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惊魂的妈妈 (惊魂妈妈)

夜惊魂的妈妈,母夜惊魂的妈妈是谁

我们是熊孩子手里的鱼

-1-

熊孩子五岁了。

在他的反复纠缠下,给他买了两条鱼,配了个鱼缸。

从此以后,熊孩子把喂鱼当成头等大事。

他喂鱼很讲究,追求绝对公平:任何一条鱼都不能多吃,否则就会遭受惩罚。

但鱼儿不听他这一套,只要见着鱼食,就把嘴张成O形猛吞,弄得他无法计算每条鱼的吃食数量。

于是,他改变策略,每次固定数出六粒鱼食投进水里,硬性规定每条鱼只能吃3粒。

如果谁多吃,抢吃,他就用小手把它捞起来,晾在手心悉心教训。

“你不讲理,抢吃别人的,应该受到惩罚。”

“贪吃鬼,再这样我揍你。”

……

凡是贪吃的鱼他都把它放在地上,不让它回到鱼缸里。

于是,我每次都看到这样的场景:

鱼儿在地上痛苦地扭摆着身体,张着小嘴乞讨空气,双眼无力又惊恐地瞪着,显得异常可怜。

与此同时,他的眼中却充满了愤怒,小嘴里不停数落鱼的罪过,甚至用小鱼网拍打鱼儿,脸上的表情显得异常笃定。

此时这个肥嘟嘟的熊孩子就像上帝主宰着鱼儿的生死。

“上帝”不会因为鱼儿可怜放弃原则,直到他认为鱼儿已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鱼儿被赦免后,并未吸取教训,仍然一见到鱼食就狂吃。

于是,“上帝之手”再次入手抓那只贪吃的鱼儿。

那鱼儿自然要亡命逃逸,可鱼缸横竖不足一尺,“上帝之手”无处不在,它除了在“上帝”指掌下拼命挣扎、穿梭外找不到任何其他办法。

没几个回合,它就再次被“上帝之手”抓住,摔在硬梆梆的地板上。

如此循环数次,那条鱼儿明显不复先前之勇,变得萎靡不振。

即使把鱼食投到它嘴边,它也不再张口。

不久,它的身体失去平衡,斜悬在水中。

随后又腹底朝天,浮上水面,静默地死去。

而剩下那条鱼也随之变得落落寡欢,长期蛰伏水底。

不知为何,在那一刻,我突然联想到我母亲。

我母亲这辈子就像那条鱼,时刻受制于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

-2-

35年前,立夏,一个小雨霏霏的日子。

在武陵山区一个雾气缭绕的小村庄里,农忙的气息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坝子上,山脚下,竹林边……所有能看见秧田的地方都有人在插秧。

在蜿蜒委蛇的田埂上行走着的,也是挑着秧苗的村民。

那时,父亲在二百里外的工厂里上班,母亲已有十个月身孕,随时可能分娩,既弯不了腰,也下不了田,只能请人帮忙插秧。

那时,我们村请人帮忙干活不像现在——开口就谈钱,都是彼此换工。

我们村里把这称为换活路:也就是今天你到我家帮几天,明天我到你家帮几天。

不过,虽然大家不谈钱,但当天的伙食一定要比平常讲究、丰盛。

早上要搓大汤圆,要在半个拳头大的糯米团里塞上花生米、糖,或者包上青菜、豆腐干、肉丁。

中午要有酒有肉,菜式要丰富。

不能亏待别人,以免遭人诟病,以后不好请人。

为此,母亲不得不请婶娘来帮忙下厨。

但这样人手仍然不够,仍然要她跑前跑后。

差柴禾了,她就要举着柴刀到天井里劈柴。

火要灭了,她就要后仰着身子坐到灶孔边鼓起腮帮子吹火。

锅烧红了,她就要一手扶着腰,一手拎起锅铲炒菜

……

就在她将一锅炒好的菜装进搪瓷盘时,突然觉得肚子痛得厉害。

于是,她放下锅铲,一手扶着墙走进里屋,躺到床头。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用力喊叫。

那种声音比锅铲在铁锅里划过更让人难受。

弟弟因此吓得面无人色,屁颠颠跑到外面去了。

我也吓住了,不明白什么事能让坚强的母亲这样痛苦。

但我并没有跑掉。我只是局促不安地站在屋里,不知道如何分担母亲的痛苦。

隔壁的伯娘走进里屋安慰母亲,母亲却依然喊个不停。

于是,伯娘喊我去村里请医生。

外婆却叫住我,跟母亲的手说:“不怕不怕,使使劲就生下来了。”

外婆的话像有某种魔力,一句话就让母亲的喊声小了很多。

但过了一会儿,母亲又开始大喊,且变本加厉比先前叫得更厉害,连嗓子都喊嘶了,把在门外悠闲踱步的鸡子都吓得咯咯飞逃。

外婆只听了一声就皱起眉头,好像母亲的痛苦传到了她身上。

我做好了准备,只要外婆一下令,就飞身跑去请医生。

但外婆看都没看我一眼,倒了杯水放在母亲嘴边,说万一痛就喊吧,再喊两声孩子就生下来了。

母亲咕嘟嘟喝了两口水,润了润喊哑的嗓子。

这样一来,她的喊声比先前圆润了许多,但音质更加锋利,如同在砂石上磨过的刀刃,割得人双耳生疼。

后屋猪圈的猪本来一直在哼哼,这时却突然就安静下来。

外婆用热毛巾给母亲擦额头的汗,说,不怕,继续喊,再鼓鼓劲就可以了。

伯娘却忧心忡忡地说:“这怎么得了啊,要不煮两个鸡蛋在肚皮上滚滚看?”

外婆说:“来不及。”却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让伯娘赶快去煮。

可伯娘的前脚刚迈出门,就有一个婴儿的哭声从里屋传来。

呜哇——

呜哇——

婴儿的哭声非常响亮,让整座院子瞬间变得稚嫩而充满活力。

这个婴儿就是我的妹妹。

妹妹出生后,我家里有段时间总有红糖煮鸡蛋吃。

每次母亲吃不完都问我弟弟吃不吃。

我弟弟无论在哪里玩耍,一听说吃甜鸡蛋,马上撒脚丫子往回跑,好像屁股后有狗子在撵他。

有次他吃厌了,我抓起半个塞进嘴里,马上觉得一股腥味冲上鼻了,张口吐出来。

我因此开始讨厌家里飘着这种味道,觉得那种甜味太腥,无法忍受。

所以,我除了在家吃饭,睡觉,通常都在外面玩。

有时候,妹妹在太阳下的摇窝里坐着,母亲让我看着周围的鸡子,不要让它们啄她。如果狗在屋檐下刨虱子,母亲也让我把狗赶走,免得虱子跳进摇窝里。

我坐在门槛上,看见妹妹脸上皱巴巴的,头发都粘在头皮上,像个小老头儿,不由地替她难受,直皱眉头。

但没过多久,她的脸就变圆了,下巴就变成了双下巴。

她每次看到我,总喜欢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抓我的鼻子。

我当然不会让她抓到,捏住她的手,往她手心塞只小蚂蚁。

本以为她会吓哭,她却笨拙地把蚂蚁捏得粉碎。

我不服气,在鸡子抓过的烂泥里拉出一条蚯蚓缠住她胖胖的手指。

她却仍然不怕,双手一叫劲把蚯蚓扯成两段,还咯咯咯地傻笑。

弟弟说:“这怎么吓得到她?看我的。”从草丛里抓来只蚱蜢塞她手上。

但他手一松,蚱蜢就跳到对面草垛上去了,根本吓不到她。

我说:“她太小了,不会怕。”

弟弟说:“不可能,她肯定有怕的时候。”转身去田埂上抓来只蚂蟥放她手上。

蚂蟥在她掌心蠕动,爬出一道水迹。

但她仍然没有任何畏惧,抬手就往口里送。

我听说蚂蟥会吸血,会把人的肚皮钻破,连忙伸手阻拦,却看见一只皱巴巴的手抢在我前面夺走蚂蟥扔在地上,一脚踩成了烂泥。

顺着那只皱巴巴的手往上看,我看见外婆那张怒气冲冲的脸。

她用那种跟母亲有几分相似的尖声音质问我:“蚂蟥怎么能给妹妹吃?”

然后,用那只抓过蚂蟥的手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

“不是我搞的。”我捂着脸说。

“不是你搞的谁搞的?”

“是他。”我指弟弟,但他站立的地方早已没有人影,四下一扫,才发现他已屁颠颠跑到了牛圈那边。

我恨外婆偏袒妹妹,迁就弟弟,对我不公平,就故意气她,说她不是我们家的人,让她滚。

外婆很生我的气,向母亲投诉。我的眼角扫到母亲脸上的愤怒,知道她想揍我,连忙离她远远的。

-3-

八个月后,金黄的稻谷全归了仓。

坝上的水田里只剩下一排排镰刀割过的稻谷桩,被牛儿拉着犁铧一绺绺翻到地下,露出肥厚的黑灰色稀泥巴。

那天早上,白霜降临在坝上,把牛鼻子喷出的热气凝成白雾——升腾在蜿蜒的田埂上。

成月姐跑来敲我家的门,说乡里派人来抓我母亲了,让我母亲赶快躲起来。

理由是母亲超生,违犯了计划生育,要抓到乡卫生院去结扎。

——过去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鼓励生育,谁超生谁就要受处罚。

我母亲惊惊慌慌地锁了门,把我和弟妹送到隔壁伯娘家,把钥匙放伯娘手上,急匆匆消失在院子尽头的小路上。

她前脚刚走,就有七八个中年人走进我们院子。

那七八个人都穿着蓝色卡其布衣服,衣服上面有两个兜,下面有两个兜。

有两个人左上衣袋里还插着一只钢笔,一看就是乡里的领导同志。

但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一米多长、腕口来粗的木棒,显得与他们的气质很不协调。

他们当中一个年纪稍小的人,举手摸了摸我家门上那把弹子锁,向伯娘问我母亲的下落。

伯娘端起屋檐下的撮箕,说:“找不到嘛,有一两天没看到了,可能是回娘家了。”

另外一个年纪稍长的就让伯娘转告我母亲,说如果不去结扎,他们就派人来把我屋里的瓦片揭了,把猪没收了。

我当时站在伯娘身边,听见他这样说,觉得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就盯着他看,想记住他的脸,回头好告诉我母亲。

那个人说完那番话,打量了一下我。

我以为他要问我话,心里不停打鼓,琢磨该不该跟他撒谎。

但知看了我几秒,就把目光转向他其他人,招呼他们往河对面的朱家院子去。

我和伯娘随着他们走到院子边的柳树下,目送他们走到对面的河岸上。

伯娘这时叮嘱我说:“这些人是乡里的棒棒队,专门负责抓人的。前两天有个人还被他们打了。你不要跟他们说*妈的你**去向。”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很危险,开始担心母亲的安全,怕她挨棒棒队的打。

母亲走的那条小路,我曾经跟她一起走过。

那条小路通往后山,山的另一面是一马平川的稻田,稻田中间有一条笔直的河流,溯河而上就能走到外婆家,也可以到镇上坐车,翻过数十座高山去父亲的工厂。

如果母亲像平常挑担子那样,后脚赶着前脚,马不停蹄,她很快就能越过山梁,走到山下的稻田上。

那样她就有很多选择,不会被人抓到。

但我仍然担心棒棒队去后山追赶母亲,想去后山找她。

不过,我很快打消了这种念头。

因为这时天上下起了大雪——武陵山区就是这样,只要进入腊月,随时都可能下雪。这时的天色也很暗了,远处的山脉变得影影绰绰,过了一会儿,连院子外的树林都不再看得出轮廓,四野漆黑一片。

看到如此糟糕的天气,我很自然地就想起了外婆的话。

她曾经无数次恐吓我,说山上有豺狗,专挑夜里出来吃小孩。

所以,我去后山的念头到此戛然而止。

但与此同时,我对母亲的担心变得越来越强烈。

-4-

伯娘把油灯点燃,往火坑里丢了几根干柴,用吹火筒将火堆吹出摇曳的火焰,拿出针线来借着火光缝补。

她每缝几针,就把针头放在头皮上磨一下,好像这样能使针头更锋利。

我看着看着就想起了母亲给我们缝补衣裳的样子,更怕她在山上被豺狗吃了,再没人给我们缝衣裳了。

我站起起身来,找伯娘要手电筒。

伯娘说:“你要搞么子?我屋里没有手电筒。”

我说:“那你给我点个火把。”

伯娘一边眯着眼睛走针,一边没好声气地说:“外头漆吗卵子黑的,你去搞么子哦?”

我说:“我要去找我妈。”

伯娘说:“你一个细娃儿家去找么子哦找?当心豺狗。”

我说:“伯娘你跟我一起去。”

伯娘说:“后头山上啷个大,我到哪滴去找嘛?”

我拽她的手说:“走,伯娘。”

伯娘放下手里的针线,“你啷个嫩们(这么)犟,说哒外头乌漆抹黑的都嘛。”

我准备再拽她的手,却听见妹妹在哭,只好暂且松手,对妹妹说:“你莫哭,妈都没得哒,你哭么子哭?”

妹妹把手伸过来要我抱。

我正烦躁不安,哪有心思理她,准备给她一巴掌。

但我一想,她太可怜了,这么小就没妈了,不能打。

便从兜里掏出半个脏兮兮的玉米粑粑塞到她手上。

母亲曾告诉我,妹妹哭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尿裤子了,要么是饿了。

我想,现在这么晚了,她肯定是饿了,所以就给她东西吃。

这一招果然奏效。她一拿到玉米粑粑,马上一个急刹车停止了哭泣,把冰冷的玉米粑粑塞进嘴里猛咬。

但她的牙齿实在不敢恭维,只长了两颗,上面一颗,下面一颗,偏偏又没凑成对,隔得远远的,根本无法切碎食物。

所以,她只能用两排嫩黄的牙床去磨玉米粑粑,磨得满脸的玉米粒。

我只好从她手里抢过玉米粑粑,掰成碎末塞在她嘴里。

她便和着口水咕嘟嘟咽下肚里,那种馋相好像她一整天都没吃过东西。

可我只喂了几口她就又哭了起来。

我知道她还没有断奶,肯定是想吃奶,就跟她说:“你莫哭了,你再哭妈也听不到,所以你还是莫哭了。”

她却根本不听劝告,继续吹着鼻子泡泡干嚎。

我又想了个办法,用脚蹬她的摇窝,让她感觉像坐在水面上的船上一样。

不知道是她哭累了,还是我的摇动让她产生了睡意,她的眼皮明显开始打架,嘴巴虽然还瘪着却不再发现声音,随后她就挂着泪痕进入了梦乡。

火坑里的柴禾这时全烧成了红炭,已没了火苗,却依然烤得我双腿发烫。

我过了一会儿也渐渐脑袋昏沉,四肢无力,绵软地伏在摇窝边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从梦中醒来,发现我们三兄妹都躺在自家的床上。

我以为母亲回来了,喊了两声,却依然没人回答。

-5-

一整个星期我都没有看到母亲。

之后,父亲从厂里回来了,乡里计生办的人也来了,都围坐在我家的火炉边。

计生办的刘主任给父亲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母亲马上去乡卫生院结扎;二是父亲必须接受罚款,否则不给妹妹上户口,把我家的年猪拉走。

父亲听了他的话显得很生气,说她不想要女儿,母亲偏偏生个女儿,要把女儿丢进粪坑,就当没生过。这样谁都不用找他缴罚款。

刘主任一听,觉得他态度有问题,就说要整材料上报县里,取消他的工人资格,让他回家修地球——务农。

父亲在工厂上班,工资虽然不高,但到底比在农村轻松,听刘主任这样说,便缓和语气表示愿意接受罚款。

但双方随之又在罚款数额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刘主任说:“罚款六百,限一星期交齐。”

父亲说:“六百拿不出,一两百块钱没得问题。”

刘主任说:“那你这态度还是有问题。你还是不愿配合。”

父亲给每个人倒了一杯开水,又递了一圈烟,说他肯定愿意配合,就是对这个价格无法承受。

他说:“如果生的是个男娃儿,让我出五百,我不得说半个不字。但问题是现在生的是个女娃儿,我本来都不想要,你们偏偏开这么高的价,我真的是难以接受。”

计生办的另一个女同志语气较强硬地说:“既然是罚款,肯定要罚狠点,要不然起么子作用?”

刘主任则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你也晓得,我们也是端了这个碗,要服人管。给你的罚款额度是上级指示过的,不是我们随口喊出来的。”

父亲说:“你们来罚款当然是要按照政策,但这个额度确实有些让人吃不消。”

刘主任就说:“那这样,你各人说罚多少钱?”

父亲就伸出一根指头,“一百块钱的话……我比较能承受。”

计生办所有人嗤地一笑,“一百块钱?你也好意思说出口,还不如我们直接把猪儿拉起走。”

父亲想了想,伸出两根指头,“两百嘛,两百可以了吧?这个价不低吗?”

刘主任嘿嘿地笑出声来,“同志,你要搞清楚,我们这是罚款,不是菜市场买菜,两百块钱啷个说得过去?”

父亲仍然摇头,“你们确实要考虑一哈,这个价格高了……我着实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刘主任沉默一阵,“这样吧,时间不早了,这个事情我们都不磨了。我们还要到对门院子上去。一口价,五百。少这一百我们帮你跟上级去反应,行不行?要不然我们就只能按先前的来。”

在那个年代,五百块钱着实不算小数目,很多家庭全年的收入也只千把块。

父亲听到这个数字,依然做出很吃惊的样子,仍然没有松口,仍然跟他们杀价。

当时,外婆坐在门口,妹妹坐在外婆膝头上,弟弟偎在外婆胸前,我站在屋中央,一起看着父亲与计生办的人像赶集买卖牲口那样讨价还价。

许多年后我想起这一幕,依然觉得脊背发凉,觉得苦难的母亲、幼小的妹妹、乃至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在那一天夜里被他们的谈话稀释得一文不值,感受到一种莫大的耻辱与茫然的无助。

我甚至清晰地感觉自己就是熊孩子掌中那条微不足道的鱼儿,在命运的波涛里翻滚颠簸,在无常的世事里惊慌失措,却又无力挣脱。

(作者:wangcy365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