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十九天就是已亥年的除夕了，虽然单位工作还在紧张的进行，但脑海也时有一丝对老家和过年的闪念。
我出生在故城县北部的一个小乡村，是祖上打明朝永乐年间迁居此地，一直耕读、安居，繁衍生息的地方，那里有我少年的好多记印。那时，我们村不算大，90多户，四百多人，正值人民公社时期，分四个生产队，村貌如同坐落在荒滩野岭，村的东部、西部和南面都是湾塘，湾塘的一半长着芦苇，湾塘的周边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和高低不平的沟沟壑壑，沟坡碱地上长满野生的红荆溜和芦草爪子，三个湾塘连在一起，把村子隔成三处，村里大部分在正北面，有六十多户，村的西南角与村里隔着一道河沟，住着二十几户，是第四生产队，村的东南角就是我和一户韩姓人家住在那里，我家前面是六间土坯盖的学校，没有院墙，院子就是操场，院子里竖着一根檩条，上面钉了块木板，木板上钉了个篮球筐，就算是学生们体育课用的篮球架了；西邻是我二大伯的土坯房，因他一家在北京，所以村里用它做学校使用，因此，我家在村里算是相当然的“学区房”了。从空中俯视，村庄图形就像一个大大的元宝，正南面的湾塘就像元宝中的一颗明珠，鳞光闪闪，水面开阔，四到六米深。村的南方，从陆面和浅滩延伸至湾塘南端有个高高的土堤，堤的终端是个6米多高，占地约400平方米的土岗子，上面有四眼几近填平了的蓝砖井，岗子和土堤上长满芦苇，老人们说这岗子和堤是护佑百姓的两条神龙，岗子是龙头，堤是龙脉，四眼井是两条龙的眼睛，站在岗子上能看遍整个村貌，所以人们来到岗子上还有点敬畏。
据说，1963年闹大水，村里人眼看着村南白茫茫的大水，疯狂的咆哮而来，水位比村里房子还高，可到了龙脉的尾处就分道而行了，是这两条神龙保护了大家。尽管1963年的大水在神龙的保佑下，村庄没有被吞没，但是，大雨连连，屋漏房塌也是最让人头痛的事，所以父亲1964年决心举债修建了村里第一座瓦房，蓝砖挂面，土坯主体，蓝瓦起脊，窗户周边采用白石灰抹面，当时这样的房子叫五花脸，所以我们家在村里的代名词是“东南角篮瓦房的”。听母亲说，盖这房可费了很大气力，我们家的祖房原本在村中间，叔叔他们住了，这里是我们家祖上的打谷场，地势低，是舅舅来帮忙，成年累月的领着我的哥哥姐姐们靠筐抬、车推，垫起了两米多高的宅基，宅基的东侧便是四米多深的湾塘，他们付出了很大心血和汗水，新房建成的那年，我就出生在这座蓝瓦房里。因为从村东到村西的湾塘，在村前有一道弯弯的环状河沟相通，水很深，所以，从村里到西南角和学堂这边或到村南种田，得通过三个蓝砖拱桥，土路弯弯曲曲，宽窄不一，高低不平，雨天泥泞难行、红土陷脚。
我家后面是第一生产队的队部和牲口棚，牲口棚西边挨着小桥的地方便是那户姓韩的家，据说他家祖上是开粉坊的，是个富农，算四类分子，常常挨批斗，老头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罗锅着腰，留着山羊胡须，腰里常扎着黑布条，每天得照例去村里扫大街；老太太个很小，裹着脚，穿着带大襟的袄，裤腿扎着绑腿带，头上常戴个黑色帽子，帽子正前面镶着块亮疙瘩，很利落，也很精明，夜间出门总是打着小白灯笼，从没听他们说过话，好像人民群众与他们得划清界限；我家西边不远就是第二生产队的队部和牲口棚；一队、二队牲口棚院里都挖的有地窨子，十几平方米，有两米半深，用树棍和玉米秸封顶，再覆盖5厘米左右的土，挨墙面留长宽60厘米左右的天孔，戳上梯子出入攀爬，这地窨子冬暖夏凉，是人们砌草盖顶儿的地方。那时候人们经济不富裕，尤其我那个村，祖祖辈辈以农耕为主，家家户户就把老祖宗传下来的砌草盖顶儿当成来钱项，晚上在里面边干活，边聊天，大集上就拿去卖点钱贴补家用。那时，我们村的草盖顶儿品相、质量是在周边十里八村出了名的。草盖顶儿就是草锅盖，是把麦秸装整齐，梳理好，把高粱秸用刀削成篾子，平时在干燥处存放，使用时，用水泡，存在潮湿的地方，保持其柔软韧性，所以人们砌草盖顶儿修地窨子，是为了保持这些材料的潮湿性。他们凭借砌刀用蔑子把一缕缕麦秆一圈圈的按照锅的大小连在一起，上面再用麦秆编上提手，便制作出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草盖顶儿，它透气性好，蒸馒头不滴汽水，很受欢迎，村里几乎大人小孩都会做。
一到晚上，队部最热闹，这里既是人们劳动一天记工分的地方，也是休闲娱乐的场所，尤其冬天，人们吃了晚饭，会早早的去占地头儿，因为这里比家里暖和，饲养员会把牲口吃剩的草渣子用来熰炕，熰的土炕煲屁股，常常是队部里炕上炕下大人孩子挤得满满当当，队部墙上有个窟窿，洞台上放着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豆粒大的灯头，冒着黑烟儿，人们凭借着那昏暗的光，听李二宝说书，他是个先天性瞎子，干不了其他活，小时就拜师学艺，学会了说书，唱西河大鼓，讲武松打虎的故事，人很随和，且心灵，自己三弦、快板都会用，自弹自唱，人们很喜欢听他说书唱戏。有时还有爱说笑的老人讲鬼的故事，小孩们虽然听的毛骨素然，却又爱听。到后来，有了小收音机，队部和地窨子里人们围拢在一起，就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和单田芳的水浒传。
我家东边就是大片的湾塘、芦苇和盐碱地，这里离村里300多米，里面的水常年都是满满的，有好多野生的鲤鱼、草鱼、鲫鱼在苇荡里，苇坑的黑泥中也藏着一些黄鳝和泥鳅，那时，人们钓鱼不像现在买现成的渔具和鱼食，就是把缝衣服的针在洋油灯上烧一下，再用衲鞋底拔针的钳子将针头弯个弯儿，拴上绳子，用亭杆儿做鱼漂，在土肥里挖几个蚯蚓当诱饵，看到苇塘里游来游去的鱼群，就把鱼钩投进去，很容易就能钓上鱼来。孩子们也时常在浅水里挡起泥巴沿，留个口，待白莲小鱼群进去就堵住口，用脸盆把水淘出去，来个活捉小白莲儿。
小时候的水确实很多，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下着大雨，东面湾塘的水一片汪洋，，东北风涌起狂澜，拍打着房的墙脚，水几乎要与院子持平了，院子地面软软的，来回踩的地方都能渗出水，地基出现下沉，东墙外的护坡下滑，土坯墙头一段段瘫倒，北房有一点裂缝，东耳房眼看着裂了六、七厘米的口子，十分吓人，父亲在县城上班，哥哥姐姐我们都小，母亲让我们远离那地，无奈之下，打了把油伞去找队长刚哥求助，刚哥是个老实厚道人，高高的个子，廋廋的脸庞，头上扎着白色蓝道道羊肚子毛巾，论乡亲管他叫哥哥，他还是母亲的侄女女婿，所以论亲戚，是我的表姐夫。刚哥带着一些乡亲们冒着雨在地基护坡上楔木桩、挡玉米桔，阻挡水浪的拍击，用檩条撑住北房的后山和东耳房的东山，保住了耳房没有坍塌，乡亲们都淋了个浑身透，母亲很感激，让他们喝碗水走，刚哥说：“婶子甭客气，谁家没点事啊，俺叔为咱村里办那么多事，都感激不尽，俺叔忙，回不来，家里有事尽管说声就行。”这些话，至今我还记在心里。可惜，刚哥挺好的人前些年患病不在了。
后来，母亲带我们在地基护坡上栽种了好多红荆；父亲请人在北房的前后山上固定木板，穿过房间用钢筋把前后山紧紧地拉住，增加墙体的合力。还请福爷爷他们一些人用麦秸和土掺在一起打了土院墙，冲南建了个砖垛的简易门楼，那时我才上小学，听姐姐说，那天我晚上放学回来，看到门楼建好了，就背着书包左看右瞧，十分关注门楼，福爷爷见我有点怪异，便问：“小仔，看嘛啦？”“我看着门楼盖的小点。”“怎么看着小啊？”福爷爷问，“要以后买个汽车怕开不进来呀”“哈哈哈---”我的回答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父亲在旁边笑着说：“小屁孩儿，想法还挺大。”其实要不是姐姐后来告诉我，我早忘记了。
那场雨和吓人的水，是我至今难忘的。记得有次我和堂弟去村西窑厂地拔猪草，离村里一里多地，虽高低不平，却地势比村里高的多，红土质，曾经是个烧砖的土窑场，早已荒废了，周边散落着砖头瓦块，好大一片。我俩爬到高高的废窑疙瘩上，向东望去，看到村里住户散落，房屋高低不一，还有那么多的湾塘，出行也不方便，就给堂弟说：“小二，你说要把这里平平，盖成一排排的房子，把村子全搬过来多好啊，人们种地也近了，也不为闹水担惊受怕的了。”堂弟看了看我：“我不知道。”让我气得：“算了算了，什么也不知道，拔菜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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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村里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湾塘都垫成了宅基，盖了房子，盐碱地和那沟沟壑壑进行了平整改良，村里向四面发展，建起气派的砖瓦房，街道砼面硬化，花草绿化非常漂亮，80年代，我家在老宅不远的地方建了处新房。惋惜的是一生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不计得失，倾情乡里，乐于助人的父亲退休后于2009年腊月二十六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记得那天苍天为他动情，大地为他悲悼，下了很大一场雪，比今天的雪还要大，四面八方的亲朋尽管冰地路滑，都前来向他告别，为他送行；更加惋惜的是，时隔一年后的农历八月十六，一生勤劳善良，德厚仁慈，治家有方的母亲因突发心脏病又离我们而去；按照二老生前遗愿，遵照国家政策，遗体火化后葬在村西石碑楼后的祖坟处。家里那处老宅因年久失修，坍塌了，在那里只有长了几十年的枣树、榆树还在见证着过去的往事。
父母去世后，我每次回到老家，当把钥匙插进大门上锈迹斑斑的锁上那一刻，总是酸酸的，进了院更是感到悲凉，过去进了大门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喊上一声：“娘，我回来了。”可现在，欲喊无声。尤其打开屋门，看到那桌子上、床上厚厚的尘土，看看墙上父母的照片，不由潸然泪下，泪流满面，站立在他们面前只有思念、思念，再思念。尽管家里没人收拾，满眼的蛛网尘土，却情不自禁的把各个房间转一转，把那陌生而又熟悉的犄角旮旯看一看。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也在改变，乡愁也非过去的乡愁，过年也不象以往的过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效果已经凸显。农村不再是原来的农村，更没有祖祖辈辈走不出的大山，好多农村孩子向城市转移，城市孩子向更好的城市发展，年轻人志在千里，打拼在祖国的各条战线，好多孩子因工作需要不能回家过年，春节就要到了，怎么办？我们撇下那陈年乡愁，到孩子那里去，团聚、联欢，支援他们在第一线，为他们看孩子、洗衣服、做饭，就是我们最幸福、最美好、最快乐的过年。
2020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