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经文是翻译过来的，佛经在印度原本也存在着真伪问题，所以有些译本也存在着极大的问题。就不足为怪了，据史料记载，佛史上有多次结集，佛教历经数百年的努力，透过四次的结集，不断演绎，增删，三藏盛典始告完备。第一次结集是由大迦叶主持，“经藏”由阿难诵出，“律藏”由伏波离分八十次诵出，称为《八十诵律》。此律成为最初的根本的律藏，而后演化出《四分律》、《五分律》等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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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五分律》记载，第一次结集有富楼那等数千人，因不满大迦叶对戒律的保守行为，认为大迦叶自利，就辟场所进行内容不同的经、律结集，相对于大迦业等在七叶窟内的“窟内结集”，称此结集为“窟外结集”。释迦牟尼传道45年，在他的一生中，不知接触了多少人，说过多少次法。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除了初转*轮法**等少数几次外，他的说法大都是针对某些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事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应弟子及其它人的要求，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从许多经文中就可以知道这些，但佛氏一生并没有写过一本成文的著作。是以口传的方式在弟子中相传的，既就是口传。有记忆偏颇与传承的讹误是在所难免的，因而第一次结集出现分歧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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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结集”，就是弟子们在一起念诵经典的意思。我们翻开佛经，一般都是以“如是我闻”开头的，然后再说明佛说法的时间、地点、对象、原因等等，这就是会诵的形式的反映，从第一次结集开始，佛教开始才有了相对成型的经典。结集出来的经和律便成为了佛教典籍的基本构成元素。现在普遍认为第一次结集时形成的最初佛经是可以信从的。但是是否形成了完整的经，律，论三藏尚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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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后来分成了许多派别，每个派别为了争取自己的正统地位和权威性。都把自己这一派的经典的产生上溯到第一结集，都在编造对自己有利的传说，都不足为信。虽然有第一次结集。但仍然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传诵。没有形诸文字，在传播的过程中又都是以方言、俗语来传承的，没有统一的标准语，而古印度是多民族、多语言存在的国度。再加上个人理解的不同和差异，以讹传讹，甚至人为篡改，这也是佛教走向分裂的真实写照。据典籍记载，早在阿难在世时，就开始出现了对佛典的篡改之举，阿难虽然纠正，但已无能为力。实际从公元前370年到公元150年，一共520年。这五年佛教的主旋律就是分裂，这一时期的佛教史非常乱，分出来的部派有四十多派，各个派别所保留下来的典籍，对分裂的次序，原因，说法不一，再加上理论上的纷争，更是造成佛教史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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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看佛教在中国的情况，在中国隋代以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不集中，译文不统一，翻译时的记录又不完备。再加政治局面不稳定，翻译时出现混乱，真伪，甚至于弄虚作假的情况时有出现。所以后学者要对译家，译时。译地进行核实、考证，不能盲从盲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受到原文译本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伪书的影响。比如《大乘起信论》的影响就比原文译本还大。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词不达意尚且存在，更何况译文不可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意义。因为翻译者水平的高低，对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译文的理解难免会有偏差，再加语境的差异。佛经完成译文之后在传承的过程中，古代又多是传抄，又会出现二次伤害。
随着中国佛学家对佛学研究越来越深刻，理解越来越到位，后期的译本就相对于前期而言。准确了许多。如唐代玄奘翻译有《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这两本关于因明的著作，他是第一次把印度的因明介绍到中国来。当时的吕才就写文章同玄奘的门下辩论，“生因”“了因”问题。因有两类：“了因”和“生因”。原无而被启发出来的叫做“生”，已有不明显而使之明显的叫做“了”。可见，当时学者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当高了，他们求真的心也可见一斑。所以后学者在研究佛教哲学时研究佛教哲学时要谨之又谨，做到有理有据，不可以讹传讹。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中国哲学思想纵横（第343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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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利著作：《吉祥如意经》、《大华般若波罗妙法经》、《大圆满经》《明月照千江》、《德道经》、《大道汜兮》、《大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