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石营营盘蜿蜒在山上的长城
湘西：南方长城的前世今生
图文/周一渤
湘西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土家族和苗族是湘西两个主要的世居土著民族。秦统一中国后，开始以*力武**强迫湘西土著民族归于王化。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便成为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民族关系的主旋律。
除了世人尽知的北方长城，在古老的湘西，还有一条残垣断壁无声地诉说着几百年的风雨沧桑，见证着一个王朝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然而，从“苗疆边墙”的沉寂到“南方长城”的重新面世，这条绵延在湘西山野沟壑与古老村寨之间的墙，足足埋头“睡”过了400年。
醒来的“边墙”
新千年伊始的四月，*光春**明媚。
湖南省凤凰县实施“旅游带动战略”，为了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专门聘请中国国家建设部古建筑专家赵景慧，中国国家*物文**局长城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物文**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教授等一行10多人，于2000年4月19日到达凤凰古城，对古城进行全面考察。4月22日，一场春雨过后，咋暖还寒。山野间，沟坡上，到处弥漫着乳白色的雾气，把神秘的苗疆，装扮得多姿多彩。上午9时许，罗哲文和赵景慧教授参观了黄丝桥古城之后，在返回古城的途中，又参观了路边的一个石头寨，并大加赞赏。当路过永兴坪残碉和边墙残段时，随行导游人员告诉罗教授说：“看，这就是有名的苗疆边墙”。
这一声对于罗哲文来说，犹如一声春雷，又像蛰伏很久很久的远古深处延宕至今的一声回响。待他问清楚后，急切地要求车辆停了下来，在惊异中不顾70多岁的高龄，攀上了本无路径的山顶，只见一座残碉和一段裸露在外的边墙沿山势伸展着，还有更多的遗迹散落在山脚下。罗教授精神为之一振，这里看看，那里摸摸，爱不释手，惊喜之情，溢于言表。当走到残垣断壁的尽头时，在残墙的断裂面，罗教授俯身下去，拾起了几块碎石片，又仔细查看了断裂面砌石的格式和构建筑式，十分惊奇而又肯定地说：“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南方长城。想不到我寻找了50多年的南方长城遗址，今天却在这里发现了！”
全石营营盘
我国史料上有记载，除了北方有长城之外，南方也有长城。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意外的发现，却了却了罗教授半个世纪的夙愿。罗教授是从三个方面来确认南方长城的：一是从长度上来看在数百里或数千里以上，苗疆边墙全长近400华里，这正好符合条件；二是从修筑的格调和方式上来看，不封闭。苗疆边墙总长数百里，但都不封闭，全部暴露在山野荒坡外。三是由许多汛堡、屯堡、城堡、碉堡、哨卡、关门及关厢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苗疆边墙内，有各种屯堡、城堡及碉堡等1300多座，仅凤凰境内就有848座。因此，凤凰境内的苗疆边墙，应是中国南方长城无疑。另外，从修筑边墙的规格和方式来看，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块石搭砌，碎石或小块石填心。永兴坪段边墙残存的就是这种修筑方式。
50年前，罗哲文先生在查阅湖南的地方史时了解到，湘西有座长城。后来，罗先生在他的专著《长城》中写入了这段文字。罗哲文与南方长城的相遇，也是机缘巧合，更是沉寂400年的南方长城，在罗哲文先生的追寻和呼唤中醒来了。“以往不少历史学家多次在历史文献中看到关于中国南方长城客观存在的一星半点依据，同时，无数古建筑专家踏遍青山四处寻觅未果，这次总算了结了我的心愿。”南方长城的发现人罗哲文教授在鉴定结论中这样写道。
其实,有关南方长城的史籍，《湖南省志》、《辰州府志》、《苗防备览》、《苗防屯政考》以及凤凰、永绥、乾州等地方史志都早有记载。只是当时不叫长城,而是称为“边墙”。著名作家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散文《湘西·凤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做成，位置在山顶上，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
考察表明，南方长城遗迹，南起湖南、贵州交界处的亭子关，经渡头坑、毛都塘、两头羊、红崖井、腊尔关、火略坪、毛古屯、大田、泡水、镇溪所，北至湖南吉首花垣县境内的喜鹊营，全长382千米。在湖南境内，南方长城大部分在凤凰县境内贯穿而过，大致经过新凤凰营、阿拉营、古双营、得胜营、镇溪营和振武营。在贵州境内，铜仁市的文史工作者在深入武陵山区开展调查活动时，在湘、黔交界的贵州一侧也发现了明清时代的营屯、屯堡、碉楼、炮台、哨卡等军事建筑遗址。在现今的铜仁、松桃特别是在邻近的湖南凤凰、花垣一侧，尚存滑石营、豹子营、龙潭营、报国营、盘石营等遗迹。许多营盘碉楼在清嘉靖年间曾维修或重建过，咸丰、同治年间仍在使用，至今保存尚好。
多少年来，随着时光的推移，曾经威严地盘踞在大山巅谷之间的边墙，慢慢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那些残破的城堡也成了当地老百姓种地、放牛，遮风挡雨的地方；而城堡、边墙上的石头，也成了老百姓修房子、修路用的建筑材料。至于它们是何时修建的，由什么人来修建，为什么要建，对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于是，鲜为人知的“苗疆边墙”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默然地站立在那里，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要证明什么。
从苗疆边墙到南方长城，是一个深幽数百年的梦。如今，它又以与400年前的作用绝然不同的崭新姿态慢慢地越来越丰满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全石营营盘东城门门楼
追寻：全石营印记
永兴坪碉卡是南方长城的象征景点，2000年4月，中华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教授站在烽火台上宣布“中国发现南长城”这一震撼世界的消息后，永兴坪碉卡便成了南长城的象征而闻名于世。永兴坪又叫全胜营，或叫全石营，位于凤凰古城的西面，是凤凰古城通往阿拉和湘黔边境的重要关卡。这里原设有兵营，四周城楼高耸，设有东西两城门及城楼。永兴坪的地势十分险要，左有青龙山，上建有青龙碉，右有狮子山，上建有狮子碉，两山夹持一个山包，构成一个咽喉之地。具有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之险。数百年来，历史的长河冲刷着尘世的容颜，消磨了岁月的遗痕，唯有永兴坪南方长城残段遗留下来。
永兴坪段南方长城修复工程，从2001年2月下旬开始动工，前后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花费工时12万个，投入800余万元。修复的墙段从永兴坪南方长城遗址起到拉豪村止，全长1.78公里。8个石碉，16座炮台，780多个箭垛，镶嵌其中。修复的南方长城一律用青石经细雕而成，长短大小，厚薄一致，砌筑技艺十分讲究。墙体一律按原古老的南方长城的标准“修旧如旧”，竣工后的墙体，不仅坚固牢实，而且有着极高的工艺价值和品评观赏价值。放眼远眺，南方长城象一条庞大的巨龙重新升腾起来。
全石营营盘是依山而建的，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形制呈圆形，占地4000平方米，城边设东、西两个城门，碉堡4个，呈“品”字形排列。据《凤凰厅志》载，明清时，这里可“西扼黔川、东控镇竿”。进门往左侧走，是一处保存完好、约50米的东门城墙。城墙全系正方青石细凿砌筑，凝结材料为糯米石灰砂浆。经过数百年的风雨侵蚀,露出部分的石面全部呈青黑色,与城垣周围石质各异。据专家考证,砌筑城垣所用的石料全从山下采集,然后一块一块运上山,整个工程之浩大,令人叹为观止。顺着城墙前行，便是一座高耸的烽火台，烽火台约七八米高，往里一看，有如天井。烽火台分3层，西侧开一石门，其余三面均设有枪眼、炮口以及瞭望口。再往前走，是一处保存完好的炮台，大炮虽已生锈，但上面“嘉庆二年”字样清晰可见。烽火台北侧就是营盘，如今只剩下基墙。营盘下方，是平整而巨大的演练场，据说可屯兵4000人。
从这里登上南方长城之巅，极目远眺，但见长城蜿蜒在山头之间，隐没于丛林之中。据凤凰当地熟悉南方长城的朋友介绍，这段城墙绕过凤凰县城后，一路向东北方向进入辰溪，随着山势变得较为平缓，所建的城墙也矮了许多，但其坚固程度一点也不逊于其他地段。过了辰溪，再往北上吉首，湘西古丈县的喜鹊营就是其北端点。
2008年3月24日，《南方周末》报道称：据新华社讯，湘西凤凰县日前在对“南方长城”进行拓宽的施工过程中，出土了一座清朝二品武官墓，其墓碑完整而清晰。记者看到，这座武官墓的墓碑中央有“诰封武显将军张公张如凤之墓”字样，两侧对联为“泽沛九重颁凤诏；荣封二品耀牛眠”。根据碑文显示，这名清朝二品武官生于乙丑年即1805年，死于庚戌年即1850年，其墓是他的两个儿子“记名简放总镇坚勇巴图鲁张正全”和“即选从九蓝翎张正富”于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建成的。凤凰县*物文**局将对这名武官的具体生平作进一步考证。
将军墓
报道还说，墓中没有发现骸骨，也未发现陪葬品。凤凰县*物文**局有关专家根据现场迹象分析，可能在上世纪80年代墓已被盗。清朝二品武官墓的出土，为“南方长城”在明清两朝起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提供了有力佐证。
我们再东城门的右侧，看到了这座墓。凝视墓碑，觉得骸骨在不在，陪葬品在不在，都不重要了。神秘而又客观的墓碑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遐思与追忆，数百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很多事情，给了我们许多的联想空间，历史就在这一刻变得丰满而又厚重起来。
数百年前全石营营盘的操练场，如今却成了世界围棋高手“决斗”的地方。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南方长城2003年中韩围棋邀请赛”曾在凤凰县举行。相关单位耗资近20万元在全石营营盘建起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围棋盘，是标准棋盘的5051.83倍，边长31.7米，总面积1004.89平方米。常昊、曹熏铉等棋手前来下棋，千余观众现场观看，并且上百余家媒体报道和电视直播。据说，有业余爱好者为看上这场摆在古战场上的世界一流赛事，竟然花费一个多月时间徒步前来。真可谓，昔日硝烟未散尽，当下棋盘起事端。
修缮后的永兴坪全石营营盘，成了湘西旅游的一张名片，吸引着国内外人群前来抚今追昔，凭吊历史，对视“边墙”。
远去的烽烟
扒开历史的迷雾，眺望远古的烽烟，往往充满着的是野蛮而又血腥的一页。历史的进程也就是在这样的左冲右突和政治谋略的挟持下艰难前行的，而最后遭受不幸的往往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所谓“苗疆”，古藉中是这样界定的：沅江以西，酉水以南，辰水以北，湘黔交界以东广大地区，相当于今松桃、铜仁一部和湖南凤凰、花垣、吉首、保靖、古丈、泸溪、麻阳全部或大部。1940年，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中将苗疆地形分为“腊尔山台地区”和“溪河下游区”。两区分界恰为“边墙”。而当年修筑“边墙”并非有意依地形而筑。凌、芮两先生认为，“是因汉人的移殖苗疆，先占有东南部的溪河下游区，苗人退居腊尔山台地，凭险以守。”“边墙”是为隔离苗汉民族，特别是为隔离“生苗”、“熟苗”而修建的，是对“生苗”进行全面*锁封**的一道军事设施。有了这样一道设施，就把“生苗”围困在腊尔山地区。直到改土归流后的清康熙年间，“生苗”不得越过“边墙”谋生。即便在“边墙”之外，也受种种约束。湖南提督俞谟曾发布《戒苗条约》说，“如有执刀行走者，即系逆苗，拿获定行诛戮。”如内外发生纠纷，“尔杀我内地一人者，我定要尔两苗抵命;尔抢我内地一人者，我定要尔全家偿还。”对于这样一道“边墙”，苗胞当然恨之入骨，多次联合汉族人民将其摧毁。早在明崇祯年间，就因“寇乱苗叛，土墙踏为平地。”到了清康熙年间，“虽有边墙而倾颓已久，今不过仅存陈迹”。有人奏请修复“边墙”终因财力、人力不济，人心所逆，未能全面实施。“乾嘉起义”失败后，清廷采纳凤凰厅同知傅鼐的“治苗方略”，实行“屯田养勇，设卡防苗”，大修营汛屯堡。沈从文先生在1931年所著的《从文自传》中写道：“试将那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凤凰县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七千多座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
据说，明末清初，边墙外，“湘黔边腊尔山地区的生苗，大概在１５万人左右”。这“１５万生苗”，在明清的历史大事记中，反复、固执地出现。“直捣苗巢，掩杀过半”、“扑灭几尽”这样的字眼，屡见于有苗人聚居的地方志中。
边墙也好，屯堡也罢，作为*压镇**苗民起义，破坏民族团结的一种军事设施，无疑都带血腥味，但作为研究民族历史的实物资料，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特殊教材，却具有独特的*物文**价值。
事实上，据有关文献记载，大约在3000年前，苗族的先民就活动在长江中游的“荆楚”之地，唐宋以后逐渐从洞庭湖溯沅江西上，到达湘西和黔东这个历史上被称为“五溪”的地区。“五溪”因以腊尔山为中心，故又称“腊尔山苗”。汉人居住在沿河和河水流过的低地上，而苗族则多生活在深山野林之中。事实上，苗族的不断西迁和汉族的不断西进是同时进行的，而湘西凤凰一带便是苗汉文化的交界地带。
湘西苗疆的范围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总的趋势是由大到小，由溪河平原区缩到边远山区。据隆名骥先生考证，自明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到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的４５６年中，汉族人口猛增。在这种形势下，汉民为了解决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不断朝苗疆推进。于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明清苗、汉之间战事频繁。据隆名骥先生考查，为了*压镇**苗族人民的反抗，明朝政府把当地的苗民划分为两种人：一种叫生苗，即不服从朝廷管辖的苗民，被朝廷称为“不法之徒”；反之即是熟苗。明朝统治者对苗族实行划疆*锁封**，地域限为湘、黔、川3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规定“苗不出境，汉不越市”。苗疆以内的苗族人不入户籍，属化外之民。尽管如此，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因不堪忍受官方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民族欺压政策，仍然经常揭竿而起，举行起义，抵抗统治。对于一向粉饰天下太平的明、清王朝来说，自然不愿意看到这种争夺给他们的“天下大治”投下阴影，于是，为了消除这个久未弥平的症结，“苗疆边墙”便应运而生。
这便是“苗疆边墙”的最初由来。据清人严如煜《苗防备览述往录》记载，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认为营哨罗布，但苗路崎岖，难以阻遏窥觑，请求发帑金四万多，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自保靖，长三百余里。天启二年(1622年)，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令游击邓祖禹又修建了自镇溪至喜鹊营边墙六十余里。显然，这两项工程加起来也正好是将近400公里的长度。
炮台
正是为了持续统治，孤立和征服苗族，明朝统治者想出了这筑墙屯兵、分割统治的损招。据考证，南方长城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竣工于明天启三年（公元1622年）。城墙一般高约3米，底宽2米，墙顶端宽1米，绕山跨水，大部分建在险峻的山脊上；共有1300多座用于屯兵、防*用御**的由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仅凤凰县境内就有800多座。当地的地名也因此而大都以炮台、哨、卡、堡、碉、关、营来命名，如：亭子关、乌巢关、阿拉关、靖边关等。当时的驻兵一般约4000人至5000人，最多时曾增到7000人左右。
当年的“苗疆边墙”，有明代长城和清代长城之分。时代不同、路线各异。据地方史志记载，明代长城分3次修筑，但这道长城最终于崇祯末年（公元１６４４年）被起义的苗民一举踏为平地。清代对明朝修建的长城进行了两次较大的增补和修缮工作，这两次修筑的长城是连接的，共有100多公里。
巍峨的南方长城从未像统治者预期的那样固若金汤，从修建时起，几乎就注定了坍塌的命运。
据史料载，修建南方长城的主要力量包括驻军和当地民工，兵弁筑一丈给白银一钱二分，民工筑一丈给金银一钱八分。至少当地民工对于修建长城是不乐意的，有民歌这样唱：“好男莫去修边墙，拦山隔水路不畅。亲戚朋友不往来，好田好土变荒凉。”另一首民歌则是这样的：“好男要去修边墙，空垒空填争银两。打仗一推就崩塌，夺田夺土建粮仓。”由此可以看出，“生苗”也罢，“熟苗”也罢。只是统治者的强行区分，他们对修边墙推行的民族阻隔政策是十分反感的。而苗民一旦起义，边墙也成为摧毁的对象，这是南方长城没能保持完整城墙的重要原因。
南方长城荡然无存的根本原因却是民族和解、民族融合的浪潮。即使在边墙管制十分严厉的情况下，苗汉仍在偷偷地往来，通婚、贸易绵绵不断。乾嘉起义后，清政府顺应*意民**，逐渐采取安抚措施和开放政策。苗民不但可以在边墙两侧耕种自己的田地，还可以深入山区开发新田新土，封闭的腊尔山台地等苗疆腹地的经济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朝廷逐步开放边墙，充许苗汉通婚，进行贸易往来。科举考试时，还专门拨给苗人“边额”，以选拔苗族官员，而那些曾阻隔人民的长城，逐渐被当地苗汉人民拆了建房子、修田坎、填路基。如此上下一致的对于和平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最终将“苗疆边墙”形同虚设，几近废掉。
北方的万里长城已家喻户晓，但地处湘西的这一段长城却鲜为人知。当地老百姓脑海里留下来的也只是残破的边墙的记忆，对边墙的价值几乎是熟视无睹。这可能与“苗疆边墙”血腥的背景有关。
据凤凰县委宣传部干部杨志勇回忆，他小时候在廖家桥镇长大，那是一个大营盘，城墙有一个多人高，东、西、南城门都有，他还看见过城门上装人头的笼子和锈迹斑斑的铁钩。乡亲们建房子、修水库和渠道，都会就地取材，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就拆毁得差不多了。
石板寨拉毫营盘
石板寨：拉毫营盘
古老的“苗疆边墙”，走过风雨晦暗的岁月，走过寂寥冷落的日子，如今变身“南方长城”，并与北方长城遥相呼应，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历史从来不说谎，但并不能说历史不会“开玩笑”，也可能这就是我们所不经意间遭遇的传奇。南方长城沿线分布着不少血缘村落，滕、沈、田、龙是大姓，几乎每一段城下面就分布着一个家族，而400余年风雨的南方长城一直笼罩在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裙带之下，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独立的边墙文化圈。有人说，沈从文的故乡就在贵州省铜仁市的下寨村，即南方长城的最南端，然而沈从文的幼年却是在湘西凤凰，他的名篇《边城》之所以取名为“边城”，或许是缘于凤凰是边墙脚下一小城的缘故。
在湘黔边界上，在蜿蜒而下的南方长城下，坐落着一个原生态村子——“石板寨”。 这就是在众多关卡、碉楼、营盘中，有些名气的叫拉毫的古村落，它在我们的造访中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昔日的营盘，如今已变成苗汉错居的村寨，而居住的村民大多是当年驻扎在这里的军人后裔，一个200多号人的村子却有50多个姓……这便是民族融合的传奇，也是历史的必然。
拉毫是它的村寨名字，由于当年属于驻军的营盘，所以现在又叫拉毫营盘。在进入村口的牌楼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大字。拉毫营盘在凤凰县与全胜营，也就是全石营毗邻，原是“苗疆边墙”的一个汛，现属都里乡，包括坉上、营盘、店上、卡上四个自然寨。它得名于坉上山顶的屯堡，清朝时驻军于此。站在屯堡之上，东可俯瞰全胜营、凤凰厅城，南可远眺阿拉营，黄会营，北可遥望苗疆边墙外都里、廖家桥、落潮井的苗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从石板寨紧贴着拉毫营盘的城楼位置看，石板寨至少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由于湘西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这个从前不为人知的村寨渐渐进入了公众和游人的视线，如今已成为了解凤凰南方长城，乃至昔日“苗疆边墙”下苗汉等族人民大众的后裔们保存较为完好的原生态生活样貌不可或缺的去处，同时也是由湖南进入贵州去苗家村寨旅游的必经之路。
拉毫营盘现在除了坉上山顶的屯堡外，坉上本身的石头房屋也远近闻名。石板寨，也许只是今人给它的一个名字，因为这座坐落在青崖山坡上的村寨，全是利用湘西遍地的沉积岩，也就是当地的青石板搭建起来的。且不说拉毫营盘所携带的数百年厚重的历史，仅就其独特的建筑风貌，也颇引人走进、留恋与关注。走在石头寨中，一种很原始很纯朴的意味，总令人自然地想起南方长城的风烟，想起岁月的艰辛、想起历史的磨难……
过了牌楼，沿着一小而古老的石板台阶往上走上一段，便是在山坡中间高耸的营盘寨门，整个营盘被长城环绕。这里台阶陡峭，都是一片一片不规则的石板砌成，台阶两旁则是寨民居住的石板房，房屋的墙是用石板砌成的，连房屋的屋顶也是石板铺成的，房屋周围的篱笆更是用石板堆垒而成……眼之所见都是灰黑灰黑的石板、石头、石房、石篱笆、石栏杆……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原始的石头部落，一个有规则的灰黑的石板世界。
石板路、石板院墙、石板屋、石板猪牛圈、石板桌凳、石板长城，石板在这里不仅仅是石板，它承载着人们的生活，承载着一种文化，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每块石板厚的有20公分，薄的4、5公分，大小不等，上下两面都比较平整。在砌筑的时候，不用水泥砂浆之类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往上垒砌，赶盘压缝，中间空隙用小石片填充。这里的石板不易风化，如果不是人为破坏，每座建筑物都可以保存上百年。
石板寨拉毫营盘
寨里的村民不多，显得安宁清静，拐上好几个弯都不见一个人影。在这里，历史与石板似乎同质，都有着坚硬的表征。我们只有慢慢地走动，细细地品味，如此不停的驻足留恋和目光的浸淫，或许会等来那一幕幕的景致，令人惊喜与叹惋：一位老汉腰里斜插着砍山刀，肩扛扁担，吆喝着水牛，一前一后，不紧不慢地“塔、塔、塔”地从我们面前的石板巷道上走过；一位身穿苗族服装，浑身上下叮咚作响的苗家姑娘或大嫂，身背竹篓，轻盈地从我们的面前飘过，犹如历史上的一片云烟。所有这些，便会顿然将我们拉进久远的历史或者一种弥漫的民族风情点缀的景致。站在坡顶，可以望见南长城一直伸展到前方远山上。坡顶上有座城楼，门楼上有“拉毫营”几个字样；这里应当是从前*队军**的驻防之地了。
当下我们常常挂在口边的“穿越”，在拉毫营盘却可以随时感受到。不仅仅因为这里的长城，更因为这里的人们。我沿着环绕村寨的城墙顶部通道，走到村寨与向远处延伸的长城衔接处，发现拉毫营盘与古老的村寨是合二为一的，而右侧的坡下，便是铺展出去、大片大片的稻田。从拉毫营盘往前伸展出去的长城直达前面的另一座山头，然后消失在遥远的天幕下。就在这一段长城的中间，却有着一个通道，犹如八达岭长城的豁口一样，便利与长城两侧人们的交往与来去。
此刻，我正看到两位身穿蓝衣、头顶黑色围巾围成的圆形装饰，有说有笑地穿过这个通道，走上了长城另一侧的田埂。冬日里的稻田有的保留着收割时的茬子地，有的蔓延着正在过冬油菜的片片绿色。
我想，无论是拉毫营盘，还是从我目光中走过的两位苗家大娘，或许，这里的长城就如他们身上的衣服，司空见惯中，即装饰了他们的历史，也装饰了他们的梦境。而沉睡数百年又醒来的南方长城，又开始装饰着他们的大地，装饰着的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