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起源发展过程仍旧迷雾重重
印刷术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然而，印刷术的起源、发展乃至变革，几百年来，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如今， "四大发明"牵涉着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起源越早越好"的预设更让当代学者的结论与历史的真实渐行渐远。
最近出版的两部著作，却逐渐廓清了印刷术发展史上的种种迷雾。第一本是辛德勇的《中国印刷史研究》。根据该书的考证，中国印刷术起源于唐代中期，唐代末年到五代时期，印刷术从民间进入精英阶层。
辛德勇：中国印刷史（三联书店2017年）
该书一大贡献就在于驳斥了一个流行的观念，即清代以前，尤其是明代时期，并没有出现铜板活字印刷术，而只是在铜版纸片上放置泥活字、木活字或者锡活字。到了清代，因为解决了木质受潮的问题，且铸造方便，成本低廉，中国都是以木板印刷为主。
辛德勇
正如辛德勇在该书第三章《结语》部分所说，中国没有诞生铜活字印刷，"这样的看法，很多中国人可能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印刷术对中国的影响，同时也能理解，"中国从’传统书业’至’现代出版’的转变，进一步引发图书文化一连串的变动，导致了印刷、装订等方面区别于古代出版的一系列技术变革"。
近期出版的第二本著作《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通过"探讨基督教传教士自1807年来华至1873年为止的60余年间输入西式活字以取代木刻印刷的中文过程，详细地描述了传教士门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动过程"。（邹振环《代序：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
苏精著《铸以代刻》（中华书局2018年）
作者苏精曾负笈英国攻读"书目、校勘与出版史"，这既使他有专业的研究方法，也让他有机会阅读海外的英文档案，如伦敦会档案、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马礼逊父子档案等。在写作本书的整个过程中，作者共查阅了450余万字的一手档案。
该书的目的虽然是研究近代早期中国印刷的变局，但是，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却力图廓清早期传教士建立印刷所、书院、书馆等机构的全过程。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从1807年，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到1869年美华书馆的创始人姜别利离职回美。全书以来华传教士的活动为中心，揭示了西式活字印刷技术取代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术的全过程。
学者熊月之曾指出，传统历史研究者在研究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忽略了传教士在西学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将宗教与科学分离，认为传教士故意传播一些粗劣、过时的西学，隐匿西
苏精
学中的精华部分。（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这样的偏见，势必无法还原当时中西交融的历史图景，更无法理解中国近代变革的接受过程。
马礼逊：将西式活字印刷带进中国的第一人
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离开伦敦，告别亲友，绕道美国前往广州。"彼将进入异族国土，将在万事中经历祸福"，正是因为受到使徒话的感召，马礼逊才毅然决然登上一个陌生的国土，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周宁《人间草木》）
马礼逊来华之时，清朝政府余威犹在，天朝上国的自豪感使得外国人受到诸多限制。比如，不允许他们进入中国内地，禁止传教、私刻书籍，甚至连学汉语都是不被允许的。因此，马礼逊为了完成"上帝的事业"传播福音，不得不采取迂回政策，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地区进行宗教书籍的印刷，然后再想办法让书籍流通到中国内地。
马礼逊
在印刷书籍的时候，出于成本的考量，马礼逊舍弃了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开始改用西式的活字印刷。不过，西式活字面对单独成型的中文汉字却遭遇了新的困境。英文字母只有26个，只要将这些字母进行拼接，就可以组成不同的单词。但是，中文却必须要每个字都进行雕刻，这也就导致铸造时间和成本都非常高昂。
马礼逊在深思熟虑之后，仍然愿意进行雕刻中文的尝试。为了能够迅速普及，马礼逊还在澳门住宅成立了"马家英式印刷所"，铸造中文活字，印刷基督教小册子和介绍知识和新闻的期刊。马礼逊开创了中文活字印刷的尝试，同时也为后来者奠定了传教和印刷事业的基础。
为了满足西方的商业利益，早先来华的传教士必须印刷介绍中国语文字典和风土人情的图书，以此更方便接近熟识政府官员和有地位的人民。马礼逊花费了五年的时间来编写中英字典，并由东印度公司建立专门在澳门建立印刷所进行刊印。为了将中英文合在一起刊刻，印刷者不得不牺牲英文部分，迁就字体较大的中文文字，造成了空间的浪费。
整个18世纪，"英国基督教界开始大规模地向国外异教徒传教，印刷出版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遍布世界各地的布道站往往设置印刷所，和医治病患的医院及教育人才的学校鼎足而立，成为协助传教士宣讲教义、感化信徒的三大辅助事功"。
为了向更多的人宣传教义，传教士必须对印刷的速度进行改良。在19世纪初年，巴黎的铸字师傅李格昂在汉学家包铁的协助下，打造出了一种按部首偏旁拼合汉字的方式，即只打造通用的偏旁部首，然后将其拼接。最终减少了字模的，节省了成本与时间。
但是，这样的印刷方式，让汉字并不好看，每个字的的大小、部位和美观上不成比例和匀称，这无法让中国人接受。因此，巴达维亚印刷所的台约尔不得不继续改进技术，打造一种台约尔小字，既节省了印刷成本由让字体更加美观。到了1850年，台约尔共打造了5000个活字，深受中国人的欢迎，使用者还扩大至传教士意外的报社、政府与民间印刷业，成为了后来一直使用的一种活字技术。
台约尔在澳门的墓地
19世纪中叶，伦敦会创立的墨海书馆，继续改进台约尔活字技术，增加活字字模，印书总数呈直线性上涨。作者认为，墨海书馆出现之后，西式活字印刷术取代木刻生产中文书的目标，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木刻和西式活字印刷的消长差距，在华人的惊叹声中又拉开了一大步"。
此后，西方的印刷机进一步在中国普及，让中国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木刻印刷技术。墨海书馆首先尝试使用滚筒印刷机，1847年8月，英国圣经工会购赠的滚筒印刷机运抵上海，惊人的生产能力让传教士意识到机器印刷的威力，也打击了中国人坚守木刻印刷的信心。
电镀铜板的出现彻底打败木刻印刷术
美国长老会所设立的美华书馆进一步将机器印刷发扬光大，主任姜别利为配合中文印刷技术还发明了电镀铜板。电镀铜板类似于中国的木刻雕版，只不过它比木刻雕板更加便宜，铸造起来也更为迅速，还能不断复制。姜别利曾在一封信中自豪的说"我毫不怀疑一段时间后他们将回放弃木刻印刷方法"。事实也的确如此，姜别利后来成功西式设备、汉文活字和技术卖给上海道台丁日昌。从丁日昌开始，美华书馆的汉文活字陆续有了中国官商、海关与在华外人的顾客。
由此，西式活字终于在与木刻印刷的竞争中超越并取而代之，成为二十世纪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西式印刷术对中国人读书习惯最重要的变革，就在于降低了图书成本，使知识普及范围空前拓展；其次，是图书体积缩小，版面趋于简化，之后又采用洋纸两面印刷，图书从此由线装改为平装或精装，直立插架代替了平面存放，书脊朝外并印上书名作者。
《铸以代刻》一书还原了近代"西学东渐"时代的印刷变局，也力图将近代传教士建立印刷机构的过程、运行方式、经费来源、人员纷争、印刷品内容和传播范围等内容进行考证分析。其目的虽然是研究印刷问题，却连带将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或许由于作者"野心太大"，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该书信息量繁杂，遮蔽了印刷变革的主线，增添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