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律

编辑/李律

前言

唐朝时期，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关系融洽。能有如此盛况是因为“法律”的存在， 被称为 “法典之王” 的《唐律疏议》， 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也对当代人的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唐朝的婚姻、家庭，除了与前朝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特点。

本文旨在探讨唐朝家族内部地位 ，分别从 家族和家庭 两个不同概念进行解析。

“家庭”这个说法， 起源于西周时期的父权制 ，在家族的规矩中， 宗子掌握着财政大权 ， 同时也是家族中重要事情的策划人 ， 比如婚礼、葬礼等等 。而在 “家族” 之中，则是有一位 族长 ， 他起着掌管祭祀，处理族中争端的作用。 比宗子的权利要小上许多， 而且族长没有自己的财产 ，家族中的各个家庭也都是独立的， 家庭中的事情，都是家中长辈自己处理，族长并不插手。

家庭属于一起生活的亲属团体， 它的范围相对于 家族 来说比较小 ，具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父家长型的家，也就是 直系亲人同居共财 ，另一种就是复合型的家， 也就是旁系亲人同居共财 。

男性与其他直系亲属之间的身份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男性至上，所以在婚姻和家庭中，女人永远都是男人的附属品， 这些都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 就像 《韩非子·忠孝》 中所说的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 在唐朝，男女之间的感情也是这样。 “夫为妇天，尚无再醮” 、 “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 、 “夫者，妻之天也” 等，在 《唐律》 中屡见不鲜。

在 《唐律》 中，男女关系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对男女的规范上，即 “夫犯妻”从“少” ， “妻犯夫”从“多” 。 夫妇之间互相殴打，刑罚一样 ， 妻子殴打丈夫，惩罚较重，丈夫殴打妻子，惩罚则轻一些。 “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过失*伤杀**者，各减二等”。“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过失杀者，各勿论。”

很显然，女人的身份比男人低，仅仅相当于丈夫的卑幼。除此之外， 丈夫对于自己的老婆享有完全的权力。但有一点，那就是不允许丈夫出卖自己的妻子 ，在 《和亲条例》 中，有一条明确的规定： “ 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两年；妾，减二等，各离之。即夫自嫁者亦同，仍两离之 ”。 但在唐代晚期，由于灾荒和战乱的原因，人们对女性的买卖并不能完全禁止。

据《通鉴》记载，唐朝乾符年间 ：“凡有贡赋和三司之款者，各州县皆有其所需，其所取者，皆为其所用。”

唐朝有 “七出”、“义离”和“和离” 三种不同的离婚方式，七出是最普遍的一种，可以在丈夫单方面提出离婚的情况下解除婚约。 七出包括无子，淫佚，不事姨母，多言，偷盗，妒忌，多病。按照常识，七出中的妇孺不能单独归咎于妻 ，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每个时代都会诞生一些特殊的 “体系” ，七出能在唐朝诞生是有缘由的。

在中国古代，“家”与“国”是一种统一的关系，而“家”又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构成。 因此，一个国家要想实现 “家” 的 长期繁荣 ，必须要把这个“国”字放在“家”上。七出制度在家庭伦理、宗庙祭祀和家族财产分配上均以家族的福利为出发点。

在服法上，为父服斩衰，为母仅服齐衰，为祖父母服齐衰 ，但是， 在法律上 ，祖父母和孙子女的关系，可以参照父母和孩子， 这是一种完全顺从和被顺从关系。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男子在家族中占有绝对优势 ，他们可以随意惩罚女方，女方只有服从自己的夫君，但在唐朝时期， 由于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男子统治也遭到了一定程度冲击。

女性与其他直系亲属之间的身份关系

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比前几个时期都要高，就连武则天这位一国之君都是女性。这主要是因为： 唐朝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 ，儒释道思想在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佛教提倡 “众生平等” ，而道教则提倡 “人格解放” ，有助于摆脱儒教 对女性的 “禁锢” 。

其次，从政治上看， 唐朝正处在一个世家大族没落与瓦解的时期 。与之相应，选拔官员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平民家庭官员开始出现在社会上。 他们对平民百姓的苦难表示同情， 从而使唐朝的政治走向了一个更加宽松的发展道路。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中， 女性们敢于去追逐自我的解放。

最后， 由于受到胡人风俗的影响 ，唐朝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唐朝， 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婚姻是很常见的 ，比如唐世祖的 独孤氏 、 窦氏 、太宗的长孙氏， 都是被汉化的胡人。 胡人给 传统礼仪束缚下的汉族带来了生机 ，胡风对唐朝的社会习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例如，在女性服装上，开始出现了类似于少数民族，但却被传统礼仪认为是 “不雅” 的露胸细袖衣裳。 这种开明的社会氛围，使得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得以提升。

可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由于受到 伦理道德的约束 ， 其个人在家中的位置始终无法获得彻底解放。 作为一个女人，她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责任为准则。女性对其丈夫的责任主要有两种： 贞操义务和同居义务 。 唐律中的 “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就是对这两条刑期的最好诠释。

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一点体现在 女性对 “离婚” 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

正如前面提到的，唐朝的离婚以七出为主，但因为唐朝的婚姻制度深受胡俗的影响。和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 “协议离婚” ，非常流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 女性的离婚权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比如，在《唐律》中，可以要求离婚的条件是 ： 丈夫殴打妻子的亲人，丈夫杀死妻子的亲人， 丈夫强奸妻家女眷 ，以及还规定“ 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

在这一时期，以妻子为主要代表的离异事件多有发生，例如 ： 唐初刘寂，他的妻子夏侯夫人，因为她的父亲已经瞎了，所以她坚持要和刘寂离婚，以便回到家中伺候年迈的母亲。中唐时期的杨志坚， 家庭贫困 ， 其妻王氏执意要与其离，当时的县令严正廷，虽觉其行为不妥，仍裁定与其离。

女性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单方面的离婚，在被 “三从四德” 所束缚的中国古代，几乎是无法想像的， 但在唐朝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 可见女性在这个时代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遗孀有权再次结婚 。 因为在唐朝， 人们对于贞节的重视程度较低 ，因此，在唐朝， 守寡的女性在守孝结束后，可以再次结婚。 以王妃来说，唐朝一共有 211位公主 ，可查到的 出嫁的有123位 ，再嫁的有24位 ， 其中还有三次嫁人的。 连 上流社会都是这样 ，普通人更不会以 “从一而终” 为准则。

贞观年间，唐太宗发布了一道 《劝人再嫁的旨意》 ，其中明确指出 ：“男二十岁，女十五岁，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制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妇合。” 这一制度的实行，既受当时民风松散的作用，也与提高赋税有关。唐朝的赋税制度采用了 租调庸制度 ，同时，政府还对一些人进行了免征， 包括了寡妇和小妾，所以，鼓励她们改嫁也是一种增税的手段。

唐朝的律法， 也很重视丧偶女性的权利 ，如果妻子想要为亡夫守志， 除非是最亲近的长辈，否则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唐律中有一条 ：“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 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 ：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唐朝之后，宋朝教育更加注重对肉体的束缚，这个时候，男人心中的 “处女情结” 逐步被加强。 而裹脚等破坏肉体的恶俗行为也开始出现，以此来取悦男人。这又从侧面证明了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 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女性在家中的作用也随之增强 。高宗上元三年武则天上书"子父在三年"，是唐朝女性地位上升的一个主要象征。以前，父亲在时， 儿子只为母亲服孝一年 ， 父亲去世时，儿子为母亲服孝三年。 从那时起，家长在孝服上享受正式的同等待遇。

母亲对子女的权力是在其死亡之后才产生的，正如前面所说，中国古代的婚姻实际上是 “夫妇一人” 的婚姻，其子女的教育权和惩戒权都是由其父亲代替其本人来行使的。 若父在母之前过世，则上述权益自然会转嫁给守寡的母。 丧偶母亲对其孩子的权力基本上包括，丧偶母亲有教育、惩戒孩子的权利。

在中国古代，母亲受教育的权利一直延续至今，其中以 “孟母三迁” 为代表的思想最为人熟知。唐朝科举制度十分发达， “学而优则仕” 成为了各个阶级进入人室的主要途径，所以，在唐朝，注重学习的氛围非常浓厚。 在父亲去世之后，这个沉重的担子落在了母亲身上。

在 《新唐》 和 《旧唐》《列女传》 中，关于寡妇抚养孩子的例子很多。例如 ，泗州总督董昌龄“受训于母”，其父英年早逝。 一个寡妇母亲，不但有教养孩子的权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她甚至有惩罚孩子的权力，若是她以不孝之名， 请求衙门将孩子杀了，衙门也不会反对。

结语

总而言之，在唐朝，虽然在家族中，直系亲属之间的身份关系并没有脱离男尊女卑的格局。 但随着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她们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这一切都与唐朝的开明以及统治者相对放松的统治风格有关。

参考文献：

【1】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

【2】史念海《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

【3】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下)

【4】徐连达《唐朝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