遐想。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久久凝视着窗外的动物园。园子里一片寂静萧条，在莫斯科灯火昏暗的街区群中它就像一座巨大的黑色孤岛。
我转过身，发现桌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应该是妈妈留的便条。我拿起它，随手划亮一根火柴，我看到了一封从基辅来的电报，上面的斜体字写着：
分到工兵部队，即赴西线，待有机会写信时另行通知前线地址，勿念，吻你，加莉娅、科斯季克。鲍利亚。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鲍利亚要上前线了！我突然觉得无地自容。我在他面前有什么可自大的呢？就因为我有一点对艺术的朦胧向往吗？还没有写出一行像样的文字，我就已经把自己列入了未来作家的行列。我嘲笑他的房间、他的混凝土桥、他的生活哲学。但这种哲学又有什么可笑之处呢？不管怎样，他都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像犍牛一样勤劳肯干，从不撒谎，也从不逃避自己的义务。即使他更喜欢亨里希·显克微支，而不是契诃夫，那又算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呢？我与偏见势不两立，却又被无足轻重的偏见左右了自己。
我划着第二根火柴，又读了一遍电报，暗自思忖：为什么妈妈不等我回来，而是把电报放在桌上呢？为什么？也许她知道我对鲍利亚的态度，在现在这种艰难时刻，如果从我脸上看到证实这一点的表情，她应该会很难过。
我穿上衣服，去了妈妈的房间。她还没有睡。我们并排坐下，我抚摸着她花白干枯的头发，不知该怎样安慰她。她轻声地哭着，害怕吵醒加莉娅。
这时我才明白，青春有时是多么残酷和不公正啊，尽管它充满了崇高的理想。
天亮前妈妈才睡下。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售票员的制服，拿着空挎包，蹑手蹑脚走出了家门。
灰蒙蒙的光线从脏兮兮的窗子透进楼梯。几只发胖的老猫在台阶上打着呼噜。
两轮卫生车不时发出隆隆的响声，沿格鲁吉亚街向布列斯特铁路货运站的方向驶去，它们绿色的防水车棚上印着红十字的标记。动物园里丁香树上枯萎卷曲的叶片不断飘落到马路上。清晨的大雨打在落满尘土的淡紫色枯叶上，打在卫生车的防水车棚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1] 尼·德·捷列绍夫（1867—1957），俄苏作家。1899年成立“星期三”文学小组，该小组在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2] 引自普希金的诗《诗人》（1827）。
[3] 伊·谢·什梅廖夫（1873—1950），俄国作家。1922年侨居国外。
[4] 伊·阿·布宁（1870—1953），俄国作家，1920年侨居西方，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5] 伊·德·瑟京（1851—1934），俄国启蒙派出版家。
[6] 鲁缅采夫卡，即鲁缅采夫博物馆，创建者是俄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尼·鲁缅采夫伯爵，里面收藏着他所收集的书籍和手稿。
[7] 阿·孔·萨夫拉索夫（1830—1897），俄国画家、巡回展览画派艺术家。
[8] 康·阿·科罗温（1861—1939），俄国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