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现在所有的考试一样，报考是读书人向科举功名迈进的第一道门槛。自唐*开代**始，科举考试就允许读书人自由报考，既不需要达官显贵的推荐，也不需要考察读书人的出身贵贱、高低，考生只能拿到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就可前往籍贯地所在的州、县官府报考。
尽管是自由报考，可并不意味着什么人都可参加科举考试，官府还是会对考生进行身份限制。唐代时工商业者是没有做官的权力的，因此这类人没有必要报考。对于州县衙门的役吏，统治者认为他们经常接近罪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的道德水平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因此这些人也不能报考。
宋代时，规定不孝不悌者，还俗的和尚道士和“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患眼目、曾遭刑责之人”不能报考。明代禁止胥吏、官学训导、罢闲官吏和娼、优、居丧者应试。清代对于考生的身份限制有所扩大，娼、优、皂、隶等必须在退役三代后才有应试资格。
除了上述人群外，身份不清不白者、门子、长随、小马、驿递车夫、马快、步快、盐快、禁卒、弓兵、锣夫、吹手、剃头夫、修脚工、喜娘、轿夫，以及浙江之丐户、九姓渔夫、山陕之乐户，广东之胥户，旗民家奴等都属于“身家不清”，他们的子孙没有应试资格。
考生的身世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这似乎和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背道而驰。不过，如果从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拨官员的角度出发，对报考者加以限制又是有其合理性的。
首先，科举考试选拨的进士、举人有可能成为掌管一方的官员，他们不仅负责处理政务，还要负责处理案件的审理。如果出身方面有污点，他们在以后处理公务时就会出现难以威镇一方，会被地方的士绅百姓指指点点。
其次，由于科举在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一个读书人能考中举人、进士，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按例，举人、进士们为了显示与众不同的身份，要修“举人第”、“进士第”，家乡父老还会为他们建进士牌坊、悬挂匾额，让有功名的读书人流传千古。如果身家不够清白，不但会让他们自己难堪，而且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进而影响科举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人性化的考官会同情这些读书人。清代的梁章钜在《南省公余录·区别应试》中就非常同情所谓“身家不清”的考生。他说，现在因为一个人出身不清白，就要禁止他们的子孙报考，而且还三代不许报考，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科举制度本身是非常周全的。但是万一这个出身不清白者家传到三代就断后了，那么这一家人就永远无法通过科举来改变命运了。
清代时，确实有不少特例，不仅有少数身体残疾者的考生在考官的特别批准下参加童试的例子，甚至还出现了戏子子弟应试的个案。《清代野史大观》记载，道光年间，有一位叫郝金官的著名戏子在晚年告别舞台生涯时，带了多达五万两的银子回到老家山东，恰逢这一年山东大旱，民不聊生，他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救济灾民。
为了褒奖这位慷慨的义士，当地官员请求朝廷授予其六品衔，但郝金官坚决推辞，他请求朝廷允许他的子弟郝同箎参加科举考试，朝廷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郝同箎十分争气，在同治四年（1865年）考中了进士，没有辜负祖父的良苦用心。
然而《清代野史大观》毕竟是野史，所说的不一定就真实发生过。查，同治四年乙丑科进士题名录中，确有郝同箎其人，当时他名列二甲四十七名。只不过他得籍贯不是山东而是安徽怀宁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清代的科举考试中确实发生过类似的特例，这也算是封建*制专**时代少有的一点人情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