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史》，有一件事是十分遗憾的，那就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皇帝宋仁宗赵祯贤明，底下又有欧阳修、范仲淹、富弼等一帮千古名臣，他们共同合作进行了一项又一项改革措施，史称“庆历新政”，最终居然一无所获，让人不禁陡生疑惑，这是为什么呢？
庆历新政，一次失败的政治革新。（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庆历四年三四月间（公元1044年），宋仁宗陆陆续续收到一些臣子们相互递送上来的一些小报告，这些小报告毫无例外的都指向朝中有人结为朋*党**，祸乱朝政。
这个时候的宋仁宗很是相信范仲淹，于是，当看到越来越多的小报告交到他手里后，他决定找范仲淹问一问，想看看这位贤臣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不。但他又不好叫范仲淹单独奏对这种事情，所以皇帝最后在朝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赵祯向着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结为朋*党**营私，难道君子也会结*党**吗？”
影视剧中的北宋朝堂。（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朝臣们众说纷纭，但皇帝心里就想让范仲淹说，其他人的意见他也没怎么听。终于，轮到范仲淹开口了，这位有着当时第一君子之称的贤臣极其胸怀坦荡的对着皇帝说：“我在边关的时候（范仲淹曾驻守边关，与西夏对垒），看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党一**，怯懦的人也自成*党一**。我们的朝廷其实也一样，也存在正邪两*党**，陛下只要圣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坚，作出判断。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又有什么坏处呢？”
好巧不巧的是，就在范仲淹的言论让皇帝极不舒服的情况下，另一位贤臣欧阳修干脆直接给朝廷递上了一篇文章，名曰《朋*党**论》，他在文章中阐述了和范仲淹差不太多的意思，对*党**派问题丝毫不加掩饰，反而极其大方的承认大家都在结*党**。只是，有人是以利益为基础结的*党**，是为“伪朋”，而有人则是以君子之道相交，是为“真朋”。欧阳修还提出，“皇帝应该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千古第一完人范仲淹。（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这下好了，宋仁宗听完范仲淹和欧阳修的这些答案，心里冷不丁的咯噔了好几下，他沉默了好久，一股子杀气噌地就往上冒。
“庆历新政”宋仁宗赵祯当政期间的一项重要政治改革，主旨是要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主要改革方向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它以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为中心，同时兼顾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
修史的最后败给了历史，也是有点讽刺。（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庆历新政有没有点作用呢？还是有的，通过这次改革，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淘汰，一批务实能吏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有所起色，宋朝多年来冗官冗员容兵的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但是，这场开始得有些轰轰烈烈，又有明君贤臣加持，看上去无限美好的一次改革，居然仅仅只维持了三年，它改革从庆历三年开始，到庆历五年就结束了，结束的标志就是改革派领导人物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而此次新政失败的导火索恰好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那个关于“结*党**”的故事。
韩琦，另一名臣。（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那这项改革新政为什么会失败呢？答案其实就在上面这则故事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欧阳修、范仲淹、富弼等所谓的君子太过于实诚，太缺乏政治智慧了，毫不客气的说，这群贤臣在政治上简直有点小儿科。
其实不止宋朝，自有王朝开始，官员臣子结*党**那是常有的是，汉朝的*党**锢之祸，唐朝晚期的“牛李二*党**之争”，哪一个不是充满了残酷甚至血腥的画面，但生于这两大王朝之后的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似乎没有记住过历史，尤其让人觉得讽刺的是，欧阳修就是《新唐书》的主要编纂者。
持续时间超长的唐晚期牛李*党**争，我不信欧阳修不记得。（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历史该怎么读？唐太宗李世民早有结论，要“以史为鉴，方能知得失”，但是，修了《新唐书》的欧阳修和他的朋友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完全置千古圣君唐太宗李世民的名人名言于不顾，自顾自地导演了一出自以为光明磊落实际上相当幼稚的“朋*党**之论。”
当范仲淹说完那番话，欧阳修抛出他的名作《朋*党**论》后，他们的对手，顽固派贾昌朝、夏竦等高兴到不知所以，他们奔走相告、弹冠相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局他们赢定了，再无失败的可能。
反对派的夏竦也是个名臣。（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因为对宋仁宗来说，新政不新政他都可以放在一边，他的庆历王朝还是宋朝320年天下间的巅峰盛世，虽说后世的我们已经通过史料看出了那个时代存在的巨大王朝隐患，但当局者迷，他们是不清楚的。而天下所有的王朝，其构建的核心基础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要维护皇权的稳固性和平衡度，除此以外，都可以是细枝末节。
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不让权臣有机会结成足以影响皇权的势力，宋仁宗决定狠下心肠，终止了自己和所谓的贤臣们一手创立起来的“庆历新政”，对他来说，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毫不动摇，就是他这个皇帝最大的本分。
在皇帝心里，没有什么比皇权的稳固更重要。（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这一点上，新政的反对派贾昌朝、夏竦等就高明得多，他们召集了所有亲信，给他们明确了一个原则，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便是皇帝把刀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你们都不要承认自己结了*党**，这是首要之义。而范仲淹、欧阳修等千古贤人则恰恰相反，陛下啊，我们是结了*党**，但我们是君子，是好人，你要相信我们啊。
宋仁宗估计心里一阵发麻，相信你个锤子，我皇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不好吗？非要我允许你们结*党**来故意针对我？我是不是脑子坏了？你们说你们是君子和好人，可谁又知道呢？知人知面还不知心呢。算了，你们还是走吧，我也不杀你们，免得坏了我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优良传统。
相信你，有时候也是讲限度的。（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公元1045年，也就是庆历五年，对改革派已经心生防备的宋仁宗最终还是放下了屠刀，他毕竟是天下第一的仁义皇帝，能不杀就不杀吧。但是，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等改革派核心成员逐渐被逐出京城，放任外地为官，而那个一度硕果累累的“庆历新政”从此就销声匿迹，宋代仁宗朝一次伟大的改革尝试由此终结。
新政失败后，宋代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加倍，民族矛盾尖锐，进一步加速了北宋王朝的灭亡。二十多年后，另一个改革大才王安石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的改革持续了十六年，部分庆历新政中的措施得以重现天日，但是，王安石纵有天赋之才，也难以对根深蒂固的王朝痼疾能有什么彻底解决的办法，最终，王安石变法也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范欧二人均有很大责任。（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后人往往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其本人，但在我看来，仁宗朝的这一批所谓的贤臣也要为此担负起相当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你们这一代明君已在，贤臣毕至，按道理正是做大事的好机会，可惜，主修历史的这批人居然最后败给了历史恶疾的循环，你说悲哀不悲哀？！
明末大儒，船山先生王夫之曾有一言，他说宋仁宗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首鼠两端、有始无终，最终导致了庆历新政失败，甚是可惜。但船山先生明显还是陷入了君臣互信的陈年老调之中，而独独没有看出来，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其实是改革派的欧阳修、范仲淹等人政治上太过幼稚，触碰到了皇帝所能接受的底线。
船山先生看问题还是太表面了。（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八十多年后的1127年，在王朝痼疾不断叠加的情况下，加上宋徽宗和奸相蔡京等人的昏庸无道，金军铁骑由塞北长驱直入，直取北宋首都汴梁，北宋亡，中华文明史上上一个千年的悲剧由此诞生。
而这，不知道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看到之后，会不会还要坚持自己的君子之*党**无罪的那个论调呢？#翻阅2022#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