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山海经》十八篇的篇目及分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山海经》文本叙写结构与内容体现了《山海经》上古“天下之中”的南北建构。前十三篇两个“天下之中”反映了以“海内昆仑”为中心的神话地理中心向王朝“地中”地理思想的演进，是北方中原对“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后五篇则是南方族群构建的两个“天下之中”。
《海内经》以“帝俊”为首的“天下之中”，反映了部落联合时代以南方巴蜀族群为中心对“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大荒四经》以血缘缔结的四方地理空间，反映了边缘族群对以华夏族为中心的族群认同。
“事类相附”的文本编纂原则，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山海经》上古“天下之中”地理思想南北建构的重要原因。南北对上古“天下之中”的建构与趋同，体现了南北共有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心理结构，对我们理解早期中国国家的形成及其特点具有深刻的启示。
天下之中，王朝构建
就《山经》五篇而言，分为五个区域，自成体系，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及《中山经》。其中南山与北山各有三个山系，西山和东山各有四个山系，中山分十二个山系，共二十六个山系。
每个山系的叙写都有一定的模式：先写山系首山，并以首山为基准，按照一定的方位叙述每座山的特产物藏、动植物，然后总结山系共有几座山，道里多少，祭祀之礼及所用之物。在相对固定的模式下，叙写方位的不同是《山经》五篇文本结构最大的区别。
《山经》中《中山经》所写的地域应是“天下之中”的区域。对于《中山经》十二个山系构成的地域所指，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是若结合《山海经》的文本结构，可以说《中山经》的“天下之中”，应是指河洛地区，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从“前七经”提到的水道如河、洛、伊、谷来看，这正是西周营建的东都成周地域。
《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
因而，《中山经》一至七经所叙地域为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建立的核心区域，当无疑议。
其二，从八经至十二经涉及的巴、蜀及荆楚地域山水来看，先秦尤其是商周以来中原皆视巴、蜀、荆楚为蛮夷之地。将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并列在《中山经》中，作为天下之“中”，实为不当。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是八至十二经可能出于后人的增益，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后附有明藏经本所校的《山海经》目录，在每卷下都著录了该卷本经、注和今校本经、注的字数。
从各卷著录的情况来看，明人所见的古本《山海经》与今本《山海经》经文大都有所增加或略有减少，这说明《山海经》在流传过程中后世增益情况较多，而《中山经》为增益最多的一卷，经文增加了近一半篇幅。
二是《中山经》的十二山系，从《中次一经》至《中次七经》七个山系，基本上是东、西两个方向上交替叙写，从《中次八经》开始则变得没有一至七经那么规整。《中山经》八至十二经共五经，或出于巴、蜀，或是战国时楚始强大，由楚人附益，亦未可知。
其三，要真正理解《中山经》在《山海经》中的地位与意义，还必须结合与《山经》一体的《海外四经》才能看得清楚。除了上文所说的“款识”可以判断这两部分是一体之外，蒙文通主要是通过两部分所载内容绝无重复而论的。
《海外四经》以叙述四方方国为主，兼及山川河流、奇物怪兽。在各经结束时交代该方神祇。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四经》按图画方位述图性质明显，《海外四经》所载海外方国共三十八国，《海外南经》与《海外北经》述图方位相同，都是自西向东；《海外西经》与《海外东经》述图方位相同，皆由南而北。
这种整齐划一的述图方式与方国排列，只能是一幅海外方国朝贡的画面，且《山海经》这幅朝贡图的述图文字为《淮南子》所吸纳，只不过在所叙方向及所叙方国上有所不同而已。
如果说《中山经》所述为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中原核心区域、《山经》所述为四方及四方之“中”的海内图景的话，那么，《山经》所呈现出的海内图景，只有放在《海外四经》中，其意义才得以拓展，即呈现出“中心—海内—海外”的天下地理模式。
二、古国时代，昆仑构建
《海内四经》存在较为严重的错简、后代增益等问题，面对这一相对独立而又复杂的文本，我们如何认知《海内四经》的“海内”？笔者以为，此“海内”，指的是“天下”。
“天下”即天之下，当后来的人间君王成为“天子”之后，此“天下”变成“海内”的同义语，所以，先秦典籍中有以“天下”指“海内”，或以“海内”指“天下”之例者。
而《山海经》中的“昆仑”实是“帝之下都”，那么在世人眼中，以“海内”代指帝王的“天下”也就在义理之中了。《山海经》叙写这样一个“天下”，以“帝之下都”的昆仑作为中心，也是情理中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海内西经》中“海内昆仑之虚”这种叙写方式，其中“海内”二字具有揭示叙写核心的作用。
郭璞注曰：“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
在《山海经》中昆仑作为被描述的主体对象而不只是作为一个名字被提起，主要是在《西次三经》《海外南经》及《大荒西经》中。郭璞所言的“海外复有昆仑山”应指《海外南经》中的昆仑虚。此外，具有神话政治地理意义的昆仑，其大致方向在西北则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海内西经》中的“海内昆仑之虚”的“海内”二字，一方面表明这里叙述的昆仑——正如《海内四经》每篇篇首均以“海内”发端一样——具有重要的叙经方位的提示作用；另一方面揭示了这部分叙写的中心正是“帝之下都”——昆仑。
最后，将“海内昆仑”看作《海内四经》的叙写中心，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海内西经》中的“海内昆仑”在全经的中心地位，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海内四经》“错简”“增益”乃至“错解”等诸多问题。
从《海内四经》看，既然《海内四经》的中心是昆仑，那么《海内四经》中的有关“在昆仑北”“昆仑东北”“昆仑东南”这样的方位提示，均透露出以昆仑为中心的四方叙述。
此外，一些地理明晰、尤其是秦汉以中原为中心的东南西北的地理与地名的叙写，应视作后人的添加。这也是《海内四经》错简如此之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五藏山经》《海外四经》九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海内四经》，大致反映了夏王朝建立前的古国时代的地理观，即以昆仑为中心的神权政治地理观念。昆仑之所以能成为北方华夏族神权政治地理的中心，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从《海内西经》“海内昆仑”所载的传说人物来看，首先是黄帝。《海内西经》载：“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在开题西北。”
可见，《海内西经》突出的是黄帝和周之始祖后稷，这正是华夏族姬姓的重要代表。立于昆仑山上的开明兽，守昆仑九门，“非仁圣莫能上冈之岩”，突显了这座山的神圣性。
关于“仁圣”之“圣”一本作“羿”，即“仁羿”。若我们把“帝之下都”的神圣性看作古国时代政治神权的一种象征，则此“仁圣”并非仅是“对古有才德者之赞美而已”，而是突出了昆仑作为“帝之下都”的人间权力的象征。
在古代传说中，三层的台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昆仑’”。由此，我们不仅看到《王会解》与《山经》及《海外四经》之间所体现的地理思想的相似，而且看到了《王会解》的礼仪场所“”与“帝之下都”“海内昆仑”之间的结构关联，这种关联揭示了中国上古地理思想从神话向人文的内在转换。
正是昆仑为“天下之中”的神权政治地理，在“天下之中”由神话转身人文时依然发挥着它固有的作用，使得昆仑的神权政治地理中心在后世得到传播。
汉代纬书如《尚书纬》、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地理书如《水经》《山海经图赞》，都记载着昆仑与居天之中的“北极”相对，故而具有“帝之下都”“地中”“地首”“天柱”的重要地位，反映了《海内西经》中“海内昆仑”对后世的影响。
正是在政治与权力中心的象征与运作上，《海内四经》以“昆仑”为中心的神权政治地理思想与前九篇王朝“地中”的地理思想在本质上达成了一致。从“昆仑”到“地中”，也反映了古国时代神权政治地理向人文地理的转向。
三、南方上古，双方构建
《山海经》中“皆逸在外”的后五篇——《大荒四经》和《海内经》，在十八篇中是以“附属”的性质排列在《五藏山经》《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十三篇之后的。至于后五篇是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文本，则需要我们对文本作具体的分析。
《大荒四经》只有东、西、南、北四荒叙写，不像《五藏山经》中有一明显的中心即《中山经》。《大荒四经》与《海内经》也不像《海外四经》与《五藏山经》那样，共同构成“地中—海内—海外”的王朝天下图景。
蒙文通将《海内经》视作《大荒四经》中的一篇，认为《海内经》的中心也就是《大荒四经》的中心。但是仔细分析《大荒四经》和《海内经》的文本叙写结构，可以说《大荒四经》与《海内经》有着各自不同的“天下之中”。
首先，我们来分析《大荒四经》四方叙写结构所呈现的地理中心。《大荒四经》东西南北四方的叙写结构，其实就暗含一个四方的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地域究竟何在，《大荒四经》并没有明言，但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大致确定《大荒四经》的中心所指。
- 从所载内容来看，《大荒四经》叙写内容与前十三篇中的《海外四经》有着相同之处，而其最显者莫过于其中对各方方国的记载。《大荒四经》所述四方方国，绝大多数亦见之于《海外四经》。
若将《大荒四经》与《海外四经》《五藏山经》进行比较，从其叙写的重合之处，即能够辨别出《大荒四经》四方包围的中心的大致地理范围。
其二，除方国外，有两处值得提出：一处是《大荒南经》所言舜葬苍梧之地：“南海之中，有泛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以舜葬处作为参照点，此地在《大荒南经》中为南荒之地。另一处是昆仑，《大荒西经》中有昆仑之丘，《西次三经》中也有昆仑，以昆仑作为参照点，可知昆仑在《大荒四经》属大荒之地，在《西次三经》中则明显属于海内。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大荒四经》记载的荆楚、西南巴蜀以及西北昆仑区域等地大都属于荒外之地，不在《大荒四经》四方呈现的“海内”范围之中。
对《大荒四经》四方所呈现的“海内”范围的大致界定意义有二：一是《大荒四经》四方所呈现的“海内”虽然小于《五藏山经》的“海内”地域范围，但是“天下之中”是在河洛地区则无疑；
二是南方荆楚之地与西南巴蜀之地不在“海内”范围之中，这为我们探讨《大荒四经》产生于南方地域提供了便利。
结语
《山海经》后五篇之《海内经》反映了南方边缘族群以自身为中心，对“天下之中”的地理构想；《大荒四经》则是边缘族群对中原华夏族群的认同，以血缘拉近与中心族群之间的关系，抑或以身份的一致，表现对处于北方中心地域华夏族群的认同心理。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天下之中”的建构，不仅关乎地理，而且反映了上古华夏族在族群融合中所形成的核心凝聚力。南北对上古“天下之中”的建构与趋同，体现了南北共有的“天人合一”的政治与文化心理结构，对我们理解早期中国国家的形成及其特点具有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山海经》
《国语集解》
《十三经注疏》
《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