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羲：一个重量级的清末历史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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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多少豪情与风云，尽付笑谈中。
不同的是，有人活得平凡而卑微，有人活得风光轰烈；有人活得像蝼蚁，有人活成大象。
本文的主人公李经羲，在风云变幻的清末向民国过渡时期，既有过活成“大象”的岁月，却又留下了“蝼蚁”般的声名。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经羲
李经羲曾经位高权重，影响力极大；但在历史的声誉榜上他却藉藉无名，以今天来说，一般人还真不知道他。
因此，相对历史名家和历史凡人来说，李经羲似乎都要更符合“历史过客”的形象。
李经羲本人的历史名气不大，但他伯父的声名却家喻户晓。李经羲的伯父是李鸿章，晚清重臣和政治名家。
实际上，李经羲在清末*场官**政界达到过的级别高度，并不亚于李鸿章；如果算上民国初期，侄子更是超过了伯父。然并卵，在历史面前，李经羲的声名不及李鸿章一个零头。
作为标准的晚清官二代，李经羲的发迹当然离不开伯父李鸿章。李经羲的科举之路止步于贡生。
好在李家是豪门世家，不差钱，所以后来他通过捐钱获得了道员身份（捐官是古代除科举外另一种主流的爵位官职获取方式），从此进入仕途。
对于李经羲来说，难的是如何体面地进入仕途；一旦进了这个圈子，一切都好办了，他的伯父李鸿章包管他仕途高升。
在李鸿章的关照下，大概在光绪二十年左右，李经羲步入了“省级”官员之列，这一时期他的任职岗位，包括了福建布政使、云南布政使、广西巡抚、云南巡抚等。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牌匾馆，现藏有一块李经羲在任职福建布政使期间，题写的匾额。此匾上书：“父子济美”。
这是李经羲在离任前夕（光绪二十五年），题写赠送给受匾人的。内容大意是，夸赞受匾人父子继承了良好家风，光宗耀祖。
光绪二十五（1899）年 【父子济美】匾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李经羲历史性的大作为，主要集中在云南这块热土。也就是在他离开福建十年后，即1909年上任云贵总督之后。
当上云贵总督，意味着李经羲走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但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彼时的清政府已经呈摇摇欲坠之势，再过三年左右，大清就将灭亡。
清政府的衰败没落趋势，有识之士当然都看在眼里，朝廷也心知肚明。
为了挽回颓败的“国运”，截止李经羲到任云贵总督岗时，清廷已经分别在沈阳、天津设立了东北陆军讲武堂和北洋陆军讲武堂，即综合性的军事院校，以期为清廷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目的是为了保住大清江山及抵御外寇。
东北陆军讲武堂
早在李经羲到任云南之前，代理云贵总督沈秉经已经向清廷打了报告，准备在云南设办云南陆军讲武堂。
报告很快批下来了，但新的总督李经羲也到任了。于是，筹办讲武堂的重任就落到了李经羲的身上。
李经羲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天赐良机，注定我李某人要主办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晚清中国的军事羸弱，是国之命门，有机会为大清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李经羲内心的存在感瞬间爆棚。
具体过程不表，总之在李经羲的领导下，经过半年时间左右的筹备，云南陆军讲武堂在1909年8月开学了。
云南陆军讲武堂
值得一提的是，李经羲爱才，把一个叫蔡锷的湖南人挖来，让他担任教官，并担任云南新军首领。
众所周知，蔡锷后来成了革命*党**领袖，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
李经羲与蔡锷
历史证明，李经羲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蔡锷在李经羲手下当军事教官的过程中，秘密筹备革命事宜。
有人发现了他的不对劲，向李经羲通报：“这个蔡锷恐怕是个革命*党**，你得快快把他赶走。”但李经羲不但没有说穿蔡锷的革命者本色，更没有赶他走，反而资助蔡锷500银元用于各种开销。
难道李经羲心中也燃烧着“革命”的小火苗吗？当然不是了。李鸿章、李经羲所在的安徽李氏家族，深受清廷恩宠，李家的荣华富贵都是朝廷给的，李经羲绝无反清廷之心。
李经羲是个聪明人，他预见了清廷衰败甚至坍塌的可能性。创办讲武堂，无论清廷是否覆灭，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未来的中国军事栋梁，所以这事儿李经羲有心认真办。
至于蔡锷，李经羲是这么想的：“他要闹革命就由他去呗，反正彼时革命*党**人到处都是，中国的希望可能就在他们身上。”
后来的故事说明，蔡锷在云南的革命还真就成功了：1911年10月30日，蔡锷领导云南新军相应武昌起义，*翻推**了云南清政府。
当然，蔡锷对李经羲是存有感恩之心的：起义军在炮轰云贵总督府之前，蔡锷安排人员护送李经羲一家子，绕道越南、香港，躲到上海去了。
可见，在蔡锷的心目中，李经羲是对革命有功的。事实也是如此，李经羲把领导云南新军的重任交给蔡锷，后者这才有了在云南闹革命的基础。
最关键的是，李经羲默许了蔡锷的革命行为，没有提前扼杀它。
说完蔡锷，我们再来看李经羲一手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本身。这所清末军事学校，对20世纪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堪称传奇。
该学堂培养出来的军事家不胜枚举，中后来成为我*党**军事元帅的*德朱**和*剑英叶**，就是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
而且，*德朱**早年能上云南陆军讲武堂，完全得益于李经羲的破格帮助。当时*德朱**从四川步行前往云南，结果错过了讲武堂的报名时间。*德朱**在讲武堂大门口，跟门卫争执起来，巧遇李经羲当天巡察讲武堂。
问清缘由后，李经羲对*德朱**抱以极大爱惜之情：“军事人才难得，额外特批允许报名。”可见，如果没有李经羲相助，*德朱**未必能上这所军事学校。
令人感慨的是，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了著名的黄埔军校；而第一批黄埔教官，很多都是直接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调来的，更不用说还有很多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在军事领域成就斐然，由此加入到黄埔军校的前毕业生们。
毫不夸张地说，云南陆军讲武堂，是黄埔军校的摇篮。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人李经羲，也通过曲线方式，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军事格局。
李经羲在云贵总督的位子上，值得书写的历史性作为，当然不止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一项。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本土水电站，云南石龙坝水电站，就是在李经羲的主持下设立起来的。
清末最后几年，法国势力挟中法战争（1883-1885）之余威，想方设法试图控制云南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脉，先是在云南修建了法资铁路，后又试图在云南修建发电站。有识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李经羲也不例外。
1909年，昆明富商王筱斋联合19位股东，向云贵总督申请设立中国人自己的水电站。李经羲二话不说，瞒着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批复了同意，并声明：“从今起，二十五年内不许外人来滇办电。”言外之意，法国人申办水电站，一律不允许。
很快，石龙坝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在福建人刘岑舫的一线操办下，如火如荼地推动了。
法国人心有不甘，将此事捅到了清廷中央政府。清廷不敢得罪法国人，加之李经羲隐瞒不报建设水电站事宜，朝中高层大为光火，于是下令严禁建设石龙坝水电站。不但如此，清廷还要求查办建设总指挥刘岑舫。
李经羲为保护刘岑舫，暗中把他送回到其福建老家。同时，为了做样子给朝廷看，一方面也为了激发*意民**，李经羲故意派人到处张贴公告：“革职查办石龙坝水电站建设总指挥刘岑舫。”
果然，昆明老百姓纷纷涌上街头*愿请**，呼吁要求朝廷允许建设石龙坝水电站，并免除刘岑舫的罪责。
清末政府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颇看重*意民**，不得已给云贵总督府下了一道模糊的指令：“妥善处理石龙坝水电站事宜。”
李经羲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很快，石龙坝水电站建设总指挥刘岑舫就回到了建设工地上，建设工作恢复如旧。
经过大概22个月的工期，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起来的第一座本土水电站，全面竣工并开机发电了。
这在中国的电力发展史上，是一件里程碑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作为云贵总督的李经羲，功不可没。
但话说两头，就在蔡锷领导的新军*翻推**了云南清政府之后，李经羲被迫下台，远避上海。从那时候起，李经羲经历了一段很狗血的岁月。
辛亥革命后，民国初期，中国经历了一段混乱的时代。什么袁世凯称帝啦，张勋复辟啦，全让李经羲赶上了，而且他都以狗血的方式被动参与其中。
袁世凯当政初期，他为了利用李鸿章、李经羲家族的影响力，于是邀请李经羲出任政治会议议长。
李经羲不知道民国初期多股政治势力缠绕的水有多深，懵然加入其中。后来袁世凯称帝，李经羲更是成了他的密友。直到袁世凯病故，李经羲又一次退出政界。
1917年，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就是否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一事，发生“府院之争”，结果黎元洪把段祺瑞罢免了。
那么空出来的总理职务，由谁来担任呢？黎元洪又想起了李经羲这枚政治棋子，而李经羲缺乏新时代下的政治敏感度，又是懵懵然加入了其中。
黎元洪
李经羲当总理，本是个很模糊的事件。理论上，李经羲从天津赶到了北京，进了总理府，就算是就任了。但李经羲本人呢，表态模糊，有点静观其变的意思。
果不其然，仅仅过了不到十天，在段祺瑞的怂恿下，大辫子元帅张勋挑起复辟事件。
张勋复辟与辫子军
不得已，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李经羲各自躲了起来。眼见自己趟进了浑水中，李经羲公开表态说：“我从来就没有正式出任过国务总理。”
实事求是地说，民国初期的混乱局面，谁参与高层政治都会被洒狗血。但显而易见的，李经羲在清朝*场官**中练就的政治智慧，放到民国初期的政治环境下，根本就不够用。
从那以后，李经羲正式退出政界，再也不趟政治的浑水了，就此筑宅苏州，安享晚年。
百年后我们再来看李经羲这个人：他的确在清末有过历史性的大作为；而在民国初期的大染缸里，他名义上也风光过，并进入过政治核心圈子，但恰恰是这段不甚光彩的经历，反而令他的历史声名弱化了。
李经羲，注定是一个不被大众惦记的重量级历史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