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其中，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 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 比上年末减少85万。
消息一出，舆论沸腾。计划生育政策再一次受到了口诛笔伐。一些人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草率短视的，更有甚者认为计划生育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彻头彻尾的误国害民的政策。难道曾经定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真的是错误的吗？
事实决非如此！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像很多人现在所认为的草率和短视。恰恰相反，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经过长期慎重的研究讨论，更重要的是迫于巨大的现实压力而不得不作出的。
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长期艰苦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想想工农红军时代时代困难的“扩红”工作，看看反映解放战争期间的著名小说《暴风骤雨》中，动员老百姓参军参战所遭到的重重阻力，我们不难想象，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心中，对人口问题会有怎样的倾向。如果没有巨大的现实，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够出台吗？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位倡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解放后，国家安定下来，人民群众生育热情高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截止当年6月30日，全国人口约6亿2千万，估计每年新增1200至1300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马寅初先生经过三年研究，认为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3%，并预测到2005年前后，全国人口将达到惊人的26亿。届时，吃饭将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认识水平中，马寅初先生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虽然1957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八大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 但这个说法并未在政届形成普遍的共识，更未出台任何有约束力的政策和法规。
此后三、四年间，马寅初先生先后在全国人大、国务院扩大会议、北京大学等公开场合发表控制人口生育的意见，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专著阐述自己的主张，并获得了邵力子，医学专家钟惠澜等少数专家学者的支持，但在决策层面未得到正面的回应。
1958年，政治风云突变。4月1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韩佳辰的论文，揭开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序幕。随着愈演愈烈的批判乃至人身攻击，马寅初先生和他的计划生育理论渐渐销声匿迹。
理论可以批倒批臭，严峻的人口形势却不会因此而有一丁点的缓和，至1957年，全国出生人口由解放初期的年增1200万猛增至2138万，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使马寅初先生担心的吃饭问题变成了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紧迫现实问题，政策层面不得不作出些许松动。1962年，*共中**中央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
然而，事实证明，缺乏强制力的，缺乏配套措施，羞羞答答的倡导对汹涌的人口潮毫无作用。1962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2451万，1963年全国出生人口更是高达2934万，再创历史新高！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城市商品粮油供应的压力和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压力，自1968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1600多万城市青年被动员插队，占城市人口高达十分之一。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与此前不同的是，1968年后的“上山下乡”并不是组建独立的农场或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而是分散分配到生产队，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真正地与农民争食。给农民和农村经济带来了不小的负担，也给知识青年本人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然而，这种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每年2000万以上的新增人口，城镇青年可以疏散到农村，更大数量的农村青年怎么办？有限的耕地已经很难容纳更多的人口。到1971年底，全国人口已从解放初的54167万增至1971年的85229万人。在此压力下，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强调“要有计划生育”。在当年“四五”计划中，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了“晚、稀、少”政策，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以说服教育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生育措施。
然而，事实证明，软弱的节育措施面对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的生育惯性收效甚微。自1972年起，每年出生人口仍高达到2500万以上。社会上无业青年越来越多，叠加大批上山下乡青年返城，无所事事的青少年三五成伙，到处闲逛。由于没有生活出路，胆小的偷，胆大的抢，社会治安急剧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由此引发了8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数十万部队被紧急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参与严打，共查获了17.6万个犯罪团伙，抓获了177.2万犯罪嫌疑人，并判刑174.7万人。
“严打”虽然有效地改善了社会治安，却涉及上千万受害者和罪犯的家庭，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人口太多不仅带来社会治安问题，还会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就业难，公共事业发展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数量多但素质不高。当时有个新闻曾经报道，一家工厂关爱职工。因为企业很多职工虽然已经结婚，但长期无法解决住房问题而被迫分居。为此工厂腾出一间房，每周为已婚职工按排两小时的独居时间。该周转房被职工们戏称为“交配房”，这种戏谑包含了多少心酸和无奈！
严峻的人口形势，使得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深刻地认识到，实施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刻不容缓。1978年3月，第五界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载入宪法，标志着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共中**中央下发《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级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为了尽快出台切实可行的计划生育配套政策，1980年，*共中**中央书记处委托*共中**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5次人口问题座谈会，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邀请了当时最权威的一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举行座谈。与会人员对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分析，主要提出了5个方面的问题：会不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会不会影响人口智力、会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421”家庭结构会不会带来养老压力、会不会因为对男孩的偏好而产生性别比例失衡。
会议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共识：一是我国人口基数过大，人口的自然更替率为2.1。但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孩子，到21世纪中叶，全国人口会突破15亿人，因此现阶段应当实行一孩政策；二是要尽量把“只生一个”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轻。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一孩政策实行多长时间，时间短了没效果，时间过长负面影响比较大。因此，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为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只要适时调整一孩政策，负面影响可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1980年9月25日，*共中**中央刊发《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产党共**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公开信也提出，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解，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此后 ，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在城乡得到较为严格和普遍的实施，1984年，根据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了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有效地遏制了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到1990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终于降至2.1以下。
随着人口压力的缓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按照最初的规划适时进行了调整：2011年11月，国家宣布实行双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允许生育二孩；2013年11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允许生育二孩；2015年10月，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21年8月，实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回顾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推出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不仅是慎重、科学的，而且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据统计，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少生了4亿多人，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不是强力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我国人口应当是18亿人。按照目前的消费水平，增加的4亿人口每年将消耗粮食1.8亿吨。目前我国粮食生产潜力已基本挖掘到尽头，多出的1.8亿吨粮食均需要进口。根据统计，2021年全世界稻米出口约4500万吨，小麦出口量为2亿吨。按照我国饮食习惯，稻米和小麦各占一半的话，全世界可供出口的小麦45%要供应中国，全世界可供出口的稻米全部供应中国也只能满足需求的50%！可以说，如果不是果断地强力推行一孩生育政策，今天我们的粮食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明显下降一个档次，甚至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以单产较高的红著为主食。
还有石油等矿产资源，我国有19种不能保障需求，需要通过进口补充，包括我们熟知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战略资源，还有铜、锰、镍、硼等矿产资源。有5种极度缺乏，90%依赖进口。
以石油和铁矿石为例，这两大战略资源，我国对外依存度都比较高。其中，2020年我国石油进口就达到5.42亿吨，自产不足2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70%。而铁矿石方面，我国对外依存度同样超过70%，2020年累计进口了11.7亿吨，来自澳大利亚的占比就达到60%左右。如果增加4亿人的消耗，石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85%，我国战略资源的安全供应将面临极其严重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