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杨虎城一家和秘书一起在南昌被蒋介石软禁。此后一直被关押12年。期间，杨虎城小女儿出生，妻子谢葆贞病死。1949年，李宗仁下令释放他，但是命令未被实施。1949年9月6日，毛人凤受蒋介石指示，在他直接命令下，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女幼**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以及他们的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等一共8人在重庆戴公祠被特务们用*首匕**捅死，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
毛*东泽**对杨虎城的评价：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比毛主席正好大一个月）出生于陕西蒲城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杨怀福靠务农兼做木工来维持生计。由于家境贫寒，杨虎城只念了两年私塾。为了养家糊口，他13岁就到一家小饭铺当童工。15岁时，其父杨怀福因参加反满秘密会社被当局绞死于西安。小小的杨虎城只身一人用借来的手推车将父亲的尸体推回故乡，行程200多里。
童年的贫困和少年时父亲被杀的遭遇，使杨虎城树立了反抗这个吃人的社会的意识。辛亥革命时，杨虎城在起义军中当过兵，后来在地方办民团，掌握了约一个营的地方部队。
1917年，杨虎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陕西*国靖**军，编为一个支队。1926年，杨虎城曾经以5000之众坚守西安，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十倍以上的北洋豫系军阀刘镇华部苦战8个月，终于保住了西安，从此，杨虎城的威名响彻西北大地。
杨虎城和*产党共**人很有渊源。早在1921年，杨虎城在榆林就结识了*产党共**员魏野畴，受过一些共产主义启蒙思想的影响。在1927年春夏间，因冯玉祥联苏联共，参加北伐，杨虎城与*产党共**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1927年下半年，杨虎城在冯玉祥的领导下率部参加北伐，有一些*产党共**人在杨部工作。
即使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部队中进行清*党**，杨虎城仍然和*产党共**人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等保持友好联系。后来，杨虎城去日本考察，一度离开了*队军**。
1929年，杨虎城回国。他的*队军**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在新军阀混战中，杨助蒋作战有功，部队得以扩大，当上了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并一度进军甘肃，取得了陕甘两省地盘，成为了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脑。
由于杨虎城在任上做了许多有利于*产党共**的进步事情，比如，释放西安在押政治犯，资送一批革命青年（如王炳南、潘自力、江隆基等）到国外留学，任用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部队中保留了部分革命分子（如张汉民、王泰吉、阎揆要等），对陕北土地革命也暗中予以帮助和掩护等等，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采用各种手段进行遏制，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就逐渐扩大。
让杨虎城铁心和*产党共**联合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让他和徐海东的红军直接去搏杀。
1935年上半年，徐海东率领红25军进入秦岭山区。蒋介石命令杨虎城派部队攻打红军。当时，杨虎城的两个主力师——孙蔚如的17师和冯钦哉的42师分别驻防在汉中、陇东和渭北各地，他们都以防区任务重抽调不出来为由，不去和红军打仗。蒋介石便命令杨虎城抽出自己的直属部队3个旅的兵力去同红25军周旋。
让杨虎城没有想到的是，徐海东的红25军十分能打，不到3个月，杨虎城的两个旅长被杀，一个旅长受伤，几年来自己专心经营的直属部队几乎被全歼，这让杨虎城心疼不已。更让他寒心的是，蒋介石不但不关心杨部的损失，反而处心积虑地要吞并杨部。
1935年下半年，东北军大举进入陕西，杨虎城最初一个阶段怀疑张学良对他所据有的的陕西省地盘有取而代之之意。蒋介石也故意引发杨虎城这样想，想让张杨二人彼此猜疑，进而火并，他好坐收渔翁之利。
张学良与杨虎城
在和红军交战不利的情况下，*共中**中央分析了杨虎城的处境，便决定向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进行*战统**工作。
1935年11月下旬，毛主席亲自派汪峰去西安。汪峰此时是*共中**陕西地下省委兼军委成员，又是红26军的政委，十七路军的地下*党**员曾由他领导。
汪峰身材不高，黑黑的，胖胖的，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商人的模样：身穿一件不大合体的青布大棉袄。头戴毡帽，腰间系着一条布腰带，把大棉袄的前大襟反掖在腰带上，肩上搭着一个捎马子，捎马子一头装着一架算盘，一头装着一本旧账簿，手里拄着一根木棍，由一个老乡带路，向陕西省长武县城走去。
汪峰身上带着毛主席亲笔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写的信。经过了一些曲折，在西安的新城大楼见到了杨虎城。
杨虎城和汪峰谈得不错，但是，杨虎城对汪峰的身份不敢确定。于是，他一面让手下好好招待汪峰，一方面又秘密地派崔梦博（省府科长）到天津找南汉宸和*党**的负责人到西安面谈，并问南汉宸是否知道汪峰这样一个人。
1936年2月初，王世英由天津随同崔梦博化装秘密来到西安，住在十七路军先兵营营长金敏生的家里（王世英也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
王世英来西安有两个目的：一是应杨虎城的邀请来商谈红军与十七路军抗日合作问题；一是要趁此机会到陕北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向*党**中央报告几年来在白区的工作情况。
看杨虎城和王世英的见面是如何的秘密，你就知道搞地下工作是如何的小心谨慎了。
王世英和杨虎城见面的地点是九府街新建的杨公馆（即止园，尚无人住）。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先陪送王世英来到九府街杨公馆大楼下面客厅东边一间小房子里，备好烟茶和一壶开水，反锁房门，然后回到新城把钥匙交给杨虎城。
杨虎城随即照平时一样带着副官卫士们到了新公馆，在院子周围看了一遭以后，对随从说他要到大楼里休息睡午觉，让他们自由行动。卫士们高兴坏了，旋即跑出去玩了。杨虎城来到客厅西边的一间房子里，脱掉衣服睡起觉来。待卫士们都出去了，杨虎城起来，穿好衣服，走过客厅，用钥匙轻轻地打开那间小屋，进去和王世英面谈。
王世英自己和南汉宸个人对杨虎城的几点建议：（1）与红军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保存实力，加紧团结内部，培养青年干部充实自己；（2）与红军保持友谊关系，与其他反蒋派联合一致，发动反蒋抗日战争；（3）争取东北军共同联共抗日，在西北发动一个联共反蒋抗日的大起义，以便推动全国形成反蒋抗日的新局面。
杨虎城对环境问题顾虑较多，因为驻在陕西的东北军及驻在陇南的蒋系中央军胡宗南部实力都很强，蒋介石调动部队打他很容易。
杨虎城的建议是：（1）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做合法运动，适当时机再变为不合法运动；（2）整顿内部；（3）与红军的关系是：维持原防，互不侵犯；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予以帮助；不要策动他的部队哗变；绝对保守秘密，可建立电台联系，但以后不要给他写信或随便派人来（指汪峰），以防泄密；希望陕北红军对井岳秀（镇守榆林，支持抗日）保持与他同样的关系。
王世英个人同意杨虎城的意见，并说要向中央报告。最后，王世英证明汪峰是自己的同志，杨虎城答应将汪峰交给王世英，并设法送他们回陕北。谈话完了，杨虎城离开那间小屋子，把门反锁上，回到他睡觉的房间，故作初醒的样子，招呼卫士们离开九府街回到新城，然后把钥匙交还给王菊人。
王菊人又跑到九府街把房间打开，送王世英回寓所休息。过了一天，杨虎城送给王世英、汪峰500元路费，派军法处法官庞志杰（*共中**地下*党**员）雇了一辆骡轿车送他们到了淳化，交给阎揆要（十七路军的团长，*共中**地下*党**员）转送到陕北苏区。
至此，*共中**中央和十七路军建立了联系。
王世英、汪峰回到陕北苏区后，得知毛主席、周副主席都去了山西。王世英立刻赶到山西石楼，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几年来坚持白区工作和开辟十七路军*战统**工作的经过。
*共中**中央当时决定：关于与十七路军建立*战统**关系问题，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以下各项原则：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共中**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大约六七月间，杨虎城密令驻富县的王劲哉旅，在富县城以旅部名义开设了一个*用军**合作社，调田静忱（康华）去当合作社主任，并投入了一部分资金，还拨给一部大卡车。这个合作社就是十七路军与红军的交通站和运输站。
此外，还设有两个交通站：一是以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设立的，在甜水井街，派副官原润泉带兵一班保卫。这里也是一个招待所，招待一般去苏区的人，除了供给食宿以外，还备有化装用的军衣、十七路军的臂章、符号和路条等，以供去苏区的人使用。
另一个交通站设在城隍庙西道院十七路军宪兵营营长住宅，同时也是一个招待所，但只招待需要特别保护和严格保密的客人，由该营营长负保卫之责。
再说说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
张杨之间的关系，刚开始是互相提防彼此不信任的关系。因为杨虎城是西北王，是地头蛇，而张学良是外来户，是强龙。俗话说得好：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但是，张学良这只“强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强龙”，他可是蒋介石的“*用御**把兄弟”，有蒋介石这棵大树做靠山，张学良初到西北，的确有吞并杨虎城，借机占夺地盘的意思。比如，当时于学忠已经率东北军的一个军进入甘肃，当了甘肃省主席。
张学良和杨虎城是这样的关系，其下层的关系也是互相看不起：东北军看不起十七路军的那些土造枪；而十七路军也看不起这些装备精良，但是不抵抗日本侵略而丢掉东北三省的东北军。因此，两军官兵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发生过不少次的小冲突。
另外，由于东北军大批开入陕西，东北军军官的家属也就大批地涌进来。当时西安和渭北各县城都挤满了东北军家属，这就不免发生强住民房的事情。因此陕西人民对东北军也怀有极大的不满。
尽管张学良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曾先后派黎天才、张潜华等人向杨虎城去做过一些解释，但是，杨虎城不可能相信张学良。
这种情形一直到了1936年上半年，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从1936年1月开始，张学良、杨虎城因为都各自秘密地沟通红军和*产党共**的关系，并与红军秘密订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从而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张杨两人每次见面都互相试探，先从“抗日”话题入手，慢慢地谈拢了，之后，再进一步地谈“联共抗日”。后来，高崇民到了西安，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从此张杨互相了解到彼此的共同心愿，便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密切结合起来。
高崇民，1891年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党**员。1929年起任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官张学良的秘书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亡流**北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遭国民*党**通缉避居上海英租界，接触*产党共**，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同年冬到西安对张学良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在高崇民的斡旋下，再加上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谈判，王世英与杨虎城的交往，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开始形成。
所谓的“三位一体”，实质上就是以*产党共**和红军为政治领导，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
由于“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矛盾日趋激化，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首先发生了《活路》事件。
从1936年初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一些*产党共**员和进步人士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栗又文、孙达生、申伯纯等经常在一起讨论形势。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谈论的话题是抗日和两军联合的问题；在少数可靠朋友间也谈联共联苏问题。
后来，他们决定将座谈的一些问题写成文章，向广大东北军官兵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确定由高崇民写“抗日回答”，五六千字，回答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栗又文写如何解决抗日经费的文章；孙达生撰写两篇，一片讲西北地区的有利形势，另一篇是东北军整顿问题。
稿子写完后，他们决定编印成不定期刊物，每期印一二百份。刊物定名为《活路》，意思是说只有参加抗日，东北军才能有活路。
《活路》几篇文章的内容，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指出蒋介石调东北军“剿共”是“一石两鸟”政策，提出西北大联合思想；只要东北军高举抗日旗帜，人民必定欢迎等等。
稿件齐备后，负责编辑工作的高崇民将全部文稿送交张学良过目，并把每篇文章的作者向张做了介绍。张学良仔细看完后对高崇民说，这些文章不能署名发表，只能秘密印发。印发后，他要公开查禁，以应付南京。张学良还称赞文章写得好，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等等。
《活路》原准备油印。张学良默许后，开始筹备铅印。十七路军的朋友说，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有个印刷厂，专印军内材料，比较安全、保密。杨虎城得到报告后，秘密嘱告军需处王惟之负责监印，注意保密。王惟之和印刷厂负责人高子桢研究后，挑选几个技术好的工人，在晚间加班突击印刷《活路》，天明就停止。王惟之和高子桢轮流监印，只用了几个晚上就印刷了8000册，并散发到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各部队。
《活路》在两支部队中影响颇大，负责*共中**中央与十七路军联系的交通员梁明德还给毛主席带去了两本。
印刷《活路》时采取的严格保密措施，引发了隐藏在印刷厂内蒋系特务底线工人麻栋臣等二人的怀疑。他们用几张光纸换来一份印好的《活路》，发现其中内容都是违禁的宣传抗日的言论，立即送交西北总部二处处长、蓝衣社西北站站长江雄风。江立即奖给这两个人每人60银元，随即向晏道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当时为西北总部参谋长）报告。
晏道刚立刻召集江雄风、马志超（西安市公安局局长）、曾扩情（西北总部政训处处长）等军统特务头子们研究这些文章是谁写的。他们觉得既然是十七路军印刷厂印刷的，可能就是十七路军搞的，决定拿郭增恺开刀。
为什么呢？都说“吹牛不上税”，有时，“吹牛也上税”。因为这个郭增恺常常夸耀自己消息灵通，与杨虎城关系如何地密切等等。于是，他们向蒋介石发电请示，蒋介石于5月10日复电“着即逮捕送南京”。于是，5月12日晏道刚亲自给郭增恺打电话，将郭骗到总部予以逮捕，并连夜解往南京。
可怜这个吹牛大王郭增恺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被特务打了个皮开肉绽。后来，特务们知道了是高崇民编的，待去抓捕高崇民时，高崇民已经被张学良秘密送到天津英租界躲避起来了。按说，郭增恺应该被释放了吧，不会，特务们是本着“有错捉无错放”的原则，一直把郭押禁在南京不放，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宋子文才把郭增恺保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
其次是“艳晚”事件。
1936年8月29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特务绑架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等人，引发张学良派兵查抄陕西省*党**部的事件。按韵目计，29日是“艳”字，因此这次事件被称为“艳晚”事件。
当时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很多，既有属于中统系统的陕西省*党**部，更有蒋介石亲信、西北总部参谋长晏道刚指挥下的军统系统。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宋黎受张学良的邀请来到西安，他一直以东北大学学生代表的名义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抗日活动。
这些特务早已注意并监视宋黎和刘澜波等人的活动，怀疑他们是替张学良从事联共抗日的*产党共**人。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给南京写报告，建议逮捕宋黎、刘澜波等，并解往南京受审。
到了8月,特务已经查清《活路》的所有撰稿人，所以在“艳晚”事件中蒋介石手令逮捕的名单中，也包括栗又文和孙达生。
8月29日，申伯纯打电话给宋黎，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他们采取行动，情况危机，请倍加小心。宋黎听完电话，马上派另一位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马绍周去西北总部政训处找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马绍周一出西北饭店就被特务逮捕，押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关押。
正当宋黎在屋内和东北中学学生代表谈话时，两个特务突然闯进屋内，把宋黎和学生代表一起逮捕。宋黎意识到事态严重，为了使别人知道自己被捕，就开始大喊大叫。这一喊叫，还真管用，爱国人士车向忱刚刚进入西北饭店院内，特务一看，又来了一个大的，两个特务中就有一人去抓车向忱。
车向忱已经听到宋黎的喊声，一个特务拖不动宋黎，去抓车向忱的特务又去帮忙，车向忱趁机逃走了。
在特务把宋黎押往省*党**部的路上，由于是星期六，路上行人较多，宋黎就一路喊叫，说是“土匪绑架”。快到省*党**部门口时，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过来，宋黎又接连高喊：“土匪绑架”。巡逻兵下马缴了特务们的枪，问为什么抓人。宋黎说：“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张副司令的秘书。”
宋黎来西安已经半年多了，也曾去过十七路军办事，巡逻队里有人认识宋黎。他们便向特务们要逮捕证。特务说没有带，还趾高气扬地骂巡逻队的人多管闲事。巡逻队的人一生气，就要把宋黎直接带到了十七路军宪兵营部。
之后，巡逻队就把宋黎和两个特务一起押到宪兵营的连部。宪兵营的营副兼一连连长谢晋生认识宋黎，他马上命令把宋黎同特务分开，把宋黎让到连长室中，把那两个特务押在另一个房子里。
宋黎进入连长室，首先由裤袋中掏出秘密文件和秘密名单，交给连长保存。然后就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被捕情况。张学良既担心宋黎被捕可能会暴露机密；同时对于省*党**部竟敢不向他打招呼，就径自逮捕他的人，更觉愤怒。
于是，张学良立即派副官关沛苍到西北饭店去看看情况。关沛苍一到西北饭店宋黎的房间，就被早在那里*底卧**等人的特务逮捕起来，押往省*党**部。
宪兵营谢连长一面安置宋黎，一面故意对两个特务进行盘问。面对特务的威胁，谢连长一概置之不理，就是不让他们走。大约晚上12点钟了，谢连长给杨虎城打电话，请示如何处理，杨的秘书说杨主任已经睡觉了，不给传达。谢连长只好给绥署交际处长申伯纯打电话告知此事。
申伯纯认为此事关系重大，立即起身到端履门宪兵连部与谢连长和宋黎共商对策。在宋黎的要求下，申伯纯以电话告诉张学良。张学良立即派孙铭九带了卫队乘汽车来到宪兵营连部，把宋黎接走了。申伯纯告诉谢连长，说如果省*党**部来要人，就说张副司令派*队军**提走了。
张学良连夜把宋黎接回去问明情况后，又从其他方面知道了马绍周和关沛苍两人也被捉进省*党**部，并说第二天早晨就要用飞机解往南京。张学良勃然大怒，立即把邵力子（陕西省政府主席）找了去，拍桌子大骂：“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产党共**不让我知道？他们怎么这样大胆，他们是何居心？”
邵力子从来没有见过张学良发这么大脾气，从来没有见过张学良对他如此不客气，只得低声下气地向张学良说：“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还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向副司令报告。”
邵力子走后，张学良立刻打电话调驻在王曲的一个团的部队，全副武装，跑步进城，同时命令驻在城内的卫士营紧急集合，一起把省*党**部围住，打开省*党**部，抢救马绍周和关沛苍，并查抄省*党**部的电台密码和一切档案。
张学良并特别下令捉拿特务行动对的队长，捉住后就地枪决。他怕晏道刚走漏消息，把他找到公馆，关在客厅里，不见面也不许他出去。
清晨6时许，张学良的东北军冲进省*党**部，先救出马绍周和关沛苍，然后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特务档案，在档案中查出许多给蒋介石的密报底稿和东北军中大批开入*产党共**分子名单。
8月30日清晨，西安特务头子曾扩情乘飞机直飞广州，向蒋介石陈诉张学良与*产党共**勾结，*攻围**省*党**部，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请蒋介石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但是张学良在围抄省*党**部以后，也立即给蒋介石报告，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和关沛苍均系总司令部职员，如有不法情事，应通知总司令部依法处理；现在陕西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随便派遣便衣，不持证件，黑夜逮捕总司令职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总部，群情愤激，迫得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等等。
蒋介石听了曾扩情的陈诉，又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当即下定决心要收拾张学良。但是，考虑到当前两广事变虽告平定，但广西的善后尚待处理，他一时还不能腾出手来去*压镇**西北的抗日局势。为了稳住张学良，他只好暂时隐忍不发。
实际上，蒋介石却在暗中积极布置，调兵遣将，准备调转头来用全力解决西北问题。所以在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就由南方调了几十万大军杀向西北，他自己也就在10月下旬杀气腾腾地亲自到了西安。
因为十七路军的宪兵队把宋黎从特务手中截夺下来，又经十七路军交际处处长申伯纯负责将宋黎交给了孙铭九，张学良满意，第二天他就亲自向杨虎城致谢。因此，张杨的关系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更亲近了一层。
张学良和杨虎城由对立走向和谐，并要和红军一起携手抗日，蒋介石如鲠在喉，10月来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听从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终于在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参考资料：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李义彬著《西安事变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