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某年,一匹快马星月兼程,从安徽桐城赶到1000公里以外的京城,将一纸书信带给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张英将信拆开来一看,很快便洞悉了始末因由。
这封信由张英的老母亲所书。信上说,隔壁吴家仗着儿子经商发了财,造房时越过原先的边界,将围墙砌在了张家的地基上。与之理论,诉诸县衙,县官两头都不敢得罪。老太太气不过,就给张英写了这封信,要他出面解决问题。

张英略一思索,当即修书一封,托来人捎回。
数日之后,老夫人收到儿子回信,信中只有28个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老夫人阅罢,长叹一声:“活了一大把年纪,竟不如我儿子明白!”她与家人一商量,主动让出三尺空地,以示不争。这之后印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宽容的人总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吴家本来听说张家人跑去京城告状,每日处于不安之中,待到听说了张英回信,看到了张家人的举动,随即推倒院墙,也让出三尺房基地。
原本宽窄仅够一人侧身通过的小巷因张英一纸书信,变成了六尺宽的大巷子,此事在当时传为美谈。

古人有言:“处己何妨真面目,待人总要大肚皮。”张英将这句话牢记于心,落实在行动上。康熙曾给张英下过一个定论:“老成敬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风。”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而同僚们对于张英的为人也是心悦诚服,敬其厚重,服其良善。
张英不仅处事、为官故此,在教育子女时更是以身作则,循循善诱。为给子孙后人灌输“吃亏是福”“宽以待人”的思想,张英专门写了一本书以作家训,名为《聪训斋语》。在书中,他千叮万嘱,要求儿孙做到谨饬、俭素、谦冲、读书勤苦、乐闻规劝。正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其子张廷玉、其孙张若霭皆为朝廷所重,侍值内廷。

如今,再度翻阅旧时的史书、典籍,我们会发现张家的家风不仅影响着张家人,也曾对其他人产生过深远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曾国藩。曾国藩在教育子侄时,就曾表示自己为人处世深受张英影响。终其一生,他对《聪训斋语》更是推崇备至,甚至将它与康熙的《庭训格言》相提并论。
曾国藩与张英,隔着100多年的时间,骨子里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谨言慎行,比如俭以养德,又比如殷殷劝读……而这些东西,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具有可贵的价值。
从现有史料来看,曾国藩历经半世宦海浮沉,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可说是位极人臣,然而就是这个位极人臣的曾大人从未因自己位高权重而迷失本性,始终奉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行事准则,始终克勤克俭,过着艰苦朴素的日子。
在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年代,曾国藩无疑是另类。身为一品大员,却以“做官致富”为耻。生活之清苦,与贫家无异,每日简衣素食。别人见他有福不享,纷纷劝他:“这又是何苦呢?”曾国藩回答:“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他除了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兄弟子侄远离奢华。他告诫曾家子弟,出门不准坐轿子,不准骑马,不准穿华服,不准使奴唤婢,耀武扬威,否则严惩不贷。他儿子曾纪泽从家里赶去看他,他说行事要低调,不可报其名号;他的小女儿曾纪芬某日有客来访时穿了件花衣裳,此事被他絮叨多年。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严格要求,他的三个儿子、五个女儿都继承了曾家俭朴、勤奋、好学、孝悌的优良家风,且绵延数代,直系子孙没出现过一个纨绔子弟。
曾国藩始终坚信:“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是以,他看重子女的品行修养和治学态度远胜于他们的当官才能。清代理学大家太常寺卿唐鉴曾写过一副对联给曾国藩,联云:“不为圣贤,则为*兽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曾国藩对此甚为赞赏,后在收入文集时略作改动,即成了我们熟知的“不为圣贤,便为*兽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一十六字被后人奉为圭臬,梁启超、梁漱溟、闻一多在律己或者教子时常作引用。
家训是一个家族前辈的人生经验和智慧的小结,亦是刻录在血液里的格言。
如果说曾国藩治家深受张英影响,那么梁启超治家也从曾国藩身上得益颇多,尤其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务实态度,梁启超最是喜欢。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史专家,梁启超称得上是饱学之士。然而与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不同,在教育方面,他鲜少为儿女设置条条框框,而是将自己与子女放在同等位置,信任并尊重他们的选择。子女考试考差了他也不责怪。旁人劝他不可放任太过,否则将来难以有所大成。梁启超潇洒地回答:“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寥寥数语,一位开明父亲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种开明的家风贯穿于他与子女相伴的日常。当梁思成长到14岁时,梁启超想让他到山东的德国学校求学,却不知道孩子心里的想法,也就没有擅作主张,而是以商量的口气写信给妻子,云:“思成往青岛,彼愿否?”待到梁思庄要读大学了,选专业前征求他的建议,梁启超建议女儿报考生物学为主科的专业。但信寄出,他马上就后悔了,深恐自己扰乱了女儿的治学之路,火速补寄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喜欢什么就报什么,别听老爹瞎咧咧”。后来,梁思庄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了一名图书馆专家。
当然,梁启超留给儿女的印象不只有开明,还有爱国。他每与子女相伴,都会同他们讲民族英雄爱国的故事,希望他们长大后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综观梁启超的9个子女,个个了得,人称“一门三院士,九子皆精英”。九个子女七个留学海外,学有所成后无一例外选择回国报效,显然,这与梁启超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家风对于一个家族的意义就像细雨之于草木,细雨润物无声,却能滋养草木,让其茁壮成长,家风亦然。梁启超虽未留下专门的家规家训,却用他的数百封家书,用他的言传身教,将爱国情怀与开明家风融入了梁家儿女的灵魂里。
放眼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这样的故事其实传递了同一个道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大处,即是国风。