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冬季，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最热爱的运动就是滑雪。他曾说滑雪于他而言是极佳的放松运动，帮助他从忙碌、复杂的工作中超脱出来，求得一种入定的感觉。凭借地势和角度，在重心变换间快速滑行时，便可对朔风天籁、最好的雪景尽赏无余。
从事投资工作多年以后，他逐渐意识到滑雪和投资竟有许多相似之处，都需要时刻把握平衡，既要盯着脚下，又要看到远方，在一张一弛间把握节奏，并凭借某种趋势求得加速度，而最关键的是都要保持内心的从容。滑雪这种极限运动爱好就仿佛他人生经历缩影，内心世界的投射，不断挑战新事物，在复杂纷扰的世界找到平衡。
童年懵懂经历
1972年，张磊出生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一个双职工家庭。由于父母工作都比较，所以他没有人管，可以趁父母上班时偷跑出去和小伙伴们玩耍。当时他看完一部很火的电影《少林寺》，还真的打算投奔嵩山，想学盖世神功。小学时他的成绩很差，整天和一群小伙伴踢球、打球、游泳，差点没考上初中。虽然不喜欢学校里的功课，但他从小就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从书中看到的世界，要比四处闲逛看到的大得多。虽然天生好动，却能够安静下来，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看一整天的书，并在那段时间里读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书：武侠小说、散文诗歌、人物传记……令他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里面有一句话对他影响很大：“人们正在那里决定着自己的和别人的命运，我却在这儿牧马。怎么能这样呢？应该逃走，不然我就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除了文学方面的书籍，还有一些学术书籍引起了张磊的注意：这些逻辑性极强的书提供了严谨的问题分析框架，分析的背后还有许多关于人类正义感和社会道德判断的内容，令人深思。 伴随着阅读的深入，他不断意识到，原来深入思考、逻辑推理和缜密决策是这样有趣的事情。可能正是从那时起也就是高中二年级，他突然醒悟过来在功课上认真起来，渴望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更大的城市，接受最好的教育。现在回想，这些书不仅仅让他对知识的涉猎更加丰富，还给了他人生的启迪。
在张磊看来，求知、思考和实践最能让人保持一颗少年心。如果把人类掌握的所有科学知识、技术、经验和想象力比喻成一棵知识大树，每当不同领域的学者、不同行业的实践者有重要重要著作出版，就好比这棵大树生出新的枝丫，而他有幸能在小的时候就在这棵大树旁采撷一二，现在依然守候着这棵大树，通过海量的跨学科阅读，掌握各个学科最重要的智慧，构建属于自己的思维体系。他深刻意识到，要做出正确的决策，价值投资所需要的知识是无止境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寻得洞见，不仅需要掌握金融理论和商业规律，还要全面回顾历史的曲折演进，通晓时事的来龙去脉，更要洞悉人们的内心诉求。他所坚持的和小时候热爱的并没有改变，全出于内心的好奇和对真理的渴望。他曾说凡是能被火烧掉的东西都不重要，比如金钱、房子或者其他物质财富，而无法烧掉的东西才重要，总结起来有三样，那就是一个人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这也是深藏于内心并真正属于自己的“三把火”。
张磊不仅喜欢看书，还做过跟书有关的生意，严格来讲这算是他的第一次创业。驻马店曾是外出务工人口大市，这座城市的发展曲线、许多驻马店人的生活轨迹，可能正是靠铁路来改变的。勤劳的品质、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努力以及走出去闯一闯的勇气，是这座火车站给他的启蒙。家住在火车站旁，常能看到人们背着行囊搭乘火车的场景。当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绿皮火车常常晚点，总是超载，等车的老乡们在候车室或者广场上不是打盹，就是发呆。所谓商机就是解决痛点，对于候车的乘客们来说，消解无聊、制造快乐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产品。于是创业开始了：他发动同学们从家里拿来各式各样的小人书，在火车站“摆地摊”，供老乡们有偿借阅。甚至还做起了*绑捆**销售，套餐服务——租五本书就送水、送零食。用现在互联网圈的话说，也算是共享经济。他曾开玩笑般地说，要是当时有风险投资，没准儿这个小生意还能拉到融资，成为独角兽。
每个人都会受到幼时经历的影响，张磊也不例外。他在这座城市读书上学、踢球游泳、摆书摊，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传承，很多人生阅历、社会感触、未来憧憬都是这座城市带给我的。上大学前，为了体验生活，他还跑到一个建筑工地干过一个月的砖瓦工。砌砖时，有人在一楼扔砖，他在二楼徒手接砖，练就了一手“硬本领”。干完活最大的体会就是，劳动是幸福的，因为干完活吃什么食物都很香。这些儿时的想法在今天仍然没有改变，我始终希望去感同身受地了解他人的生活、处境，理解不一样的人生际遇，认识这个丰富而变化着的世界。在今天的投资实践中，我仍然受惠于这些难得的成长经历，因为价值投资不是数学或推理，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像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一样，理解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才能真正掌握什么样的产品是消费者所需要的、什么样的服务真正有意义。
大学青葱岁月
正是源于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气，他在大学里一直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希望参加调查研究，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时下的社会脉搏紧紧结合，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行方案。
他参加的第一个社会实践活动是为当时的北京牡丹电视厂做市场调研。与其他研究小组高举高打的“理论研究”和大城市调研不同，张磊研究小组的选择了更易于开展调研的农村、乡镇和三四线城市。当时他们还没有掌握特别系统的调研方法，一切边学边干，包括制订调研计划、拆解工作目标、制作问卷、做访谈等，然后小组成员分头行动。他的任务就是回到老家，到社区、集镇和乡村收集、了解普通市民和农民的购买决策信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进行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研究，包括购买渠道、价格敏感度、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产品喜好、售后服务满意度等内容，分析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他戏称，当时在农村做市场调研，就要学习当年毛主席在湖南做农*运民**动考察的方式，深入农村和农民群众，才能了解真实的中国。最后，凭借有特色的深入研究，这份实践报告获得了特等奖，奖品是当时市场上最大屏幕尺寸的牡丹牌彩电。商业中的洞见不仅来源于前人的总结，更有效的是一手调研，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挖掘积累，发现一手的市场规律。现在看来，可能正是这次得了大奖的市场调研，才为我们此后从事价值投资依旧重视一手调研的方*论法**奠定了基础。
那个时候，人大校园里有很多同学对股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个院系的同学纷纷加入证券协会社团，研究证券市场，翻译证券书籍。在老师的建议下，张磊和几位同学就开始筹划开展证券研究的课题和活动，当时没有计划组织新的社团，而是觉得应该在实践中理解证券市场。那时，人大还没有专门开设关于证券市场的课程，很多刚刚接触股市的同学迷恋犬牙交错的K线图，但很少有同学研究股票的基本面。当时他就在想，脱离公司基本面研究的炒股毫无规律可言，就是一场赌博。股市的短期波动能真正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还是只反映盲目的炒作心理。正是基于这些想法，他和系里的同学一起在人大校园内组织了一场股市模拟大赛。组织这个股市模拟大赛的出发点是引导同学们关注股票的基本面，探究公司业绩和股票涨跌的关系。比赛中，主办方向选手提供企业运营的基本情况，包括财务数据、管理策略、管理层变动以及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等信息，其中许多都是当时的真实信息。选手基于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判断，预测股价涨跌，从而做出买入或卖出股票的决策。当时这个赚了能被封为“股神”、输了不亏钱的股市模拟大赛一时成为学校的风云话题，同学们像职业投资人一样整天讨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这个校园比赛还吸引了中央电视台节目制作人的注意。他们作为青年学生代表被邀请上了中央电视台一起策划股市模拟大赛。在电视上讲了一回大学生眼中的证券知识，全是基于基本面的证券分析，这也算给全国观众上了一堂价值投资的普及课。这个电视节目对大众投资者的教育效果无从得知，但对他自己的教育意义却十分深远，埋下了他对投资的基础理解，那就是回归投资的本质，把许多简单的概念还原到它本来的含义，始终抱有一种朴素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坚持常识。
毕业走南闯北
国际金融专业的同学们毕业去银行工作是一种普遍而稳妥的选择。然而，当时的他却另辟蹊径，没有选择金融机构，而是选择了中国五矿集团，投身实体经济。希望能够从实体企业的视角感受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巨大潜力。恰恰是在五矿集团的工作，让其获益匪浅。那个时候，五矿集团是颇具市场化导向的国企，吸引了许多有想法、有闯劲儿的年轻人。在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这群年轻人一边指点江山、讨论经济改革该何去何从，一边俯下身子投入具体工作。正是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拥有不同教育背景的同事和朋友，他们的观点、见解和工作态度让他时时刻刻受到鼓舞和感动。最为难得的是，五矿集团的工作让他真正体会到了中国社会的纵深度。众所周知，矿产资源多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青海、宁夏等西南部省份，因此当时经常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出差，而他对外贸、矿产这些事物特别感兴趣，尤其喜欢出远差，同事们不方便去的时候他都抢着去。走遍五湖四海本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更何况去的还都是风景不错的地方。
张磊工作第一年就跑了十几个省份，几乎走遍了所有的穷乡僻壤，与矿产、金属资源为伍，主要工作就是去收当地的矿产品，俨然一个从事收购工作的工头。这些出差经历令他至今难忘，倒不是因为有多辛苦，而是可以在路上和同事或者当地朋友聊天，从稀有金属聊到风土人情，通过他们了解更广阔、更鲜活的社会。这些深入矿区、边区的出差经历，让他看到，中国不是简单的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分层叠加，也不是东、中、西部地区的简单区隔。中国实在太大了，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横跨东西需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南北风俗各异。每个地区、每个省份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自然资源、人口特点和社会特征，因此，任何一种简单概括都无法还原中国经济社会的全貌。尤其是中国的基层社会，那里有最多的人口、最丰富的人文生态、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他逐渐意识到中国有太多可供分析的剖面，太多可供观察的视角，太多可供总结的规律。中国的消费社会形成、工业化进展是在多版本同步迭代中完成的。要真正理解这些，必须走基层、看社会、知风土、懂人情。或许正是这样的阅历，让他始终对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崛起充满期待。所以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三、四线城市的投资机会，并且在做研究时，仍然花大量时间去市场一线观察普通百姓的生活，思考各种场景下消费者的真实心理诉求，从而形成投资决策。
五矿集团的工作一方面让张磊看到了基层的中国社会，另一方面也让他能够更早地接触西方世界，拓展了国际视野。大学毕业后他本没有出国计划，正因为在五矿集团工作时接触到国外客户，后来又看到周围有不少同学、朋友都出国留学，在和他们的交流中，他觉得还是应该去外面见识一番，增长阅历，就像小的时候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一样。就这样，他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像从小城市来到北京追求最好的大学教育一样，他希望通过海外历练加深对世界的认知。寻求独立或者与世隔绝从来不是他的目标，生活在世外桃源，对真正的社会就缺乏了解，这只能让一个人失去理解力和判断力。他所设想的永远是融入生活，去中国的广大腹地和世界各处去看最真实的商业场景，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糖果店，在上海东湖路的咖啡厅，在深圳华强北的购物中心，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湾，在东京的便利店，在驻马店的菜市场，看穿梭不停的外卖服务电动车，看安装整齐的空调外机，看闪烁的楼宇广告，看手机短视频，通过房屋租赁平台住进旧金山的公寓，通过按需杂货店递送服务订水……在繁华闹市体会最丰富的人间百态，他所感受到的是人、生意、环境和生活，就像当时下矿山一样，在不同的社会剖面，探究和理解商业，这一直是最让他心动的事情。读书、思考、实践，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探索，使张磊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追求事业和梦想，必须对自己有所承诺，着眼于长远，全神贯注并全力以赴。
耶鲁登高望远
张磊与耶鲁大学结缘是得益于它的慷慨，尽管申请了多所大学并得到七所学校的入学机会，但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是唯一为他提供奖学金的。对当时的他来说，这种优待无法拒绝。而且耶鲁大学设立了双硕士学位，可以同时读MBA和国际关系两个研究生课程，这对于一个囊中羞涩，却又对管理、经济、国际政治与关系都很感兴趣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在耶鲁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一旦掌握了严谨的分析体系、深入的历史考证方法和完整的思维框架，分析和解决问题就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以金融市场为例，美国的金融市场也是经历了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阶段，又经历了多次经济和金融危机，才终于发展成一个高度分工、高度现代化的金融生态系统的。最大的特点在于看似无序实则有条不紊的自我调节功能，为金融市场同时构筑了内生的免疫系统和外部的战略防线，比如买卖双方力量的平衡制约，特别是做空机制及指数投资的运用，以及金融危机本身的调节性；再比如资本市场的行业自律、政府的有效监管、媒体与公众的监督以及健全统一的法律体系等。这些共同构成了金融市场的核心要素，每一条都值得反复研究。再比如对于“风险”这个在金融学中被谈到令人麻木的概念，大多数人的评估标准是看投资收益的波动方差，而他从入行第一天起就被要求看出数字背后的本质并忽略那些从“后视镜”中观测到的标准方差：到底是什么样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基本面在驱动收益的产生及波动？又有哪些因素会使预期的资本收益发生偏差？而这些基本面因素在本质上有哪些相关性及联动性？从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原理到现代金融理论和金融工具创新，从金融市场的融资功能到投资人的利益保护，从金融法规的不断完善到金融机构的设置和运营，他努力学习丰富的现代金融理论，并在汗牛充栋的金融著述中挖掘理论出现背后的时代原因。在探究的同时，亦在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实现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些为张磊今后的投资工作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海外求学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都是令人无比兴奋的旅程，然而，经济拮据是不小的挑战。到了耶鲁大学之后张磊才发现，MBA项目只提供第一年的奖学金，第二年的学费、生活费全无着落。学业总得完成，他只好在求学之余勤工俭学，比如当本科生助教、教老外学中文等，秉承了中国留学生特有的勤劳和热忱。虽然有这些小工，但他深知找到一份有保障的正式工作才是正途。因此，他在第一学年就开始寻找暑期实习的机会，以求获得全职工作。每次前往都是意气风发、信心满满，然而面试完总是垂头丧气、铩羽而归。由于不懂面试的习惯做法，也没有特别准备，与同学们七八个一面机会、四五个终面机会、三个以上offer相比，只拿到非常少的一面机会、两次二面机会，最终与华尔街投行、管理咨询公司的职位无缘。
与大卫·史文森的初次相见是在课堂上，但近距离的会面却是在耶鲁投资办公室的面试室。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略显严肃的人，面对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没有丝毫惊讶之情。他问了许多关于投资的问题，当张磊对多数问题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时，他反而有些惊讶于他的坦诚。可能正因如此，他获得了这份弥足珍贵的实习机会，因为在他看来，诚实格外重要。耶鲁投资办公室向来以严谨和专业著称，在这里，工作人员不仅面临智力上的挑战，更需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所有工作人员互相尊重和认可，为共同的长远目标而努力。在实习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森林资源。当耶鲁投资办公室派他出去研究木材、矿业等行业时，他一点一点地收集信息，整理材料，深度调研，最后带着厚厚的报告回来。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传统后来也被引入后来创立的高瓴。在耶鲁投资办公室实习期间，他从投资的角度真正理解了金融体系最本质的功能。金融不仅包括资金供求配置、风险管理、支付清算、发现与提供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真正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赶上中国快车
张磊先是在全球新兴新兴市场投资基金工作，其间出差前往南非研究矿产资源。此后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首任中国首席代表，创办了纽约证券交易所驻香港和北京办事处。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讲解美国法律、公司治理原则，并与港交所、深交所、上交所开展交流与合作。这些经历为他创造了观察新兴市场国家的独特机会与视角。
彼时的中国同时面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转型，改革带来的红利爆发出许多内生动力，而且这种动力是全面性的、不可逆的。此外，中国处在与西方共同推动信息科技革命的时代浪潮中，同为技术创新的发源地，在一些领域还在引领新的产业革命。短短几十年间，工业发展、城镇升级、互联网普及、科技创新……一波接一波的浪潮涌现，这对投资人来说，仿佛展开了一张清明上河图。特别是中国在加入WTO以后，进入了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三化合一”的时代。在西方国家，这“三化”是在不同年代渐次出现、逐步发展演进的。100年前先是城镇化、工业化，近几十年是信息化、智能化，而在中国这些现代化进程却同时迸发。一、二线城市在前，三、四线城市紧随，还有乡镇、农村，这是一种无比复杂却让人欢欣鼓舞的奇特场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同时感受到西方好几个时代的变化，就像一家几代人一起学开车一样。这不得不令人感慨：人尚未奔跑，时代却已策马扬鞭。张磊为了把握中国经济成长和投资环境的历史机遇决定创办高瓴资本。
2005年6月1日，高瓴创办的投资机构正式开张了。那天正好是儿童节，这个日子可以说非常应景，因为当时的我们除了像孩子一样无惧和快乐，几乎什么都没有。张磊憧憬着在中国实践价值投资，对未来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好奇和坚定。创办投资机构的第一件事是给公司起名字。他们先想到了中文名“高瓴”，取自“高屋建瓴”，意指对事物全面、透彻和长远的了解。为了拓展海外业务，又起了一个英文名叫“Hillhouse”，字义与中文名暗合，灵感则来自耶鲁大学一条叫作“Hillhouse Avenue”的街道，这是他在耶鲁大学学习投资时，时常走过、时常在其上思考的一条路。高瓴成立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真正开始投资前，需要组建合适的创业团队，寻找便宜的办公场地。他喜欢找长期信任的、熟悉的人一起工作，于是就开始在当年人大的同学、曾经的同事里寻找创业伙伴。如果没有想好做什么工作，干什么职业，那就先和你最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吧，错不了。
经过四处物色，公司总算有了几位创业伙伴。当时选择创业伙伴，张磊确立了三条标准：第一是人品好，第二是爱学习，第三是能吃苦。但问题又来了，除了他是半路出家学投资以外，其他四位都不是科班出身。当时就有好朋友调侃道：“人都是看着很好的人，但是有点乌合之众的感觉。”乌合之众也能从头开始学。就像当年申请耶鲁投资办公室实习职位一样，我对投资的理解源自真挚的思考。与许多科班出身的投资人不同，别人可能还需要洗尽铅华，而他们却得天独厚地一尘不染。
更幸运的是，高瓴面对的本来就是一个崭新的市场，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并无一定之规可循。最开始，我们是在朋友的办公室里“借宿蜗居”，与一张大桌子、几台电脑、一些破旧家具为伍。像许多夫妻老婆店一样，创业之初，我的妻子经常来公司，我做投资业务，她做中后台支持，甚至当起勤务员、保洁，帮我们收发信件、预订差旅、端茶倒水。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理解了“苦中作乐”的含义。这几个创业伙伴共同的特点：第一，从来都不知道怎么赚钱，但擅长学习；第二，从来都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学不会的，在学习上非常愿意花时间，不断吐故纳新；第三，在实践中学习，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第四，热衷于开诚布公地分享，发表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意见，不去争论谁是对的，而是去争论什么是对的；第五，酷爱读书，遇到一本好书便彼此分享读书心得，举办围炉夜话和读书沙龙。正是这样的创业伙伴，用这些创业之初的招招式式，将高瓴打造成了一个不断求知、探索真理的学习型组织，绝非刻意，全凭天然。公司创立时专门装修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年鉴和专业书籍，时至今日，学习氛围仍不减当年。
对于一家投资机构来说，如何赢得出资人的信任，事关生存。在刚创立高瓴时，由于国内私募基金行业尚不成熟，如何募得第一笔钱，成为创业初期的严峻挑战。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氛围中，我和几位创业伙伴决定：就是要靠中国的故事，打动海外出资人。然而，大洋彼岸的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们中不同的人对这片东方土地的理解似乎停留在不同的年代，很少有人看到当下和未来。同时，他们对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命运也未敢确信，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价值投资或许只是一家投资机构的尝试。尝试可能只是意气，但坚持却是勇气。
奔走在美国东西海岸以及世界各地，在海外出资人面前展示中国，是充满使命感的事情。在当时的潜在出资人看来，他们是一支没有太多投资背景和经验的中国团队，在卖一个他们没有怎么投资过的国家的故事。高瓴在海外募资打出的第一个口号叫：“中国正在崛起，高速列车正在离站，请立即上车。”然而，现场90%的出资人没有立即“上车”，10%的出资人在一个星期以后也没有“上车”。尽管应者寥寥，但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
2005年7月，在借来的局促的办公室里，张磊团队接待了耶鲁捐赠基金投资团队。他们围坐在办公桌周围，面对刚刚开始在中国做投资的青涩团队，既像老师又像法官，疾风骤雨般地向我们提出大大小小的问题，包括投资计划、管理及退出策略、各项费用、研究方法等。尽管对此次拜访早有准备并胸有成竹，但对于回答不了的问题，他们仍然坦诚回应并记下应该关注的投资要点。毋庸置疑，与耶鲁投资办公室的会面让我们大为激动，原因有两点：其一，在耶鲁投资办公室的实习经历让我对其挑选 基金管理人的严谨严谨风格十分熟悉，他们不仅仅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理念、管理能力有着独特的筛选标准，并且对其道德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其二，因为耶鲁大学绝不是简单的出资人这是对高瓴的投资理念和方向的极大肯定。最终，经过严格的考察，耶鲁捐赠基金决定向高瓴投资2000万美元，这是张磊创业后募得的第一笔资金。事后回想，他们竟如此重视：大卫·史文森亲自带队，迪安·高桥等耶鲁投资办公室高管团队全体出动，远赴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此后不久，由于他们扎实的团队表现，耶鲁捐赠基金又追加投资1000万美元。如今，耶鲁捐赠基金已然获得了早期投入带来的丰厚回报，并持续追加投资，截至2020年4月，高瓴已让耶鲁大学累计获得了24亿美元的投资收益。就像诗人北岛所述：“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在海外介绍中国时，张磊的内心时常涌现这样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